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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当时英校的学制是:小一,小二;1号,2号,3号,4号,5号(相当于小学):6号,7号,8号,9号(相当于中学)。
②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发行,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流通于马来亚和新加坡。因新加坡当时也称石叻坡,所以它又称叻币。
③马来联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吡叻、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四个马来土邦组成,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驻扎官驻于各邦。
④马来属邦(Unfederat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五个马来土邦组成。于20世纪初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顾问官驻于各邦。
第四章 来了日本兵
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
1941年12月8日凌晨,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日本飞机空袭新加坡。当时,街灯居然还亮着,空袭警报也没响,等到投下的炸弹爆炸后街灯才熄灭,警报才响起来。谁都没料到日本会发动攻击。
我跟我的同学一样,认为英国无论如何是不会被征服的。所以,跟全世界作对的德国人吃败仗,只是迟早的问题。他们入侵苏联,势必陷人泥沼。像其他学生一样,我们的消息来自新加坡的英文报纸。主要的英文报《海峡时报》为英国人所办,它的读者各民族都有。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马来亚论坛报》只有本地人阅读。此外,大约还有10份华文、马来文和印度文报纸,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大,我也没阅读。我的同学都受英文教育,他们当中很少人能够阅读这些报纸。作为学生,我们心里所想的不是关于战争的问题,而是想着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顾,那些抵制日货的华族爱国分子可能会把他的耳朵割掉。
华文报纸对战争的可能爆发,倒是让读者在心理上有较好的准备。从1940年12月起,《南洋商报》便不断刊登有关战争的不祥消息和评论。1941年10月,它发表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马六甲海峡南端,很可能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而且推测日军为了更靠近新加坡,才挥军进入越南。l1月该报报道说,进兵泰国,是日军准备采取的下一个步骤。这份华文报赞同让战争蔓延开来,使日军远离中国,越远越好。由此看来,该报的读者不像受英文教育的读者那样,在心理上毫无准备。
危险的征兆
可是,快到12月时,一些明显的危险征兆就出现了。
1941年12月1日,总督宣布马来亚武装部队实行总动员。
在做动员工作的人当中,有几位是莱佛士学院的教师,包括吴庆瑞,他是海峡殖民地义勇军团的成员。许多班级宣布停课,我和同学们却依然一点也不惊慌。我们把这一切当作战备的一部分。这也可说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向日本人表明,如果他们胆敢挑起战火,那是愚蠢的。
1941年12月4日,《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是“舰队的到来,产生极大的鼓舞”。原来两天前,即12月2日,英国最主要的两艘军舰——战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战列巡洋舰“驱逐号”——航抵新加坡。我们不禁有些得意洋洋。这两艘战舰可以保证英国在远东不出岔子。
政府和报纸忽视日本的威胁,究竟是出于愚蠢或是过于自信?我认为是英国对敌人的力量和本质一无所知。英国人和本地人深信白人有其优越性,黄种的日本人不可能向白人挑战并得逞。诚然,根据记录,马来亚英军总指挥官白思华将军的几名副官,曾经要求兴建防御工事,例如在新加坡岛北部和新柔长堤另一端的柔佛,挖掘战壕和设立路障。但事实是,谁也不相信日本人会那么鲁莽,敢跟英国人较量。如果他们真的动手,定会惨遭痛击。后来,我们发觉日本人不但准备同英国人和荷兰人较量,而且还准备跟美国人一较高低时,的确感到莫大的震惊。当时的英国和荷兰被欧洲战事拖累,根本无法招架。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我在古鲁尼路莱佛士学院E座宿舍睡觉时,突然间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战争终于开始了。根据第二天报纸报道,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市区,炸死60人,炸伤130人。报纸也刊登了牛车水一带房屋被炸毁的照片。可是,空袭的新闻只是轻描淡写,新闻检查压制了新闻的报道。后来,我们听说日本飞机也轰炸发巴港的码头、三巴旺的海军基地以及登加和实里达空军基地。
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都异常激动。那些内地来的学生,马上准备乘火车回家去。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新加坡将成为日本攻击的主要目标。回到马来亚乡下,可以避开日本轰炸机,比较安全。院方和学生一样不知所措,谁也没有做过应付这种局面的准备。两天后,我们听说12月8日那天,日本军队已在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登陆。这么说来,马来亚也难免战火之灾了。
不出几天,学院里的学生宿舍几乎空无人影,教师也停止讲课。院方要求学生挺身而出,组成医疗辅助服务队莱佛士学院分队。我志愿加入这支分队,每天从纳福路住家骑脚踏车到三英里外的学院值勤。当局没给我们提供制服,其实他们也没有时间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每人分得一顶头盔和一块臂章,上面印着红十字标志。我们每个月得到少许津贴,大约60元,工作是每天24小时轮班,每六人编成一组。莫里斯·贝克是我这一组的组长。他是一个欧亚裔学生,来自彭亨州的金马仑高原,比我大两岁。1940年他跟我一起在C座宿舍寄宿。起初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因为英国已经对日宣战,实际介入真正的战争而感到紧张刺激,同时很难抑制内心的兴奋。
然而对英国来说,战事并不顺利。12月10日,也就是“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抵达新加坡之后的第八天,它们竟在关丹附近海面被日本轰炸机炸沉。原来这两艘军舰向北航行时,没有军机掩护。消息传来,真叫人难以置信。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如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日本帝国海军挺进呢?
两艘军舰被炸沉之后几天,政府医务局宣布征用莱佛士学院,并把它改设成一所疗养院,收容两艘被炸沉军舰上伤势较轻的水兵。身为历史教授的学院院长戴尔就成为疗养院的非专业监督。我们在医疗辅助服务队里的职务仍然保留着,但是在12月份,再也没有炸弹掉落在莱佛士学院分队的救护范围内,我们也没有奉召到其他地方去救护和收硷伤亡者。值班的时候,我时常坐在走廊的围栏上,眺望夜空和那一道道搜寻敌机踪迹的探照光束。但是,空袭次数减少了。原来日本战机集中在北马前线,只是偶尔南下轰炸新加坡。
不久,有些消息从马来亚传来。有的说英国部队在前线溃不成军;有的说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骑着脚踏车沿马来半岛南下,穿过树胶园,用小船和舢舨在英军防线后面登陆,迫使更多英军后撤。大批白人家庭,包括种植园园主、平民和他们的家属,开始越过新柔长堤来到新加坡。有权势有地位的亚洲人举家老小也在逃难,只是他们没有露面而已。他们可能寄居在亲戚朋友家里,要不然就是静悄悄地从丹戎巴葛码头乘船离开新加坡,以免因协助英国人或是捐钱给中国,支持抗战而遭日本人报复。
到了1月,日本军队已靠近柔佛。日本战机也开始夜以继日地大举轰炸新加坡。一天下午,我在武吉知马村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医疗辅助服务队的几支分队的成员,乘坐由新加坡电车公司巴土改装的救护车赶到那个村子时,一颗炸弹刚刚掉在警察局附近,有几个人死伤。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流血、受伤和死亡,真叫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凛然不屈的精神
同一天上午,所有英国军队都从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岛。苏格兰高原兵是在他们的风笛手吹奏着《高原少年》的乐曲声中,最后列队越过新柔长堤的。当时只剩下两名风笛手执行这项任务,表现了他们凛然不屈的精神。这使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英国人面对战败的厄运时,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英国皇家工兵接着在柔佛那一边的长堤上炸开一道60米宽的缺口。但是,他们也把从柔佛输送饮用水到新加坡的大水管炸断。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
我所属的医疗服务分队,是在2月8日(我记得是这一天)上午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当时,戴尔教授召集所有队员,并问有谁自愿负起危险的任务。莫里斯·贝克和我,还有其他几名队员自告奋勇。我们乘坐一辆救护车,沿着武吉知马路赶到武吉班让。这里离北面战线大约七英里。我们到达时,看到眼前的小村庄在蒙受轰炸和炮击后,陷入火海之中。我们走入一片树胶园准备进行救护工作时,莫里斯·贝克看到一颗没爆炸的炸弹,弹尾露出地面。要不是他及时叫我小心,我很可能踩个正着。
我们救护一名20岁出头的华族女郎。她的左股骨断了,腹股沟还有一道伤口。我们必须用夹板夹住她的大腿。为此,我们不得不把她的中装裤子脱下,然后给她上夹板。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对一个年轻女郎做这样的事。她神色茫然,露出震惊的样子。我们又搜寻到几个伤亡者,然后救护车就高速驰往欧南路中央医院。
一天早晨,我戴着头盔和臂章骑脚踏车回家时,看到一列军用卡车停在史蒂芬路。站在卡车旁边的,是一些身材高大,头上戴着宽边澳大利亚军帽,但脸色异常沮丧的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士气低落,而且有点惊慌失措。我停下来问他们前线离这里有多远,一个士兵答道:“全完蛋了,把这拿去吧!”说着就把手中的武器推给我。我大吃一惊,难道就这样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我婉言拒绝接受他的武器,并且安慰他说,只有在战事结束时才能定输赢。然而对这批澳大利亚士兵来说,这场战争他们已经认输。我不晓得他们经历了多少个可怕的日子。
战后,我从书报上得知当年有几旅澳大利亚军队在乘船前往中东途中,转到新加坡来。他们刚好在新加坡沦陷前三星期到达,立刻被派往马来亚内地抵抗日军,结果很快便被击溃而撤回新加坡。
这时,我父亲在巴株巴辖任职的蚬壳石油公司通知他要立刻疏散。巴株巴辖在新加坡以北大约100英里,靠近马来亚西岸。父亲在那里担任油库监督。他在新柔长堤被英军炸断之前,驾着奥斯汀牌的小汽车回到新加坡。我们仍然希望号称东方堡垒的新加坡能守得住。我相信仗一打起来不免会有许多死伤,但是,英国人将会挖壕固守,最后我们就会得救。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了2月第一个星期以后,日子简直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过——我心里越来越觉得新加坡并不是马耳他,它哪能顶得住日军的长期围攻?
整个殖民地弥漫着战败的气氛。日本军队从柔佛发射过来的炮弹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越上空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连忙起飞,但却不是要迎战敌机,而是为了避免在地面被击毁。原来日本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精巧灵活;英国的战斗机速度慢,机身笨拙,它们绝不是日机的对手,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平民,尤其是妇孺,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我们听过一些传闻,说他们怎样在丹戎巴葛码头争先恐后地挤上剩下的几条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当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我母亲同父亲讨论有关应变的良策。她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我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我告诉她说,我准备留下来看守纳福路的房子,这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站值勤。我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留下,我们的园丁许忠祜将会陪着我。他身兼人力车夫,从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学放学都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