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加氟的人不得不一再解释他们的提案，就氟化物的有效性和毒性反复进行说明；因为，那些吹毛求疵的反对者根本就没有打算以某种方式来解决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不解决那些问题，让加氟问题本身悬而不决，正是反对者所希望的：既然有不确定性，就必须慎重行事；不确定性拖延不决，就必须始终慎重干脆，什么也别做！
值得注意的是，加氟反对派中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作者，譬如利尔、希尔曼和史密斯，他们总是躲躲闪闪不肯明确说氟化物具有毒性。如果他们说出来，本来是可以把他们的看法当作认真的假说对待的。相反，他们攻击加氟化物政策，言词总是含糊不清。他们说什么氟化物可能有毒性，它也许有害，它的作用有可能具有危险或者有潜在的不利因素。利尔、希尔曼和史密斯绕来绕去，最后总是重弹老调：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还应该再进行一些研究工作；可能有会新的证据出现。
于是，公共卫生当局不得不承认，他们不能担保，在任何地方都绝对不会有任何人出现中毒反应。正如本杰明·保罗所指出的，要证明一个否定命题是非常困难的：〃对骨骼或肾脏没有损害，因为至今没有检查出有那种损害。这样的反驳并不能完全排除在将来仍有发现那种损害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就是科学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它其实是在把两类科学推理方法放在一起作对比。实验科学或者说试管科学是要发现和证明因果关系。因为这一类方法可以人为安排实验条件而且有关实验可以重复，所以它的结论常常是坚实可信的。然而，流行病学本来就源自另一类科学推理方法，即统计学方法。在这一类方法中，充其量只能出现高水平的概率。即使流行病学方法处理的是大数人群，要达到百分之百肯定的绝对结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人们要求肯定，但他们只是得到了概率。对于那些正在为添加氟化物得不到绝对安全保证担心的男男女女，当公共卫生当局老实地承认尚存在着少许不确定性时，那当然会被看成是推卸责任。人们知道的那种不确定性纵然只来自极少的摄入剂量，然而，就是那样一点剂量，已足以消除人们对支持添加氟化物的统计学结论的全部信任。最后，我要提一下布赖恩·马丁对我所分析争执的另一方所作的阐述。我详细介绍了反对加氟化物的人对待科学权威和科学知识的态度，而马丁则对支持加氟化物的人如何对待反对方的论点进行了剖析。譬如说，他认为他们攻击对方带有偏见，而且他们串通起来弄虚作假。我虽然不同意他的权力理论，然而却欣赏他关于〃争夺信誉的斗争〃的论述。科学和意义
倘若投票人能够把经验的东西与无形的东西截然分割开来思考，那或许是件好事，但也不一定。也就是说，在遇到科学知识问题时，用科学标准来判断；在遇到善与恶对抗的问题时，才用道德标准来判断。伯纳德·莫斯勒、朱迪思·莫斯勒、本杰明·保罗和哈维·萨珀尔斯基就是这样希望的。他们在一一列举出反对加氟的人在一场关于现实问题的激烈争议中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以后，建造了一个三问题模型来说明美国加氟争议的现实状况。那个模型包括三个部分，两个部分属于科学问题，一个部分是现实问题，那已经意味着应当把科学问题从现实问题分离出来加以考虑。他们的三问题模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氟化物争论发生后不久，两位莫斯勒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提出了那三个问题。保罗的1961年的文章，在发表该模型的同时，还介绍了《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ocial Issues）为研究加氟问题公民投票出版的一个专辑。萨珀尔斯基的文章刊登在《科学》上，就像是宣告关于加氟问题的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将要告一段落，该文读起来好似关于该研究课题的权威性总结。
然而，要把与文化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科学问题清理出来，毕竟不会如此轻松。例如，有效性问题就是主张加氟者的难以攻破的诉由，因为它有坚实的经验依据。然而，氟化物虽然能减少龋齿，但是科学业已证实龋齿既不会传染，也不会致命，那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健康属于个人私事，那是早已为尊重个人自由的美国信条所确认了的。于是，一条有力的科学解释就这样在更强有力的一种文化辩解面前变得相形见绌了。再来看科学的安全性问题：氟化物有毒吗？在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定的那个小组委员会于最近提交出关于氟化物的报告之前，早就有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科学资料。可是，正如阿诺德·格林所指出的，由于有一种罪恶阴谋和精神反抗的意识在火上加油，为维护个人尊严而与失去人性的官僚对抗的冲突是如此强烈，那种冲突已经同安全性的科学问题混杂在一起，以致许多老百姓都推定氟化物是毒药。有这样的武断，当然是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一条推理思路自由是宝贵的，官僚们是冷酷的，等等。然而这样的文化论点并不孤立。相反，有两种现存的科学现象在为它加油鼓劲。第一种现象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在反对加氟的人当中，少数具有科学身份的人会比赞成加氟的他们的全部同行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些人即使是无名之辈，平庸之才，没有声誉，甚至在科学界只是极少数，这都无妨。真正要紧的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科学身份把这些文化上的争执带进了科学事务，他们在用科学的语言声称氟化物是有毒性。第二种现象是科学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由于存在着这种现象，让科学承认反对氟化物者的精神价值便更为容易。说〃氟化物也许有毒〃，简单几个字，就远远抵得过说〃据我们所知，氟化物没有毒性〃，因为前者毕竟能拿出几个人的科学证书、几个希腊或拉丁语专业术语以及几条科学引文，看上去总算有一点根据。这时，美国公共卫生署和美国牙科协会一类科学权威以机构名义发出的声音则常常显得软弱无力，无法让人们改变看法。就这样，由于存在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和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科学同时也在为反对添加氟化物的人服务。支持添加氟化物的人对此无疑会感到沮丧。在他们看来，前者冒充了科学权威，后者歪曲了科学知识。如果他们起初曾以为科学具有某种智力完整性，以为科学统一在一个知识和价值的结合体中，那么，他们现在便该知道，原来科学是可以被割裂开来的，在一场科学争端中同时用于支持势不两立的对抗的双方。
第六章 瘟疫
在发现艾滋病及人类免疫缺损病毒的头几年，除了公认的科学和医学权威公开发布的正式看法，尤其是美国政府作出的说明，还有人就这种疾病提出过种种其他理论，它们同样也对公众产生了影响。这是因为，政府的科学家当时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病因所作出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尚带有试探和假说的性质，而且并不全面，但人们对于艾滋病却已经十分恐惧。公众急切地希望政府能够告诉他们，艾滋病毒不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政府的科学家既然不能让他们放心，许多人就宁可听信可以消除他们疑虑的其他说法。
丹尼尔·福克斯（Daniel Fox）把当时的情况描述为一场医学权威危机。在全美国，政府支持的科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通过治愈传染病甚至消除某些传染病提高了千百万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这件事给人印象深刻，以致于许多美国人竟以为美国的医学科学可以攻克任何一种传染病。然而，正是由于拯救了通常是在青年的和中年时期遭受到病魔袭击的那许多人的生命，进入老年期的人大为增加。这样一来，容易患上关节炎、阿尔茨海姆氏病和其他慢性病的人自然也相应增多，可是医学对于这样一些疾病却无能为力。不幸的是，仍然有许多医生、科学家和消费者不顾这一事实，以为传染病可以治愈，对待慢性病便盲目乐观。他们低估了慢性病的顽固性。在他们看来，医学可以治愈一种疾病，为什么就不可以治愈另一种疾病？
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艾滋病终于提醒人们，不论对于慢性病或传染病，医学权威都是有局限性的。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但是它却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治愈，甚至无法加以控制。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必定会让不少人长期地受到折磨。
回顾历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回头来看艾滋病早期的情形，那是混杂着无知的一出让人既悲又喜的悲喜剧。按照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的叙述，迟至1982年5月，旧金山的许多男性同性恋者还固执地相信这种疾病是由不良的环境因素引起的。他们认为，既然病因来自饮水，来自空气，或者来自酒吧间空气离子发生器的某个机件，那么它就该与同性间的性行为毫无关系。流行病学家则在〃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答案，疑点集中在毒品和性行为，尤其是兴奋剂和杂乱性交。如果是那样的话，艾滋病便只是一个会对个人造成危害的并不十分严重的问题，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同性恋圈子中通过〃改变行为〃的简单做法来加以解决。对它不必惊慌，也不必担心致命的病原体会在广大的人群中蔓延开来。然而，大多数公众并没有放下心来。S·C·康比（SCbie）指出，美国人喜欢夸大受到传染的危险，似乎一切传染病都像肺结核那样容易传播。既然把艾滋病与其他传染病譬如梅毒和流感归入一类，那么，其中有些疾病传播起来是否比另一些疾病容易便不重要，因为〃传染〃就意味迅速传播和蔓延。此外，大众媒介在涉及健康和疾病问题时，早就有进行耸人听闻报道的传统，习惯用最可怕的言辞来描述每一种新发现的疾病。关于艾滋病的通常报道自然也是旧习不改，一方面强调异性性行为也是危险的，想当然地错误解释一些新的科学假设，令人谈虎色变；另一方面又极不负责地告诉公众，马上就会有能够创造奇迹的治疗方法问世。
结果，艾滋病在公众中造成一阵恐慌。政府的科学家当然责无旁贷地应当尽快拿出办法来平息这种恐慌。按照登尼斯·阿尔特曼（Dennis Altman）的说法，〃迄今为止，医学都未能就艾滋病找到一种治疗方法或者一种预防手段，美国人对此可能特别气愤。他们一直相信，只要肯花钱，什么事情都办得到，因此他们要追究这种流行病拖延至今的责任，怀疑政府是否真的想遏制艾滋病。〃
美国的医学部门当然没有闲着。到1983年，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那些人便已经找出了人类免疫缺损病毒传播的所有途径，他们的法国同行也于1984年2月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病毒。接着，从1984年到1987年，政府支持的科学终于就艾滋病取得了一致看法。我把这种一致的看法称为〃正统范型〃，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知识和信念：1。病原学：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原体，它破坏人体的T4细胞，从而损害免疫系统，让受侵害的个体容易感染上其他疾病。
2。流行病学：人体免疫缺损病毒通过体液交换传播，主要是血液、精液和阴道分泌物。差不多导致所有感染的这些主要传播机制都与性活动（不限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共用针头静脉注射毒品、输血和分娩（婴儿生产时的母子接触）有关。3。预防：因为对于艾滋病尚无法治疗，因为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传播同某些行为联系在一起，所以，控制这种流行病需要通过教育和规范行为来防止已经受到病毒感染的体液的交换。提倡〃安全性交〃，尤其鼓励使用避孕套，注射针头必须消毒清洁。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医生和科学家仍然让公众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既不能治愈艾滋病，也无法加以控制。相反，在80年代中期，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感染率每12个月便要增加一倍。政府的预防策略是引导公众有一种居间的态度：既不掉以轻心，也不要过分紧张；非常关注艾滋病，却不要恐慌。对于许多人来说，向他们传出这样的信息真是过分微妙了。一些人仍麻木不仁，另一些人则因害怕被传染在传媒的夸大报道影响下惊惶失措。还有一些人恐慌和麻木兼而有之：害怕通过偶然的接触患上艾滋病，然而又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譬如说使用避孕套。再一种复杂态度是怀有敌意的猜忌，主要出现在那些了解艾滋病的活动分子当中。他们怀疑负责消除这种流行病的政府中的科学家道德败坏。在兰迪·席尔茨的那本题目为《下面听乐队演奏》（And the Band Played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