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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15岁出嫁太早了。在她那个时代，女人的任务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抚养成未来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轻易就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界执行人员。
她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为了孩子们的远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对抗。我和弟妹们深知她为我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尽我们所能，做到无愧于她，更不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长子，在我稍大时，她便开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决定。所以说早在少年时代，我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这倒教会我平时遇事如何做决定。
第三章 学业竞争的对手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
外祖母对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要我跟其他渔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学校上课。学校设在一栋木屋里，地面是坚实的泥地，屋顶盖上亚答叶。教室只有一间，里面摆了用木头做桌面的课桌和长凳。还有个房间，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华文老师的家。学生年龄从6岁到10岁，都用同一种简单的课本，一齐跟着老师诵读。按说我们学的是华语，但大概是老师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话比华语多。事实上他根本没教，只叫我们跟着他背词语，也不解释词语的意义，即使解释我们也听不懂。
我向母亲诉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见。但母亲当时只是个22岁的少妇，外祖母却是个48岁的经验丰富的家长，养大了两次婚姻所生的九个子女。她决心让我受一些华文教育，于是把我送到离家一英里，在如切台的浚源学校。我每天走路上学。这所学校像样得多，是座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大约有10间教室，水泥地面，学生每人一张书桌。每班35到40个学生，6到12岁不等。但是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巴巴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舅父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受的不是华文教育。
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1930年正月我转到直落古楼英校。学校离我家也是一英里左右，在我家的另一边。我仍然走路上学和回家，不只走的方向不一样，学校也有所不同。这是一所政府小学，只用英语教学。老师说话我听得懂，不费多大气力便有所进步。学生多数是华人，有三几个印度人，一些马来学生是从直落古楼马来学校转来的。
小学生活平淡无奇。我还记得开运动会时，操场上挂满彩旗，放着栏架，用喇叭筒宣布优胜者的名字，然后颁奖。我没得过什么奖。最热门的体育项目是足球，我光着脚漫不经心地参加。马来学生是天生的足球员，踢起球来比华族学生强得多，一般体育项目他们也占上风。华族学生学业成绩却比他们好，特别是数学。
我从一年级读起，跳了一级就读l号，只用六年时间读完本来要七年才读完的小学，5号班结业就参加全岛会考，争取进入政府中学①。1935年临毕业那年我更加用功，考到全校第一名。莱佛士书院录取了我，这所书院只收最优秀的学生。
外祖母患上肺结核
但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外祖母患上肺结核，病得厉害。这件事标志着我的童年生活时期结束了。外祖父外祖母住在我们隔壁，外祖母常常咳个不停，晚上隔着板墙也听得到她的咳嗽声。她越来越瘦，头发也灰白了。诊治外祖母的西医最后绝望了，说她已时日无多。家人讨论该怎么办。家中受过教育的儿子，年龄最大的是庆和舅父，他同意请马来巫医来尽人事。据说马来巫医有本事治疗病入膏盲的病人。
请来的巫医年龄50岁上下，身材瘦削，留着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个性很强。他给外祖母作了检查后，告诉舅父和舅母们还有办法。他给了些草药和符咒，为外祖母祷告。几天后外祖母似乎好了些，也精神起来，但仍然咳嗽。病情好转后又恶化，反复了四个月，直到同年9月。有一天外祖母情况严重恶化，晚上家里人赶紧把巫医请来。他给外祖母治病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他让外祖母俯卧着，掀起她的上衣舔她的背部，每舔一下就吐一口血样的东西到盘子里）舅父起了疑心，拿起盘子端详，说那东西像血。巫医舔了10分钟后，外祖母沉沉睡去，也许是昏迷了。
巫医告诉舅父，必须安抚鬼神。第二天晚上须在屋前的花园里演马来戏，还得供奉水果、鲜花和加入姜黄的椰浆饭。供品须放在一艘微型马来船上面，从实乞纳海边送进大海。两天后马来戏上演了，马来演员在哀怨的马来笛声和奇特的鼓声伴奏下跳起祭舞，看得我目瞪口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莫名其妙，心里不禁恐慌起来，甚至产生不样的预感，下意识觉得外祖母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人间。
就在同一个时刻，一伙人带着载了水果、鲜花和椰浆饭的微型马来船，走到200米外的实乞纳海滩。两小时后，负责督促我读书的庆喜舅父跟大伙儿一起回来了。他说小船送到海上漂流了60米左右就翻覆沉了下去，巫医说是鬼神们不高兴，外祖母很快就会咽气。第二天，1934年10月9日，晚上9点45分，外祖母去世了。
当时我11岁，不大相信别人的看法。后来上中学念物理和化学，读到西医西药创造的奇迹，就对自己所看到的情形产生怀疑。把从外祖母背上舔来的血吐在盘子里，是不是施魔法骗人？但在西医束手无策之后，巫医却能让外祖母多活四个月。巫医怎么能在一两天前就预言她会去世呢？这个谜我始终解不开。因此，每当有人告诉我其他巫医做了些什么，我总得想一想。
外祖母是维系大家庭的纽带。她去世之前，两个阿姨出嫁了，搬了出去。由于我将就读的莱佛士书院坐落在市中心，每天从直落古楼去上学很不方便，父母亲这时也决定离开这个大家庭。他们向一户印度人家租了纳福路28号的房子。那是一座新的小浮脚楼，屋脚是砖砌的，也分成前后两部分，后半部是厨房、储藏室、车库和户外厕所。我们1935年底搬进去。第二年正月书院开学时，我们已经住在市区了。
当年莱佛士书院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校，现在依然如此。书院是以创办人命名的。1823年4月，莱佛士在离开新加坡前几天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说，新加坡有好几所教儿童读可兰经的马来学校，一所教会学校和三所以不同方言教学的华族学校，由于人力物力不集中，这些学校都办得不出色。他准备设立一所学府。关于这所学府他曾经说过：“我相信上帝，设立这所书院也许是教化数百万人，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方法。”
在会上，莱佛士提出了三大宗旨：教育当地高层人民的子弟；为有需要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提供学习当地语言的途径；收集散落在各处的当地文献和传统的资料，以便了解当地的法律和习俗，目的在于帮助当地人。
他拨出一块靠近海边的土地，立即动工建校，但是到1830年校舍还没建好，就弃置一旁。尽管开始时情况很不稳定，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它却发展成为最杰出的学校，培养了一小批知识丰富的杰出学生，其中好些获得“女皇奖学金”，到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和其他英国学府修读医学、法律和工程。
1936年，我和来自15所政府小学的大约150名高才生进人了莱佛士书院。录取标准以成绩为根据，学生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民族、各阶层的子弟，有些来自马来半岛。早期校长是英国人，办学方式模仿英国公学。我被分配到一座“宿舍”，就像在寄宿学校那样。“宿舍”共有五座，全以历届校长命名。英国公学有真正的宿舍，学生跟舍监住在一起；莱佛士书院是日间学校，没有宿舍。尽管如此，校方鼓励我们建立“宿舍”精神，板球、足球、撤揽球、曲棍球和田径等运动，都是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比赛的。
学校的课程大纲，是为应付在英帝国各地举行的剑桥初级文凭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而制订的。学生分别在15岁和17岁应试。采用的课本尤其是英语、英国文学、英帝国史、数学和地理，是英国殖民地通用的，相信是改编自英国学校所用的课本。所有科目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多年后我遇见来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偏远岛屿的共和联邦领袖时，发现他们也用同一课本，接受同样的训练，而且能够同样引述莎士比亚戏剧里辞藻华丽的段落。
中学分四个等级：6号、7号，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我不算太用功，但数学和科学很好，英语基础很扎实。6号班结束时成绩中上，升上7号A班。念7号期间，我不费多大力气也能进入前三名。上课时我还是不太专注，靠偷看坐我旁边的同学张家良的笔记赶上老师的进度。家良笔记写得很工整，但会用双手盖住不让我看。他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当年的级任老师是印度人坎波斯，他在我的成绩单上写下了赞扬与鼓励的话：“哈里李光耀决心出人头地，他可能在一生中身居高位。——M．N．坎波斯”
全校第一也是新马第一
我升上剑桥初级A班，那是成绩最好的班级。级任老师英国人格里夫是个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长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为人和蔼可亲，快30岁了还没结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没有种族成见，多半是因为在新加坡这个殖民地生活的时间不长，还不晓得必须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保持英国的支配地位，英国人认为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在格里夫教导下，我的英语进步了许多，成绩不错，在剑桥初级文凭考试里高居莱佛士书院榜首。这次考试由剑桥大学命题，也由剑桥大学改卷。参加这样重要的考试，在我还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莱佛士书院奖学金，一个是陈若锦奖学金。两笔奖学金共35O元（海峡殖民地货币②）。我买了一辆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有三个变速齿轮，全链罩，风光地骑着上学，只花了70元。更妙的事还在后头呢。我专心致志要在剑桥高级文凭考试中出类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开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澳大利亚籍老师科茨在我最后一份成绩单上写道：
“以他的级别来说，李见多识广，与众不同，脑筋非常灵活。他充满热忱，精力充沛，前途无量。
——C．H．科茨”
莱佛士书院的岁月，使我心情欢畅。功课固然应付自如，我也积极参加童子军活动，打板球，偶尔也打网球、游泳，还参加过好几场辩论。但是我从没担任过学长，总学长更不用说。我生性调皮捣蛋，老师往往发现我心不在焉，有给同学写字条或是模仿一些老师说话的独特习惯。有位印度籍科学老师讲课沉闷，我曾在实验室里画下他秃了一大片的后脑袋，给校方逮着。
有一回校长麦克劳德处罚我。他为人公正，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有一条校规规定，学生一学期迟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猫子，不是什么云雀，早上总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个学期里第三次迟到，级任老师叫我去见校长。颁奖日我领过多次奖品，也得过多次奖学金，校长认得我。他不是在训斥我一番后就让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张椅子上，隔着裤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为什么极力反对体罚，我始终不明白。体罚并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什么伤害，实际上对我们也许是大有好处的。
不管怎么说，我在学习认真对待生活。父母亲告诉我，他们的两个朋友分别当了律师和医生，日子过得不错，自己开业，因此没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