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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警告说，召开反对拉罗契倡议的群众大会本身就是对公众健康的威胁，因为其中有许多同性恋者。正是鉴于这些和其他一些理由，加利福尼亚一位法官作出裁定：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到处递送说明材料意在制造一种〃恐怖，作用极坏〃。更直接的挑战，则是对那些不赞成拉罗契的人进行一系列的人身攻击和恣意诽谤。马修达·克里姆（Mathilda Krim）博士，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的创始人，被指控在法国搞恐怖主义活动。萨克拉门托县高等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福德（James Ford），因为批评过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和删除过它的说明材料中的内容，被指责为是〃一名滥用职权的不合格的法官〃。拉罗契把他〃动议64〃的反对派统称为〃反文化分子中的阿赖斯特尔·克洛利（Alaistair Crowley）和奥尔德斯·赫克斯利（Aldous Huxley）式的人物，……他们为这种反文化（摇滚乐、性和毒品）编造了合法根据。〃
大量的科学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赞成拉罗契，都被扣上骗子的帽子。加州医学协会的主席被说成在搞欺骗，疾病防治中心则被指控扣压昆虫传播的证据。〃那些说'偶然接触'危险性很小的人都是在说谎。他们全都犯下了在医学史上的一个最恶劣的掩盖真相的罪行。〃拉罗契说，一般说来，大多数研究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人和大多数卫生官员都在说谎。战略2：抬高和神化拉罗契
声称拉罗契有超常的见解，采取了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或者直说，或者暗示，说他与世界科学界的一些主要专家和主要领导人有亲密的关系。在拉罗契先前的出版物中就一直这样讲。例如，在1986年的运动中，拉罗契就宣称：〃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医学界一些主要人物的报告〃，而且〃因为我有幸对国际科学界施加影响，所以我通过那种影响组织了支持艾滋病研究的工作〃。第二种形式，说拉罗契凭着自己的天赋，本人就是某些科学领域的第一流专家。他暗示，那些领域的成果在不远的将来将会是最重要的科学知识。他会见《新政治家》（New Statsman）编辑人员，告诉人们他是研究〃非线性光谱学〃、〃光学二重物理学〃和〃黎曼物理学〃的一流专家。
在把拉罗契树为神奇的领导的两种说法中，总是语焉不详，十分含糊晦涩。例如，他与之联系的世界领导人是谁，总是不提姓名。又如，据说他掌握有的那些科学知识的类别，只给出了长长的专有名称（譬如〃有丝分裂确定的细胞重建过程〃），却既不对名称背后的知识作一点说明，也不指出它与哪些主流科学问题有关，包括艾滋病在内。玩弄高深科学术语这一套把戏，在他与《新政治家》的交谈中表现尤为突出。（在1983年他的自传中，有8页解释拉罗契的科学理论，把他称作〃科学行政长官〃。）可是，正是拉罗契个人的神秘身份光环才使得他不同于政府的科学家，后者都具有传统的、合情合理的，或者说明确的身份。战略3：强调离经叛道者的科学能力
表明支持〃动议64〃的那些人有很强的科学能力，一个策略是抬出拉罗契的某些同伙的合法的科学或者医学身份。根据展示的合法证书，〃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的9名成员中，有6名医学博士，1名理学博士，1名哲学博士。它的组长沃伦·J·哈默曼（Warren J。Hammerman）和〃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的主席库西诺·冈帝（Khushro Ghandi）没有说具有这一类身份，但是，除此遗憾，别人便不能议论特别工作小组和行动委员会尽是一些精明的业余人员。第二个策略是充分利用科学现实中的那些可视符号。作为〃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运动宣传材料的一份主要文件，它出版了一本有24页的小册子，书名是《投〃动议64〃一票拯救你家庭成员的生命》。该书前12页，给出了15幅图表。图表后面接着就是附录，包括了四篇议论，标题是〃宣誓证言1〃、〃宣誓证言2〃等等。（这些议论是早先福德法官开庭时拉罗契一伙提交的文件。）他们在法庭之外把这些议论称作〃宣誓证言〃，读者有可能会以为它们具有等同于法庭证言的特殊真实性。第三个策略，故意对反对派的异议视而不见，反而借用反动派的声誉，说什么反对〃动议64〃的人曾私下里表示同意拉罗契关于艾滋病及有关病毒的理论。例如：詹姆斯·琴（James Chin）博士（加利福尼亚卫生局传染病室主任）曾与〃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的主席有过一次私人会面，那以后，该主席就宣称琴博士私下里同意他关于强制检查和检疫的观点。琴博士对此的回答是：行动委员会歪曲了他的意思，当时因为是私人交谈，他不便断然驳斥行动委员会。
〃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的约翰·格雷霍兹（John Grauerholz）博士引用巴斯德研究所金克劳德·彻尔曼（Jean…Claude Chermann）的话，说这位科学家已经证明昆虫可以把人体免疫缺损病毒传播给其他人。彻尔曼提出抗议，说根本没有这样的证据。
在准备收入《投票人手册》（加利福尼亚通常在公民投票前散发的指导手册）的一篇声明中，〃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说：〃大量的研究〃，包括彻尔曼的工作在内，都支持昆虫传播的理论。高等法院的法官福德针对加利福尼亚州秘书马奇·冯·欧（March Fong Eu）的报告，裁定必须把这些旨在误导的假东西删去。自封机构科学权威的最后一个手法，是在陈述科学问题时使用具有绝对肯定和绝对真实意义的词汇。拉罗契说：〃毫无疑问〃，昆虫传播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昆虫传播这种病毒〃是彻底证实了的〃。他还断言：〃美国和西欧的每一个著名医学机构都知道称为艾滋病的这种致命的疾病会通过'偶然接触'传播开来。〃〃动议64〃的启示在1986年选举日的前三个月，《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说，公众中有近半数赞成对患艾滋病的人实行隔离检疫。那年10月份，即距选举日不到一个月，《科学》透露，大多数人尚未就〃动议64〃作出决定。当1986年11月加利福尼亚的投票者纷纷赶到投票站时，〃动议64〃获得了稍多于200万张投票，为总投票数的29％。
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在那次表决中，拉罗契的动议及其代表的科学理论无疑是失败了。但是，正如先前的民意测验所表明的，那样的投票结果并不坚实可靠，并非肯定如此。必须注意到，在1986年秋季，拉罗契和他同伙中的一些人，曾在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因信用卡欺诈和其他嫌疑受到过大肆报道的调查和审判。倘若没有那些法律程序正值加利福尼亚运动期间分散了大量精力，他们本可以有更多的金钱和人力投入到支持〃动议64〃的事件中去。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动议64〃或许会得到更多的赞成票。在1986年投票后相隔一年，有一次关于〃艾滋病知识和态度〃的全国性调查，发现有41％的被调查者〃认为，你非常可能或者也许可能因带有艾滋病毒的人朝你咳嗽或者打喷嚏而染上艾滋病〃。1986年加利福尼亚那次投票过后不久，〃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马上又征集到70万个签名，成功地再次把拉罗契的倡议列入1988年春季初选中的表决。那一次，拉罗契的倡议获得了32％的支持票。（尽管那次的净总票数低于1986年，因为参加初选的投票人本来就比普选时少得多。）
作为一个文化事件，这个运动使得林顿·拉罗契名声大震，大大提高了他本人和他关于艾滋病及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理论的知名度。最明显的，拉罗契及其同伙为加利福尼亚州制定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政策加上了思考期限。他们的运动使各州和全国都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制定强制检查和非自愿检疫隔离政策。电视台主持过一些关于〃动议64〃的正反双方进行辩论的节目，那无异于提醒我们，对于那些政策阐述的理由值得我们像反对者那样加以重视。虽然不是支持〃动议64〃，电视台节目却给予拉罗契理论一定程度的尊重。就这样，拉罗契一伙又加重了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迷茫。而且，赞成与反对双方两次关于公民投票的大范围炒作，其后果是加深了对林顿·拉罗契的偶像崇拜，他被描绘成一场科学论战中的一位中心人物。
〃动议64〃无疑借助了共同恐惧症、害怕传染以及其他一些情感，因此，1986年的投票反映了不能加以分割和量化的多层意义。但是，发起那场公民投票的人是把他们的观点当作一种科学理论提出来的，而且也是用那种理论的合理结论来说明他们要推进的公共卫生政策的。同时，他们发动那场运动，也依靠了宣传他们的政策的科学依据，依靠了林顿·拉罗契和〃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的名声，还指责了政府科学官僚的无能。〃动议64〃事件无论如何是一个解决科学问题的民主程序，哪怕大多数科学家都觉得那个动议背后理论的科学价值是微不足道的。
在促成拉罗契动议的各种各样策略中，有一些多少属于传统手法。有两个具体策略，即断言科学权威支持拉罗契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理论（亮出〃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成员的医学博士和理学博士头衔）以及利用科学现实中的可视符号（〃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宣传材料中的图表），其实都是常见的手法。在关于科学政策的公开争议中，像这样亮出头衔和借助图表，是极其普遍的。另外采用的方法，则十分罕见了。神神秘秘地暗示拉罗契是一位具有特殊作用的科学领导人，喜欢歪曲别人的反对立场借用反对者的声誉，动辄诽谤拉罗契的对手，这些决不是科学家能够料到的自树科学权威的做法，即使在非常激烈的公开争论中也从未见过。这样一些策略，使人记起加里·道勒（Gary Downey）观察到的〃美国文化中科学家在公众面前身份的系统不明确〃。作为抽象物的科学机构是强有力的权威，但是在一个公开争论的问题上持独特立场的科学家个人，要想建立起他们个人自己的信誉，那是极其艰难的。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把科学的组织机构所具有的精神权威用来为自己撑腰，同时又竭力否定对手有这样的资格。结果，每一派都总是要一再说明自己在科学上具有权威性。同样，迈克尔·穆尔凯（Michael Mulkay）也认为，因为科学资料是向各种各样的解释公开了的，所以作为有专长的见证人的科学家就不必参与到那些争端中去。
总之，什么都可以是权威，但对科学的理解却很少相同，因此在每一次新的争论开始时，各派都是从零开始重建自己的信誉。任何人都有机会去说服公众，科学特别青睐他的精神理论或者政治模型。在我看来，在80年代中期，由于政府无力阻止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蔓延，公众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争论，都是这种情况。不过，拉罗契及其同伙发动那场运动的方式是那样地不合常规，它暂时地改变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科学权威的格局。首先，〃动议64〃运动扩大了辩论的范围，拉罗契的追随者们才得以提出他们的主张，同时诋毁政府官僚们的意见。其次，那场运动损毁了对立面的信誉。拉罗契的反对者们尽管有各种学位和头衔，尽管在科学机构中担任不同职位，在教育加利福尼亚公众相信关于艾滋病及其病毒的正统范型方面原已经十分艰难了，再让他们不得不面对人身攻击、无耻的诽谤和〃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歪曲他们的谈话，那么这项工作就更加难以进行了。〃动议64〃运动出现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但也反映出另外一些更深刻的问题。科学被看作是超越文化和历史的，因此它应该有能力解决有关自然现实的争端。但是，科学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存在着联系，这是割不断的。在〃动议64〃运动的场合，这种联系体现为利用科学的常用符号以及其他策略，包括伴随那种科学亚文化而生的某些诡计。这一现实情况告诉我们，绝没有始终如一的文化法则可以把在科学争端中起作用的策略加以限制，让科学家感到满意。
最后，这些文化条件也不是静止不变的。科学权威既然那么容易采取花样如此众多的战略和策略来自封甚至制造，那么，对于科学就不会有能够稳定下来乃至加以确定的共识。相反，只要我们的民主程序让那些来势汹汹向机构科学权威进行的反正统挑衅一次又一次尝到甜头，那么，这样的文化困惑还会变得更糟。
第七章 希望
面对能源危机，有什么解决办法能够比可以产生丰富而廉价电力的技术手段更好呢？那只能是既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