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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参加一大堆课外活动。高年级时，她当上学监，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普林斯顿大学，她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虽然喜欢独处，但她发现自己没办法独处，为了不让自己孤单，有六个朋友轮流陪她睡。他们通常睡在她床上——她还不想有性关系，而她的朋友也尊重她的防线。他们只是保持友谊关系。“和别人一起睡，享受亲密的依偎，变成我重要的抗郁剂。我喜欢依偎在一起，不想要有性行为。我宁愿放弃吃东西，放弃看电影，放弃工作。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放弃一切，除了睡觉和到厕所寻求一个安全、温暖的环境。老实说，我怀疑那是不是化学药剂在我脑中的作用。”她花了一点时间才进一步走到发生肉体关系。“我向来十分在意自己的裸体，从来就没想过穿泳装出现，也没有因此受到精神创伤。跟其他人相比，我较晚才有性经验。别人努力说服我，发生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我倒不这么想。一直以来，我觉得这样不对。就像七喜汽水的广告词——没试过，怎么会知道。但是，最后我还是改变想法了。”
“我一直不想再依赖药物，当心中抱持这种想法时，你不知道情形到底有多糟。到最后，朋友终于说服我继续接受药物治疗。那年夏天，她去滑水，还有只海豚浮上来，游在旁边。那是我觉得最接近天堂的感觉，当时心想，我在这里交到朋友了。”她十分兴奋，于是再度中断服用药物。六个月后，她又开始服药。三年级快结束时，她开始使用百忧解，效果不错，但是百忧解让她失去了部分自我。百忧解跟着她八年，“我用一阵子药，又停一阵子，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了，可以不必再用药，一定没错。然后停止服药，觉得很好，但接着就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完了。像是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然后发生一些小事——你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好比说，牙膏盖掉到下水孔里，但是这些还不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最让人惊慌失措的是祖母过世。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思考，将来要怎么走，我的人生一直是起起落落，很难判断低潮与高潮的界限和转折在哪个时候。”一次突然的发作让她错过朋友的婚礼——“我没办法走出公寓，坐上巴士到朋友那——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出席。”她又开始服用百忧解。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3）
后来，她终于放弃药物治疗，如此才又唤起她的性欲，同时开始转向顺势疗法，我在那时候认识她。顺势疗法在一段时间内还算有用，她觉得这类疗法让她保持稳定，但是当外在环境引发忧郁时，顺势疗法也没办法挽回。虽然日子很难过，她还是靠着顺势疗法度过了冬天。曾经有一个月，她担心忧郁又将来临，后来发现只是经前症侯群。“经血开始流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心想：‘哦，太好了，这样就对了！’虽然停止用药，并未造成严重的恶化，但是她没办法应付更难过的事情。整个疗程对她轻微失调的治疗效果很不稳定，尤其是紧张造成的失调。
大约在这时候，她放弃了谈话治疗，开始进行茱莉亚·卡麦隆所说的“晨间记录”，花二十分钟写下早晨心中的意识。她说这种方法让她理清自己的人生，如此连续三年，至今无一日间断。她还在卧室墙上贴了一张表，详列低潮或无聊感来临时该做的事——开头是：读三五篇小朋友写的诗、做一些拼贴作品、看看照片、吃一点巧克力。
开始做晨间记录后的几个月，她认识一位男士，后来成为她的丈夫。“想到有人在隔壁房间做事，我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快乐多了。友谊对我非常重要，友谊是稳定情绪的功臣。我需要安慰，我需要小小的问候和关注。即使是有缺陷的友谊也比孤单一人好。”她的未婚夫接受了她的忧郁症，“他知道必须有准备，好比说，等跟你谈完忧郁回家后，他就得帮我，”她告诉我：“他知道要有随时提防我复发的准备。有了他，我觉得自己好多了，更有能力做点事情。”事实上，她的情况好到可以中止采用多年的顺势疗法。她整整一年都处在快乐、幸福的状态，计划举办隆重的婚礼。
那是场美好的夏日婚礼，周密得有如顺势疗法的疗程。克劳蒂亚打扮得很漂亮，在这个场合中，感受到众亲友的衷心祝福。大家都为克劳蒂亚而高兴：她找到了爱，度过了人生的灾难，她长大了。克劳蒂亚的家人如今已迁至巴黎，但他们仍为她保留从小长大的房子，位于康乃狄克州热闹小镇一栋十七世纪的房子。我们在早上聚集到婚礼会场，新郎与新娘在典礼中祈求众神的保佑。接下来的午宴在一位住对面的亲友家中举办，下午四点在一座美丽的花园中举行婚礼，然后是鸡尾酒会，克劳蒂亚和她的丈夫打开一个盒子，飞出一群蝴蝶，美妙地围绕在我们身边。高雅的晚宴有一百四十位客人参加，我坐在神父旁边，他说他主持过的婚礼，从来没有一场是如此地无可挑剔，这场由克劳蒂亚和她丈夫共同参与的仪式，完全以他所说的“歌剧式的和谐”来演出，每个细节都十分完美。席上的座位牌、菜单和程序表都是用木刻版印制的，上面的图案是特别为这次仪式所绘制的。新郎亲手做了一个很大的四层蛋糕。
改变会令人紧张，即使是好的变化也一样，而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变化之一。结婚前开始出现的问题，结婚后会更加严重。克劳蒂亚觉得问题是她丈夫带来的，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承认她的状况也可能是原因。“其实他比我还担心我的未来。结婚那天，大家都觉得我很快乐，照片上的我看起来很快乐。但是那一整天，我告诉自己，都走到这一步了，我应该充满爱，应该拥有完满的爱，而我的感觉却像是走进屠宰场的羔羊。新婚之夜，我只感到精疲力竭。我们的蜜月，坦白说，真是多灾多难。整个旅行过程，我对他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不想要他看着我。我们试着做爱，但我觉得很痛，就是做不起来。我看得出他很爱我，但我心想：我不相信。我觉得他将来会变心，想到我毁了他，又伤了他的心，就觉得很悲伤。”
九月底，她又开始进行顺势疗程，情况稳定下来，但严重忧郁却很难治愈。“我在工作时，”她回忆说：“突然间，觉得自己又崩溃了，开始大哭。做事时觉得自己很不专业。我会原谅自己，说我头痛，必须回家休息一天。我恨所有的事情，恨我的人生。我想要离婚，甚至希望自己根本没有结婚。我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没有未来。我已经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我想，老天，我们人生剩下来的日子还有什么好聊的？每天都要一起吃晚餐，饭桌上该谈什么？我已经没话好讲了。而他当然觉得那是他的错，十分自责，他没心情刮胡子，或是上班、做事。他想尽办法，但也无计可施。他为我做什么都不对，无论做什么都没用。但我当时还看不出来，我会叫他走开，想独自一个人，但那时我心里希望他坚持陪在身边。什么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我问自己，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快乐，我不知道。好吧，那我到底要什么？我不知道。我快被搞疯了，毫无头绪，没什么可追求的目标。我把这些全推到他头上，我知道这让他很害怕——虽然我那时候很清楚，但觉得无力阻止自己。”十月时，她和朋友一同吃中饭，朋友说她有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她突然哭起来。
这是她自高中以来最糟糕的时候。后来，朋友说服她再回头服用西药。她的心理医生说她采用顺势疗法这么久，简直是疯了。他开舒忧给她服用。“立刻就有了改变。我当时还可以回想到忧郁那段时光的感觉，而且心想，就是忧郁让我失去性欲，所以和丈夫做爱时很痛苦——不只是影响性欲，它还让我身体失调，所以我甚至连下体都不会湿润。排卵期时，我有百分之二的机率产生性欲，而且那是一个月内性欲最强的时候。但情形已经好很多了，我的丈夫很温柔，他说：‘我不是为了性而娶你，不要紧。’我想，只要我不再是刚结婚时的那个疯婆子，他就已经很庆幸了。我们的生活又稳定下来，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喜欢的优点——精神的安全感又回来了，温暖又回来了。我是个空虚的人，而他填满了我的空虚，而且他也喜欢依偎的感觉。他让我觉得自己是好人，我又开始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幸福。他爱我，现在，这是多么宝贵的事。如今我们的关系，至少有八成以上的时间是美满的。”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4）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糟糕。当我减少十毫克药量时，忧郁又会乘虚而入，而且非常烦人、混乱，难以忍受，不过我可以赶走这些情绪。我发现我依然需要药物来保持情绪不致滑落。我觉得不踏实，如果我感觉还算安全，就会停止服药，但我没有安全感。我发现要区分忧郁的我和不忧郁的我愈来愈难，我想我心中忧郁的倾向甚至比真正的忧郁情绪还强，忧郁不是我的生命中最重要和最极端的东西。你知道，我不愿一辈子都躺在床上受苦。身染忧郁症而最后却能成功的人，都有三个条件：首先，他们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他们接受这是一生都摆脱不掉的事实；然后，他们会想尽办法超越自己的体验，从中成长，跨出自己的世界，走入现实人群中。一旦过了了解和成长这两个阶段，就会领悟到，你可以和世界互动，继续过日子和工作。你不再是个残障者，而且可以感受到战胜的感觉！可以把小事丢一边的忧郁者，会比放不开的忧郁者好过多了。刚开始了解自己这辈子都得面对情绪起落时，我非常非常痛苦。但现在我知道，我不是全无希望。这已经成为我的人生重心，该如何从中得到成长？或许它现在会伤害我，但我该如何从中学到东西？”克劳蒂亚·薇佛抬起头斜向一边。“我知道，我运气不错。”
就是这种追求的精神，可以和各种实验的疗法一样，让她战胜挫折，过上完整的人生，虽然眼前还有这么多难关。
病友团体疗法（1）
在我研究的各种群体治疗里，我觉得其中最不可思议，最能够让人成长、打开封闭心胸的，就是以伯特·海宁格的方法为基础的治疗法。海宁格的一位弟子雷格哈德·李耳于1998年来到美国，引进一种强力的疗法，我本来抱持着天生的疑心参加这项治疗，后来渐渐为其着迷，改持尊敬的态度。李耳的疗法对我颇有效果，我也发现它在团体内的其他人中也产生强大的作用。和眼动心身重建疗法一样，海宁格法对身心受到重创的人特别有效，但对李耳来说，所谓创伤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好比说，“我妈妈讨厌我”）而非特定时间内发生的某一事件。
团体由二十多个人组成，大家聚在一起，借由一些基本的仪式来建立互信。然后李耳要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经验编出一个故事。我们分享大家简单的故事，接着每个人都要从团体中挑出几位同伴来扮演故事中其他的角色。雷格哈德·李耳就以这几个人来编出一种复杂的舞蹈，把他们当成人体标牌，一个个排列站好，依着故事主题移动，更清楚地把故事重说一遍。他称这种形式为“家族星座”。我选择以母亲的过世为我忧郁来源，有人扮演我母亲，有人扮演我父亲，有人扮演我弟弟。李耳说他希望再找人来扮演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四位亲人我以前只见过其中一位。他调整我们位置时，要我面对着这几个角色说话。他说：“你会对你母亲的爸爸说什么？他在你母亲还小时就过世了吧。”在所有我接受的忧郁治疗中，这大概是最依赖权威领导者来决定的疗法。李耳可以激发出每个人巨大的力量，当时我在那二十分钟里，跳了他的舞步，说了许多话，我真的觉得在跟母亲对话，告诉她我心中所想的事和感觉。后来魔咒解除了，我回到新泽西州一座会议中心的研讨室里——但我觉得那天有种平静的感觉，好像所有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也许这只是我对心中的力量——不在世间的祖父母和已过世的母亲——讲出我从未说过的话所造成的结果，但我深深为其过程感动，觉得有神圣的力量在其中。它不能治好忧郁症，但可带给你某种程度的平静。
忧郁发作时，你很难说出口，甚至对最亲密的朋友也一样，所以忧郁症病友支持团体治疗法直觉上似乎不可行。不过，随着忧郁症造成的事件渐渐为众人承认，和治疗补助金的降低，这类团体也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以往我从未参加过病友支持团体——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