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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由中国畸形的家族关系，演变出来的畸形法律和残忍事实。
——家族——人愈多愈好
五代同堂
中国的家的特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庭的结构”。所谓大家庭，就是家中不只父母子女两代几个人的小家庭，而是要所有有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块儿，大家谁都不要跑。“大家庭”的理想型态是“五代同堂”，堂是家里的大庭，大庭中有五代的亲属，才算过瘾。……中国人对这种大家庭，最着迷不过，他们对“五代同堂”的希望是“五世其昌”——五个世代代代代代代都繁荣而有福气。当然，搞不好，也可能五世其“娼”。
“五代同堂”，只不过是一个标准型态，当然还有“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等等。反正代愈多，愈证明了老公公老婆婆们的长寿，和小孙子小孙女们的早婚。
——家族——人愈多愈好
牵骆驼——中国民族的托古病
我们中国的湖北人，有一句土话，叫做“牵骆驼”。
谁都知道骆驼有两种，一种叫“单峰骆驼”，一种叫“双峰骆驼”。
湖北人大惊小怪的原因，一来是因为他们少见多怪；二来是骆驼本身也着实令湖北人惊怪。骆驼是个庞然大物，斜鼻孔、慢吞吞，又有唐朝好汉的本领，可以力托千斤，看起来的确叫人惊佩。骆驼除了有这些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大特征，就是虽然它的外表巨大古怪，心地却非常顺良。顺良得可让任何三尺童子牵着鼻子走，绝不会像湖南驴子一样的反抗。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掌握一条骆驼，毫无难事。但是，这个秘密，聪明的湖北人竟不知道。于是，一二走江湖的湖北人，便利用他们同乡的无知，开始诈欺，开始做买卖。
例如，一个卖草药的，他做走方郎中，没有人信他的草药能医百病；可是当他背后牵了一匹骆驼来卖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人们看到他能把这么又大又怪的家伙“驯服”，心里立刻肃然起敬，心想此公一定神通广大。于是，在五体投地之余，自然连带对他的草药也相信了。
因此，流风所及，在湖北卖草药的人，经常总是牵了一匹骆驼，湖北人一看骆驼，立刻就狂起俄国老毛子巴甫洛夫所搬弄出来的“连锁反应”，自然也就狂买草药。
用上面这个“牵骆驼”的故事，来印证中国的民族病，最有意思。中国的一个民族病是“托古病”。中国人一说话，最爱上托古人。例如孔夫子牵尧舜为骆驼，卖草药；朱熹又牵孔夫子为骆驼，卖草药；钱穆又牵朱熹为骆驼，卖草药。……又流风所及，“今”人总是爱牵“古”人为骆驼，卖那与骆驼毫不相干的草药。
——“古今”与骆驼
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
研究中国人想什么，怎么想，一定得注意中国人的怎样想什么。中国人有时候会发伟大的奇想，这种伟大的奇想，想入非非，使人怎么也想不透人为什么要这样想，能这样想，这样想又何苦来。
中国人怎样想什么，七想八想，其中妙的很多。最妙的一则是，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相信自然现象有时是受了人的感动而生，感动到火候十足的时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天雨粟，乌白头”，可以“天地含悲，风云动色”。
别以为这是中国民间愚夫愚妇的迷信，别以为这是我开玩笑，中国的第一流知识分子，的的确确把这种怎样想什么，郑重其事的认真处理。我举一代大儒顾炎武为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满纸荒唐言的第一号证据。
——人能感动蝙蝠论
“中国”太难了解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巫医不分家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若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问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中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
所谓“沙文主义”，它的来源是法国那个名叫沙文的老兵，这个老兵在拿破仑失败后仍然效忠而狂热，盲目而排外，是个标准的义和团哥儿们。“文化沙文主义”的目的，无非在想用中土之光，光被四表，使万国衣冠，尽拜中华冕旒之下。有这种如意想法的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用“武功”征服世界，在“武功”所及的边缘，再开始用“文化”来招降，这时候司马相如等御用文人便派了用场；可是事实上，往往“武功”并不称心，“武功”所碰到的，不完全是有眼不识泰山的“夜郎”国，所碰到的，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夜郎真的很大”，大到鸦片战争时被金发碧眼的“夜郎”打进家门来，这时候情况自然严重。最后八国联军一次，“夜郎”们逞尽了威风，于是中土沙文之士，乃纷纷宣告打洋鬼子们不过，于是又想出自慰的法宝，放弃束“补亡诗”中所谓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政策，改行“文化外悠”政策。掩武功以和平，敷文化以柔远，“文化沙文主义”，便于头破血流之日，开始大行特行了。
“文化沙文主义”和“义和团思想”，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后的六十五年来，我们都随时可见，随处可见。“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文场”，是托诸空言；“义和团思想”的表现是“武场”，是见诸行事。
——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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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女人的小脚传统
中国女人的小脚传统
小脚是把小女孩的两只脚，用布带用力裹起来，裹到骨头也断了，肉也烂了，可是不管断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的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
原来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老实”了。还有的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中国人骂人写文章又臭又长，讲演又臭又长，说是“王母娘娘裹脚布”。王母娘娘传说是黄帝的老相好，那个时代，还没流行小脚，太早了；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小脚起于五代“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可能又太晚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千四百年前“双行缠”“履头皆锐”“底平趾敛”“弹弦纵足”等现象。小脚的形成，是慢慢演变的，但在中国，起码已缠了一千年！
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恋”。古代罗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恋的现象，汉朝成帝对“可怜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曾有过这种喜爱。中国性变态的文人，很多都喜爱小脚——尤其是臭的小脚，难怪他们作品臭不可闻。中国文人为了喜爱小脚，要写《香莲品藻》这种书，对小脚大做科学分类，分为五类十八品，整天向往“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至于性变态的武人，就没这么风雅，他们要把小脚砍下来吃，“足下”害人，一至于此！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改名学
“改名学”，就是“老子改你小子名字的学问”。
“改名学”是对抗“命名学”的一种思想战兼宣传战。“命名学”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给人起名字，要讲究排行、讲究笔画、讲究字形、讲究音调、讲究犯不犯冲、……一名之立，有时真经过旬月踟蹰，所以立定之后，相沿不改，也不宜改、不必改。随着统治技术的推演与方便，衙门又有了自行立法，由官方强制严禁，竟一变而成不准改，如果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林”，我发了财，想在名字上来点泽被群生，而想改名“李万霖”，衙门是不准的；又如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财”，我当了民意代表，想把大名学术化，减少一点金玉满堂，而想改名“李万才”，衙门还是不准的。如果我能改成，那是我另有神通，内幕自非你“张乞食”之流所能洞鉴，不必多言。
——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罗斯是“祸”不是“福”
当年用罗斯福路做路名，的确莫测高深，我们自己的民族英雄，像黄兴、像蔡锷，都在大街上分不到路名，怎么有余额“挟外人以自轻”？所以，罗斯福路是该改的，但改的理由该和当年根本不该用的理由一样，而不该随一时一地的政治情绪而转移。如果一切都要符合政治情绪，那我就要提议改名“罗斯‘祸’路”，以为口诛，以为笔伐，以为知过必改，以为上当学乖，以为复兴固有的“改名学”文化。
——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中国人与游泳
中国古代的雅人们，对水的看法，可有点特别。“沧浪之水清”的时候，他们要“濯我缨”（洗帽子）；“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他们却要“濯我足”（洗脚），他们从未想到要洗洗身体，更甭谈“游泳”了！
“游泳”在中国传统中，不属于正统运动范围，也不属于一般娱乐范围，“游泳”这玩意，至多是“浪里白条”式水上人家的专技，任何身强体壮的大汉，只能在陆地上展览他的阔臂肌，一旦不幸下水，就只有口吐白沫的分。《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本何等威武，可是一落清波，就被浪里白条张顺灌得“喘做一团，口里只吐白水”！李逵皆如此，其他大汉可以想见！其他大汉皆为此，其他小娘子更可想见。故总而言之，中国古人对“游泳”这一门学问，实在差劲，因而从尾生以下，被淹死的记录，也就颇多。奇怪的是，尾生明明不会游泳，却偏偏跟女朋友在“水门”旁边约会，结果竟送掉老命一条，真是哀哉！
——写给模特儿看的
中国思想史里的“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夫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荀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