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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透露：
日前姚老来杂志社将兄论文持交主编赵先生，适赵不在，谆谆嘱我转告：努力表现，工作可以想办法，渠有意荐兄于敝社，弟当然欢迎，此事虽不理想，但以之待机，似仍差强人意耳。而赵先生看胡博士金面当不成问题至于大作之精采处，渠定与姚先生一斑不解也。
马戈就是马宏祥，他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他和我在知识上都是前进人物，对「姚老」、「赵先生」（赵铁寒）诸公，我们都嫌他们太迂了。
萧启庆来信
十二月十一日，我有日记如下：「启庆来信，知『研究助理』差使大概无问题，可谓好消息。」启庆信如下：
敖之：
很久未接到您的来信，谅是军务繁忙所致；大演习已竣，您可以好好休养一下了，有无北游的计画？
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工作不会太忙，不致妨碍您原定的计画，不必犹疑。助理有两名，另一名已内定为陶晋生。王德毅兄亦托姚老觅职，姚老想把他介绍入中央图书馆或大陆杂志（接老马事）。
近来情绪周期又届低潮，甚落寞，昨夜外出访友，找了四个人，竟然都落空，更觉难过。
兵役法将修改，学校中人心惶惶；首当其冲的是我，本来是第八期预备军官，现在可能要变为第×期国民兵了，想做硕士，结果竟连上士也做不到，祇有徒呼负负了。
下面有首油诗，是我们尊敬的一位长者的「文学」作品，写在他的日记前面，算是他的座右铭，作者是谁？我不必道其名，您看看诗便会猜出，而且您一向最「佩服」他的「文才」的。吾且慷他人之慨，抄在下面，当可供您解颐，诗云：
吃饭要吃饱，
午晚都睡好，
工作依时进，
余随自然了！
如何？猜出是出于谁人的手笔？
盼来信！
启庆
听孙英善说，您曾有作品在联合报发表，我可惜未看到，可否将「拔刷」掷下，让我拜读。
当晚「人静后」，我回信给启庆：
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事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耽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设想老头儿若聘了我，我工作不力，他一定不好意思解聘，只好暗中叫苦，那该多伤感情？除非我再花两三百元另请个「助理的助理」，专门代我捉刀，料理本师托我之事，我则从中净赚七八百元，亦一好生意也！哈哈！姚老既考虑至再，终托你问我之意，我「当然欣然同意」，烦你暇时可回复之，新年我将北上一次，届时可与之面商尺码，尊意云何？ 至于启庆信中提到的诗，我一看即知「油诗似出自士鳌老兄手笔」，后来证实，我的判断不差，那的确是姚从吾老师的「文学」杰作。这一杰作，似乎修改本颇多，据方豪「我所认识的姚从吾先生」（「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说：「姚先生有一首通俗的养生之道的五言诗，常喜为人念诵，我即取为上联，另撰下联，不计工拙，凑成挽联如下：吃饭八成饱，觉睡十分好；按部就班去，听其自然老。书读万卷勤，文写百篇精；循规蹈矩来，看你平安归。」可见真有不同的版本呢！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联合报」刊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五十年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已正式聘定四十二人」。我名列其中，助理一事遂告确定。
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对我这段助理生涯，有过「不安于位」的描述：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五十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那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 ﹡ ﹡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三十八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着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忧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那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ＩＱ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它」，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都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能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我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象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格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 ﹡ ﹡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象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文中一开始，就提到姚从吾老师：
王洪钧先生在二十五卷第七期「自由青年」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过，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他道： 「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耽心的是，老年抔不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tch Gogol）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不准时发薪，活不下去了
「老年人和棒子」投给「文星」，在第四十九期（十一月一日）发出。写作期间，我正给姚从吾老师做研究讲座教授助理。当时做助理的最大苦恼，是不准兼差，又不准时发薪。做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