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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论述。他指出，我们对方法论的重视超过了本体论。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现象。本体论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原性课题。中国人应该去阐释国际关系的“体”是什么，并进而创造自己的基本概念、话语和逻辑，只有这样才可能打破西方或美国的“话语霸权”或“文化霸权”，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57
看来，讨论正在走向深入。在厘清一些基本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寻找理论建设的突破口。哪些概念、命题有可能经过发展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成为近来众多学者思考的重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而且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
王逸舟指出，冷战结束之后，各主要国家都在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为新世纪做各种谋划及准备。只有系统深刻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对这种范围广泛的“外交转型”中的许多具体、突出的问题加以梳理和说明，在理论层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说才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口号。58
梁守德提出以“权利政治”为主题构筑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他认为，必须在国情与世情（世界形势）的集合上铸造中国国家特色。世界最大的世情是各国日益增长的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同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国情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两大主要矛盾有相似之处，主要任务相同。从这个汇合点出发，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特色创新”，应以“权利”为新视角和新主题。权利政治在冷战后已上升为主要地位。权利（人权、民族自决权、国家主权和“球权”）是人类的共同要求，是合法的权力和利益。如果说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权利政治则是理想同现实的结合，是合理合法的力量政治，因此把握“权利政治”的内容和实质是“中国化”的关键。59
秦亚青也曾指出，国际政治有“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的趋势。60梅然认为应加强对国际秩序的正义性等问题的规范性研究，这与“权利政治”也有相通之处。梅然还指出，建立“中国学派”，最重要的是独立地提出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外交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中国学者绝对有可能享有最高学术权威，在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个焦点的今天，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必然会引起国际范围内的极大关注。61
要建立“中国学派”，显然必须加强对共有知识、即共同构建和承认的概念、术语和话语体系的积累。同样，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成果和研究基础，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对此，李义虎提出了一个具体构想。他认为，国际格局的概念和理论反映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理性主义逻辑，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提供了某种便利。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具有“中国学派”的特征：（1）大量使用有自己特色和语境限制的现实主义概念，如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两极化，它们与时代、主题、基本矛盾、力量对比和综合国力等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学派的理论范畴和特殊话语体系，尽管这更多地局限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2）我们的理论偏重于与外交政策的联系，有将外交政策理论取代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将二者混淆起来的倾向。（3）国际格局理论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特征，使之关注宏观问题而忽视微观问题。（4）国际格局理论强调格局发展的不平衡或动态平衡，这与西方现实主义把结构视为静态的观点有很大区别，如能充分挖掘可以发挥其优势。（5）国际格局理论强调基本矛盾对国际格局的决定意义，这也是西方理论所没有的。总之，我们的国际格局理论既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许多局限，如能吸收各家之长加以发展和完善，是建构“中国学派”的一个很好的视角。62
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围绕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展开。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根本方向，是下列三者的有机结合：一是“中国问题”、中国价值取向、中国情感甚或部分的“中国话语”；二是世界各项基本潮流和中国的健全发展方向；三是对西方理论思想的广泛学习和有选择的借鉴。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现状而言，尤其需要强调以“中国问题”为主，同时对适宜相关问题研究的各种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富有内在逻辑地、有所侧重和有所限度地兼容并蓄。在他看来，这个道理对于研究实际问题和构建理论本身都是适用的。63
秦亚青更是将能否确定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产生直接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见解。他在一篇题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的文章中指出：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派可以产生于局部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在不同社会文化中能够出现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或理论学派，但理论学派也需要符合通则性标准，不仅能够解释局部范畴的社会现象，也能解释世界范畴的国际社会现象。生成这种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理论的核心问题。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而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英美理论的发展历程表明，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主导着研究议程。中国国际关系学要想产生重要的理论学派，必须建构理论的核心问题。如果理论的核心问题符合三个条件（它是独特的、具有学理意义并具有前瞻性），就有可能建立原创性的理论。按照这三个标准，他认为“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将这个问题理论化，就是将一个上升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大国和平社会化的过程理论化。中国是否可以和平融入，什么条件可以促成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对于中国具有什么含义等与这一核心问题有关的具体问题，应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重要部分。他认为，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中国学者日益意识到的经验性问题，但我们尚未有意识地去考虑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与学派建立的关系。有了对核心问题的自觉，才能有理论的目的性自觉，这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64
五、几点评论与思考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说围绕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已经尘埃落定。事实上，无论人们采用何种标签，无论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目标和理论途径有着怎样的歧见，都无法回避这场讨论所触及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是否应该、更重要的是如何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块学术园地里浇灌出自己所心仪、同时也为世人所欣羡的花朵，为中国的富强提供智力支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人的思想与智慧？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化”是一个永远不会有终点的过程，因为我们总会面临国际政治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也始终必须面对世界各国学者就此所提出的各种新理论和新观点。
交流与争鸣是学术进步的动力。围绕“中国特色”这个议题所展开的讨论，对于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自我反省，思考和厘清借鉴与融合、继承与发展、古今与中外、理论与实践、求真与致用等等之间的关系，检视已有的成绩和存在的缺陷，明确努力的方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过去近20年来几代学者围绕这个议题所提供的思考和建议，厥功至伟。正因为如此，笔者将这场讨论视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一个值得回顾、总结并不断“续写”的重要篇章。
从讨论的进程看，中国学者的理论水平在逐步提高，研究的深度、广度、规范性和科学性都在不断增强。但毋庸讳言，在讨论的早期阶段，有些看法还比较粗浅，甚至难免还带有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套话、“官腔”比较多，“看上去很美”，政治上也很正确，内容却比较空泛，缺少新意。辩证地看问题自然不错，但这不能成为含糊其辞的理由，“既要”如何，“又要”如何，但重点、难点、轻重缓急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试图左右逢源，面面俱到，却让人抓不住要领，遑论“狠抓落实”。当然，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曾经长期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与外界的联系、对国外学术状况的了解一度也非常有限。在重新起步之初，有这样一些问题也不难理解。相比之下，今天的进步不可谓不大。
但笔者也感有许多问题仍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尤其是一些与“中国化”的目的和途径有关的问题。在此姑且以几组关系为线索，做一点粗浅的评论和思考。
1、“中国问题”与“全球意识”。
讨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比较强调前一方面，对后者似乎缺乏充分的思考。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关注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理论家们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具有普遍性，更多的则与有关国家自身的处境、需求有关，而非西方世界的处境和需求经常并不在西方理论家的视野之内。因此别人关注的问题有时未必就是我们应该的关注问题。“中国化”的题中之议，就是使外来理论与本土资源都服务于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个目的。65但理论家除了立足于本国的利益与需求，还必须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价值还必须与人类共同的问题、经验与价值结合起来。
这种全球意识或世界眼光，在今天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个大问题。如今我们不仅早已摆脱被动挨打的处境，更因为迅速崛起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那么，心态、抱负、气度、眼界应该是大不一样了。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对外部世界、外来因素似乎也无需过多心存疑虑了。但关于“中国化”问题的有些议论，似乎仍然隐含着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本位”意识，未脱传统“中体西用”的窠臼，尽管那个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体”在今天究竟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得清。70年前就有人指出，“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66
另一方面，崛起中的大国，意气风发自不待言，但我们的理论追求在强调自我关照的同时，可否多一点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普世情怀？我国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能否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愿望，甚至也不单凭物质力量，还需要有世界眼光和国际威望。当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国民仍在为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事件喝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今日的中国人应该具有怎样的“世界观”？“我们要做怎样的大国？”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如果每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完全基于本国利益的立场来立论，那么理论之间如何进行“科学”对话？如果理论完全受控于“身份”和“立场”，岂不成了各自主观愿望的言说？国际关系不能被共同的价值、规则、法律所规范，而只是一个世界、各自表述乃至互不相容，这正是世界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学者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研发”出种种“中国制造”，还应当意识到，自己是在与全世界的学术同行一道共同参与新的世界政治文明的塑造。我们一直反对作为西方文化霸权产物的中西二元对立模式，但某些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诉求，是不是也隐含着某种中西二元对立的立论模式？其实中西观念、中西思维方法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并不存在一个均质化的“西方理论”或“美国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并非是一个全面的真实概念，更非绝对的指引。“下一代”国际关系理论集群应是更广泛的人类智慧的结合，是个人价值与人类价值对国家价值的奋力超越。67
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关乎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