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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最后一个条件；就是期货市场的货物；必须要有专家能以较低的成本存货。鸡蛋是一例；橙汁也是一例。若生产者或用货者可自行存货而不用付出较高的成本；则他们可以自行存货来保障生意。原油及油产品之所以在期市上难有大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产油者及炼油者都多有存货设备。
香港是世界有数的金融中心之一；要发展期货市场是很容易了解的。但在香港本地的主要产品中；要找出能符合以上五个条件的；简直是凤毛麟角。纺织、手表、玩具及电子各行业的产品；花样众多；没有固定标准规定；违背了第一个条件。
至于其他东南亚各国的某些原料产品；有的在美国期市大有可为；香港能否为这些产品发展期市呢？我们的答案也不是乐观的。在东南亚地区选择某种货物的一个交货地点、随时可报出众所认同的市价；并不容易。那就是说；要满足第二个条件相当困难。例如；中国是盛产棉花的国家；但要在国内指定一个城市为棉花期货的交货地点；目前很难办到。没有健全的自由市场；或市场活动受政府干预；市价难于受买卖双方迅速认同；就很难成为期市的报价点。香港的自由市场是东南亚各地中最健全的。但可惜在外地生产的可成期货的原料；在香港经常有大量成交的并不多见。
近来提出的金融期市；如恒生指数期货；则在以上提及的5个条件中；缺少了第4和第5项；而第2个条件也会有问题。美国的股票指数期货（实行不久）；跟互惠基金（MutualFund）的性质差不多；与一般期市的功能有所不同。自从70年代初期I。O。S。在本港搅出漫天风雨之后；互惠基金在香港已经式微；故要办股票指数期市应有可为。但在香港〃空〃股票不易；是一个障碍。更重要的困难是香港股市交投不大；股种不多；故在第2个条件上会有问题。在香港；股票收市前几分钟；要托高或压低某几种股票几个价位并非难事（就是美国的指数期市；亦从原先成分股只有30种蓝筹公司的杜钟斯指数改为成分股包容500种股票的标准普尔指数）。
我以为若要在香港股市另设有〃期〃性的市场；〃期权〃市场（PutAndCallOptions）成功机会较大。但概括而言；股票期货与货品期货的性质不同。前者缺乏第4及第5两条件；故对专业发展是无关重要的。
1983年11月30日
以知识定法例的困难
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应该平等；所以每个人都应有同等的权力去决定法例。这是支持民主政制最常用的说词。在这一个前提下；香港政府是不够民主的。行政及立法两局的议员都不是公选——香港市民没有同等的权力去决定法例。
最通常反对市民应有〃同权定法〃的理由；是以市民知识低；恐怕在全民公选中；他们会受不正确报导的影响。因此；为社会利益着想；法例的决定应由少数有知识之士负责。这个见解是不无道理的。但以知识定法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第一个困难；就是若以某些市民不知法例的好坏为由而反对他们立法的权利；那么在实施法例时；应否人人平等？在某个程度上；不知不罪是可以容忍的；而初犯者的处罚也较轻。可惜在近代犯罪经济学的研究中；至今仍未能证实过处罚轻重与知识高低的关系。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未成年人的处罚较轻；而这些人也没有权投票。这个看来是很自然的处分；却有一个被人忽略了的含义——假若无权投票的人犯法所受的处罚较轻；那么没有投票权是一个有价值的〃权利〃！因此；姑勿论赞成投票的论调如何；我们不能否认有些投票权利是被强迫接受的。
第二个困难；就是在立法的过程中；知识很难得到适当的运用。以香港为例；多年来在立法局会议的纪录中；有学问或有见识的议员；往往因为不是专家而表现出很明显的无知。一次会议讨论租务管制；另一次是当铺法例；跟着是劳工问题或银行制度。但在议员中；却无一个是样样皆能。虽然立法局有时会参考〃专家〃的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是压力团体的杰作；话虽如此；据我个人所知；香港的立法程序要比一些更〃民主〃的国家——如加拿大——来得理智。
香港行政及立法两局所决定的法例是成文法律（StatutoryLaw）。在下文我会解释；知识的运用在立定成文法律上是比不成文法律（monLaw）重要。不成文法律是以案件的判决为先例。因为案情件件不同；审案不能单靠旧案的指引；而旧案的判断也不能墨守成规；所以在审案时知识的运用也是重要的。
让我用自己有一点经验的美国反垄断案的审判；来表达知识运用的困难。每一件重大的反垄断案；都涉及一个工商行业。而每一个行业；任何人只要细心研究；都会发现是十分复杂的。有些行业甚至要穷数年的工夫才能稍知大概。若对有关的行业没有相当的理解；判案是无所适从的。在审案过程中；辩方和控方都不惜工本去搜集对己方有利的资料或证据。陪审员的选择；常引起纷争。而陪审员的酬劳只不过是每天35美元；有识之士就往往以家庭生计为由而推却不干。需要有深入知识的案件；法官可能批准取消陪审员；但若某一方认为陪审员的无知较为有利；就会极力争取陪审员的存在。即使过得陪审员这一关；法官的知识又有问题。法官只是法律专家而不见得是工商业专家。每件案的行业各有不同；要法官能适当地运用应有的行业知识去下判断；实在太过苛求。
这些反垄断案的官司；有的拖延缠诉4～5年至20～30年；费用之巨；调查及研究之深；令人难以置信。但因为所牵涉的行业复杂；辩控双方各执对己有利的证据及资料；判案使往往发生错误。对反垄断法律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中；竟然多有认为乱判一通的效果可能较好！
我们不能否认知识对立法的重要。但因为利害上的冲突；适当的知识运用是很难做到的。比起成文法律；不成文法律误用知识对社会的损害较少。这是因为不成文法律有弹性。一个案件的错误判断；并不一定对未来的司法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以反垄断法律的复杂性来表达运用知识的困难。是故意将这困难夸大的。其他不成文法律的基本原则远较反垄断法律清楚；所以一般不成文法律的实施；若有错失；其后同类的案件的审判可加以改正。这是不成文法律之所以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但成文法律就没有这种弹性。法例一通过；官僚制度随之而生。通过法例易；废除法例难。因此；知识的适当运用极其重要。但议员的专长及知识是一个问题；议员之间的利害冲突也是一个障碍。单就以利用知识作决策来衡量；我们仍不能厚非香港政府以〃独裁〃的方式选任议员。这是因为全民公选的本质；都是以自利为出发点的。在目前香港的立法制度下；若政府的当事人是明智的；能运用知识的机会就较大；因为由公选出来的议员较易受压力团体的支配。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全民公选可以阻吓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在知识难以适当运用的情况下；不干预是上策。在行政立法上；能尽量避免错失已是超人。用这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去衡量香港历届财政司的政策；我们实在不应苛求。但我认为成文法律的决定应该较有弹性。因为立法易；废除难；两局议员应用较多的时间去重复考虑多种的现有法例。
1983年12月23日
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BeforeTheLaw）有好几个含义。今天我将分析其中一个最普遍的含义。这就是无论皇亲国戚；或是无名小卒；犯了同样的法例；就要受同样的处罚。社会若乖离了这个准则；法律就有等于无；产权或民权都会失去了保障。
以我个人的观察；在这方面的实施美国最令人佩服。一个市民见警车超速而能成功地将驾驶的警员诉之于法：肯尼迪总统之弟妇因在街上抛弃纸碎而被罚扫街（后来罚款了事）；里根总统之子要领失业救济金——都是法律面前平等的例子。相比之下；香港实在是输了一筹。日前民政司黎敦义的汽车因非法停泊而被抄牌；但却没有像当时在场的其他车辆要被拖走（另一辆名贵车也仅被抄牌）；是很明显地违背了〃法前平等〃的准则。警员不依法行事而不受处罚。对滥用权力是有所鼓励的。
要做到〃法前平等〃是绝不容易的。除界定权力的费用外；概念上的混淆也是一个障碍。法律面前不平等与不平等法律是两回事；未成年少年犯法受罚较轻；是因为后者而不是因为前者——法律指明成年与未成年应有不平等的处分。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就有3种往往令人混淆的不平等因素。第一是法官或陪审员歧视黑人；产生了法前不平等的判断。第二是在某些地方自立的法例中；间接的含义可被用以歧视黑人。第三是产权的保障是包括歧视的权力的。香港有些餐厅是指定客人要打领带；否则不受招待。在概念上这是跟美国某些地产商不卖物业给黑人相同。虽然看起来在伦理上是有分别；但不欢迎黑人多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有黑人的存在可使邻近的物业跌价。
撇开道德的问题不谈；美国反对种族歧视的法例是与私有产权的原则有冲突的。这个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的法例；使产权界定发生问题；转而损害了〃法前平等〃的重要准则。以有名的柏其案为例；我们可见〃法前平等〃的概念并不简单。
著名的加州大学；因为要满足政府的反歧视法例；在极难取得学位的医学院中分配固定学位给黑人学生。柏其是一个白种人；无可置疑地；他的成绩及其他入学资格都比一般能入该医学院的黑人学生好；却不被取录。柏其于是起诉加州大学。这官司打了5年；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判柏其胜诉。大学当局的辩护理由；是学校不只有权定学生配额；而他们的特别配额是依照反种族歧视法例而设的（这理由没有错）。柏其上诉的理由；是校方因为反种族歧视而使他受到种族歧视（AdverseDiscrimination）；因此加州大学是犯了反种族歧视的法例（这也是没有错的）。
有关本文的要点；就是我们很难分清楚柏其的遭遇是否因为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或是因为不平等的法律；或是两者并存。较为可以肯定的结论；就是因为反歧视法例而产生的权力界定不清楚的情况下；法律面前平等的概念就起了混淆。
要绝对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能在这方面稍有成就；就已显出其制度的不凡。香港民政司只被抄牌的不平等；比起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已足以自豪。黎敦义维护香港现有的政制；不遗余力数十年。他被抄牌之后应该是沾沾自喜的；若他的汽车被拖走；他可能更加高兴。正如我们从事教育的；若有学生能有系统地指出我在理论上的错失；我岂有不喜上眉梢之理？
1983年12月30日
香港之谜
有些读者不明白为甚么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会写些有关法律的文章。近20多年来；法律与经济的合并在欧美大行其道。经济学者逐渐意识到法律是一种很重要的局限条件；如果忽略了这些条件；经济学就往往不能解释人类的行为。产权经济学的兴盛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近代的经济学者；十之八九都有涉及法律的研究；而我对法律的重视比一般经济学者大。大致而言；价格原理比货币原理注重法律；而实证研究又要比纯理论注重法律。我的兴趣是价格原理的实证。说实话；我对法律的认识是自修出来的；虽然并非科班出身；有时却可以鱼目混珠。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香港租务管制的文章；于1979年发表后；被美国一本法律刊物的三位编辑选之为该年最佳的法律论文之一。而令大家尴尬的是；他们给我的恭贺信竟然寄到我大学的法律系。
我对法律稍有认识的范围；是限于产权（Property）、合约（Contract）、专利（Patent）及侵犯（Tort）这几方面。这跟我在此以前谈及的民主政制及法律前平等的问题大有分别。我暂时〃转行〃是因为见猎心喜的缘故。从近日在报章上的多种舆论中；我觉得香港的政制实在有令人费解的地方。一方面；单以投票定决策而言；香港的政制是不够民主的；另一方面；香港市场及言论上的自由；却是驰名于世。
差不多所有从事研究民主政制的学者；都同意民主投票虽然弊端良多；但全民投票公选是自由的一个保障。他们也同意一个明智而仁慈的独裁者（或一小撮执政者）的施政；可能比公选有较自由或较理想的制度。但这〃可能〃只是在短期间发生——长线而言；独裁决策必定会压制自由。
凯恩斯说得好；长期来说；我们都不免一死。香港的自由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当然；以私产制度为基础的制度；清楚界定产权是自由市场的保障。但为什么在这所谓缺乏民主的政制下。执政者不用权力去削弱私产的结构？
我可以说得较深入一点。在产权法律上；香港产权界定的固定性不及欧美。以重要的地产而言；香港的并不是绝对的私产（FeeSimpleAbsolute）。香港土地是租用官地；有年期；要补地价；而香港政府收回物业的权力比美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