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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不屈不挠地向目标努力、随时合理地自制克己，以及最重要的——同情心。”
2000年夏天，我到飓风岛拓展训练学校开始一趟探险之旅。若是倒在忧郁的椅子上，我根本不可能站起来参加拓展训练；但在我陷入忧郁之前参加，也许可以增强内心抵抗忧郁的力量。训练课程很严格，过程相当艰苦，但也很愉快，而且它让我感觉到自己和大自然结为一体。那带来一种安全感：想象自己处于永恒之地，是巨大的安慰。我们到海上划独木舟，每天都安排很多有难度的训练活动。
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大约早上四点起床，跑一公里，再走到离海上约二十八尺的平台上，跃入寒冷的缅因州海水里。接着拔营，把补给物资打包放到独木舟上，然后抬起独木舟—— 一艘两人舟，约二十二尺长——放入海中。我们可能要破浪划个五海里（每小时只能划一海里多），直到抵达一个可以停下来吃早餐的地方。我们在那儿伸伸腰、烹煮食物、用餐。然后爬上船再划五海里，抵达晚上歇息的地方。用完午餐之后，练习求生技巧，把舟弄翻，在水底松开固定自己身体的带子，然后想办法浮出水面，在海上把独木舟扶正，再重新上船。最后一个个被分别带到不同的过夜地点，每人分到一个睡袋、一瓶水、一张塑胶防水布和一条绳子。我运气不错，一路上都是阳光普照，即使下起雨雪，排定的节目依然不会改变。我们的老师非常厉害，是身体强健、富有智慧的大地之子。经过与自然原野的搏斗，以及老师的教导，我们学到了一点点他们那样的毅力。
有好几次，我真希望自己没参加这次训练，觉得远离舒适的生活来这里找罪受，大概是发疯的前兆，但我也觉得自己探触到某种深刻的东西。这个训练有几分征服荒野世界的味道，虽然它是依靠玻璃纤维制成的独木舟才办到的。划桨和波浪拍打独木舟的节奏，可以调整血液流进心脏的步伐，还有明亮的阳光仿佛褪去了我内心的悲伤。拓展训练让我想起许多精神分析的方法：它是一种自我流露的过程，把一个人的感官极限激发出来。由此看来，这正符合其创立者的目的。“若不探索自我，”汉恩延伸了尼采的看法，这样写道：“一个人依然可以保持自信，但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无知上，一旦面对沉重的压力就消失了。自我探索是克服一场大挑战之后的产物，让心灵指挥身体去做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让意志和勇气为了某种理由而到达令人难以置信的极限—— 一个原则、一个繁重的任务、他人的性命。”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在再度陷入忧郁前，锻炼自己的复原力，在它来袭之后，你就能从绝望中走出来——就好像我们每天运动保持身材一样。我不建议用拓展训练取代治疗，但可当作辅助治疗，非常有效，而且拓展训练效果很完美，令人满意。忧郁斩断了你生活的根，让你无精打采，也会让你处于轻飘飘的状态，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把你拉回地上。拓展训练是自我回归自然之根的方法，最后训练完成时，我心中充满感动，感到骄傲和踏实。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1）
在我认识的靠顺势疗法而得到改善的人之中，克劳蒂亚·薇佛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克劳蒂亚·薇佛的为人一向坦诚直率。有些性格圆滑的人会随情势改变自己，跟不同人说话，会随时改变自己的风格，但克劳蒂亚·薇佛的个性似乎有几分迟钝和古怪，和她在一起时，你很清楚她的态度是什么——并不是因为她缺乏礼貌，而是她根本不想隐藏本性，她在人前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几近挑衅似地表现出个性：你不接受她、不喜欢她，她不以为然；很多人觉得她很难相处，她也无所谓。一旦你开始了解她，就会发现她与众不同的魅力。她的从容可说是一种忠实和正直。她是很有道德感的人。“我的确有不少怪癖，而且引以为傲，”她说：“因为若没有这些怪癖，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我很古怪，也很固执。”
第一次遇到克劳蒂亚·薇佛时，她将近三十岁，正接受顺势疗法作为全身治疗的一部分，以控制她的过敏、消化问题和疹子，以及其他毛病，同时也在服用药物和控制饮食。她随身携带三十六只药瓶，装着各种不同效果的药片（她家里则有五十个药瓶）、药膏和夜柔吠陀茶（古印度疗法饮用的茶）。她按照一张复杂得可怕的表单来服用这些东西，某些场合要服整颗药、磨碎一种药混在另一种药中、在某个部位涂抹某种药膏。在六个月前，她曾一度把这些药丢到一边，包括所有从十六岁就开始断断续续依赖的药，想试试其他的方式。停药后，有时候会感到心情振奋，然后又开始低落。试了一阵子贯叶连翘，效果不好。顺势疗法平息了她的灾难，而且看来十分有效。
那位从未谋面的顺势疗法医师住在圣塔菲，她有位朋友在那儿接受治疗，成果不错。克劳蒂亚·薇佛每天打一或两次电话给他，讨论她的感觉，他则问她各种问题——例如：“你长舌苔吗？”或“你的耳朵有没有湿湿的？”——作为开药的根据，通常一天六颗药片。他认为，身体像个交响乐团，药像调音叉。克劳蒂亚十分着迷于习惯性的活动，我想她被复杂的养生法说服了。她喜欢那堆药瓶子、诊疗咨询和企业式的程序。她喜欢谈元素疗法——硫磺、黄金、砒霜——以及更古怪的药剂和化合物——颠茄、毒核果、墨鱼汁。专注于治疗法分散了她对疾病的注意力。她的医师虽然无法改变精神大起大落的剧烈变化，但总是有办法处理严重的状况。
一直以来，克劳蒂亚时时关注自己的忧郁症状，对自己的情况了解得十分透彻。“当我忧郁时，我几乎想不起任何光明的事情。我脑中不断萦绕着别人对我做的坏事，这种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会一连串回忆起经历过的误会、羞辱或困窘，那些事逐渐扩大，变得比真实状况还糟。只要想起一件事，就会跟着想起十件事，然后又想起二十件事。我还为黑暗的事情着迷，像奥斯维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所设的集中营，大批犹太人死于此处），或是坠机事件，而且我会一直想象自己是在那样的状况死掉。我的医师通常都会指示我吃哪些药，缓和我死于灾难的妄想。
“我碰到过一大堆这样的事情。这种体验跟着我，到下个月就满二十九年了。我的记忆随着情绪而改变。某天我会告诉自己忧郁有多恐怖，我的人生被搞得有多惨，然后，如果隔天情绪好像比较稳定了，我会觉得每件事看起来还不错。我会试着回想快乐的时光，会找点事做，不让自己开始不愉快的回忆，否则会让我很快陷入忧郁中。忧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很丢脸。我不会想到，我只是一个平凡人，挫折是很正常的经历。我做过很丢人的梦，即使在睡梦中，都没法摆脱恐怖、沉重、苦闷的情绪和无望的人生。希望，是我第一个遗失的东西。”
双亲的僵硬态度令克劳蒂亚·薇佛十分痛苦：“他们要我像他们一样快乐。”早在童年的时候，“我躲在自己的世界深处，觉得自己是异类，与别人格格不入。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一无是处，迷失在自己的思虑里，几乎看不到他人的存在。若是走到后院，我只会在那边四处晃荡，而不是看看花草。” 她的家人对这整件事“紧绷嘴唇”不动声色。到了小学三年级，她开始畏惧身体接触。“我讨厌抚摸、拥抱或亲吻，连家人也不行。在学校里，整天都无精打采。记得老师曾对我说：‘克劳蒂亚，抬起头来。’没有人在意这些事。我还记得上体育课时，会在电暖炉边睡着。我痛恨上学，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朋友。别人说的什么话都可能会伤到我，深深地伤到我。记得六、七年级的时候，走在学校大厅里，我谁都不理，什么事都不关心。童年的记忆让我十分痛苦，但是，我竟然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骄傲。忧郁？我一向如此，只是过了一段时日才知道它叫‘忧郁’。我的父母很慈爱，但他们——或是说，他们那一代的父母中的大多数——从没想过，自己的小孩会如此情绪失常。” 克劳蒂亚唯一快乐的事是骑马，她非常有天分，父母为她买了一匹小马。“骑马给了我自信和喜悦，给我任何事物都没有的一线光明。我很会骑马，大家也注意到了，我爱那匹小马。我们很投缘，像伙伴一样，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意，它好像知道我需要它，这带我走出了愁云惨雾。”
十年级时，她离家读寄宿学校，因为和那里的骑马教练处不来，她放弃继续在这项运动上的发展。她要父母卖掉那匹小马，不再有骑它的兴趣。寄宿学校的头一学期，回想起来，她面临了“心灵的疑问”：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的目的是什么？她对室友提出这些疑问，室友立刻向校方报告，断章取义地转述她的话。校方断定克劳蒂亚有自毁倾向，即刻将她送回家中。“那实在丢脸透了，我觉得十分羞耻。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事情中，我痛苦地抗拒这一切。不管别人是否很快忘了这些事，我就是无法忘记。”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2）
后来的一年，她在深深受创的情形下，开始用刀割伤自己——因为她苦于所谓“无聊透顶的另类厌食症”。她的玩法是切开小伤口，但不至于流血，然后把伤口掰开，让血流出来。由于伤口很小，所以不引人注意。她认识学校中四、五个玩割皮游戏的女生，“人数多到形成一个小团体。”割伤自己的行为持续发生，她到大学仍在割伤自己，快三十岁时，她还在割左手和腹部。“这并非是‘用激烈手段引人注意’的行为，”她说：“你感觉到情绪的痛苦，希望甩开它。突然间，你看到一把刀，心想，哇！刀子看起来好锋利，我想试试，如果放在手上稍用点力会怎么样……你开始受刀子吸引。”室友看到她割伤自己，好几次向校方报告。“然后他们说我一定是想自杀，这种行为会让我变成疯子。我吓得牙齿打颤，这件事让我非常紧张。”她又被送回家，并要她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她很正常，没有问题，校方和她室友才是疯了。“他发现我并没有想自杀，只是想探测自己的极限，以及未来该走向何方。”几天后，她回到学校，但此刻，她没有安全感，并开始产生严重的忧郁症状。“我愈来愈疲惫，睡得愈来愈多，活动愈来愈少，愈来愈喜欢独处——我极度不快乐，也不知向谁倾诉。”
不久，她开始一天睡十四小时。“我半夜起床，走进洗手间，开始读书，大家都觉得我极为古怪。他们会来敲门，想知道我在里面干嘛。我说：‘我只是读书。’他们问：‘为什么要在这里读书？’我说：‘我喜欢，不行吗？’” 当年年底，她几乎完全不吃一般的食物。“我一天吃个七至九条巧克力，因为那样就够了，这样就不用去学生餐厅。若是到餐厅，大家会说：‘你好吗？’我根本不想回答这种问题。我继续念书，度过那一年，因为只要我一直现身，就不会被人注意。若是老躺在床上，校方会找父母来，我就得解释，我应付不了众人诡异的目光和自己脆弱的感觉。我甚至不想打电话告诉父母说我想回家，我觉得自己陷在那里，如置身迷雾中，看不见五英尺外的东西——就算我妈就站在六英尺外也看不到。忧郁让我觉得很丢脸，我只觉得每个人都会在背后说我坏话。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即使是在厕所里独处都会让我觉得很困窘。我的意思是，在公共场合当然会让我很痛苦，但即使是一个人，我也没办法面对自己。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当一个人，连当个怪人也不配。我觉得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很丢脸。那令人痛苦万分。”
到了十年级的夏天，情形更糟糕。她长了湿疹，和紧张有关，因而更加烦恼。“和人在一起是最累的事情，即使只是讲讲话。我离群索居，几乎一直躺在床上。我想把身体藏起来。”她终于开始接受治疗，服用妥富脑（Tofranil），周遭的人都发现她有进步，“到了夏末，有一天，我终于能跟母亲到纽约城逛街然后回家。那是我当年夏天觉得最刺激、最有活力的事。”她也和治疗师混熟了，两人成为密友。她在秋天转学，新学校给她一间单人房，很适合她。她喜欢那里的人，服用改善精神状况的药。她认为那年夏天，父母终于把她的情绪状态当成真正的问题，对她很有帮助。她开始用功读书，参加一大堆课外活动。高年级时，她当上学监，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普林斯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