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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成学业，找到了一个网络公司的工作作为起步。他在2000年初写信跟我提到圣诞节。“父亲送我两个礼物：一个是从新奇商品店买来的电动镭射唱片整理架——这东西没什么用处，是奢侈品，但父亲以为我会很喜欢。打开这个巨大的盒子，看到完全用不着的东西，我知道他是恭贺我能自立了，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以后就可以自食其力。另一个礼物是祖母的照片，她是自杀过世的。一看到这个礼物，我马上掉下泪来。照片上的她很漂亮，侧着脸，目光朝下。父亲说这可能是1930年代初照的：那是张黑白照片，放在淡蓝色的衬底和银色相框中。母亲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因为从未见过祖母才伤心，我回答说：“她和我有一样的病。”我现在又哭了——并不是因为悲痛——只是忍不住泪水。或许我本来会自杀，但没有，因为身边的人和事让我撑下去——而且我又接受了手术。我还活着，感谢父母和医生。我们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并非一直都是美好的。”
第五章 族群
女性罹患的几率（1）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
忧郁症是孤寂的疾病，受其所苦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它会带来恐怖的孤独，就算是被爱包围的人也一样——越拥挤越感到彻骨的孤独。
环境、种族、性别、文化传统、国别——共同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忧郁症的迫切性、症候群和治疗之道，都是由我们身体生化系统之外的外在力量、个人身分、生长环境、信仰和生活方式所决定。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基本原理一样，但是细微表现却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专家仍然喜欢将忧郁症分类：双极型与单极型、剧烈型与温和型、外在创伤型与内在型、短暂型与痼疾型——各种分类目前仍在无止境地增加，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对诊断和治疗帮助并不大。医学界有时依据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年龄、地域、性向等等因素，把忧郁症对象归类，有时还根据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来分类。忧郁症整体的问题，不能以整体的反应来回答，忧郁症是依不同情况而变化的疾病，必须在其发生的环境之下来解释。
由于种种生理化学与外在状况的因素，女性得忧郁症的几率大概是男性的两倍。患忧郁症的儿童从青春期开始出现差别。许多忧郁症是女性的专利——产后忧郁症、经前忧郁症和经期忧郁症——还包括男性也会有的忧郁症。动情激素和黄体素分泌量的变化显然会影响心情，尤其是和下视丘与脑下垂体荷尔蒙系统交互作用的时候，但是这些内分泌的变化无法预测，对情绪的影响也不同。动情激素突然降低会造成忧郁，升高则会产生愉快的心情。有些女性月经前会觉得身体不适，有些人因发胖而觉得自己失去魅力，这些情绪都会激发忧郁的产生。与其他人相比，怀孕或刚生产的女性最不可能会自杀，但最容易得忧郁症。大约有一成生育过的女性曾陷入严重的产后忧郁。刚当妈妈的女性很爱哭，时常会焦虑、易怒，并且对自己的小婴儿漠不关心——有部分原因是生产耗竭了体内的动情激素，要好一阵子才能恢复。一般来说，症状过了几星期就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刚生产完的妈妈会有较轻微的忧郁症候群。生产是辛苦、疲惫的经验，现在被归类为产后忧郁症的症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完成任何异常艰辛的事情后都会有的轻微消沉情绪。女性在更年期也常会发生轻微的忧郁，由此可知，女性忧郁和内分泌有紧密的关联——女性最严重的忧郁时期是适合怀孕的那几年。有人认为，荷尔蒙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但不知道这样的机制是在何处作用。而另一项普遍但模糊的说法更引人注意：男性合成血清素的速度竟然比女性快百分之五十，这使得男性的复原力远远高过女性。女性库存血清素累积较慢，因而较难走出忧郁。男性与女性的生理有差异，而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力量和权力地位也有明显的差别，女性比男性易得忧郁症的部分原因是她们的权力常被剥夺。很明显，受到沉重压力的女性得到产后忧郁症的机会特别高，若丈夫担下大部分照顾小孩的责任，则患病率降低。研究忧郁症的女性主义者比较倾向社会学的理论，不赞成生物学的看法，她们不喜欢暗示女人身体比男人弱。美国女性权威作家苏珊·诺伦霍克萨玛说：“把女人生殖生物学的某一个观点当成是精神障碍的中心，是很危险的。”这种看法给女性忧郁症的社会学研究掺杂了更多政治议题的成分。虽是极佳的议题，但这种说法在经验、生物学或统计学上，却未必正确。事实上，许多研究女性忧郁的理论，反而给她们寻求协助造成更多的阻碍。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篡改科学上的事实以达到政治目的，加上许多药学的理论忽视社会现实，使性别与忧郁症变成难以解开的结。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大学中，男性与女性忧郁症者的比例相同。悲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有忧郁症倾向的女性进不了大学。而较乐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比起其他社会环境，女性与男性在大学校园中，各方面都更容易平等。依我看，大学里的男性可能比社会上的年长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有忧郁症。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忧郁症者的比例变化不大，一般都保持在二比一至一比一之间。这个世界由男性主宰，使女性活得更辛苦。女性生理上的劣势，使得她们更难保护自己。她们的体格较差，较容易成为强暴的受害者。她们外表老化时，较容易失去社会地位。她们的家庭地位不如丈夫。有些女性主义者说，由于女性缺乏独立自主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而要把感情和价值全部用来经营成功的家庭，因而较容易得忧郁症。还有人说，成功的女性有太多空间可发展自己，所以总是在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中疲于奔命。研究发现，已婚的家庭主妇和已婚的职业妇女，忧郁症罹患率几乎相同（比已婚、有工作的男性的比率高），证明这两种状况下的压力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种文化中，女性罹患率较高的不止有忧郁症，还包括恐慌症和饮食障碍，而男性罹患率较高的有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以及酗酒。
英国心理学家乔治·布朗是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大师，他曾提出一种说法，女性的忧郁与照顾小孩有关系，这个理论已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如果有人能减少因养育小孩的焦虑所引发的忧郁，那么男性与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就会差不多相等。而在一对角色区分不那么分明的夫妻中，男女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几乎相同——布朗的结论是：“两性忧郁症罹患比率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角色差别的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的蜜尔娜·魏茨曼认为，忧郁使女性演化出对失去小孩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因为忧郁激发出她们教养小孩的动力。
女性罹患的几率（2）
还有一种情形，许多女性忧郁症者童年时曾受过严重的虐待。小女孩远比小男孩更容易受到性侵害，而强暴的受害者远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忧郁症。这类女性还容易受厌食症之苦，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也被认为与忧郁症有关。营养失调会引起许多忧郁症的症状，所以或许厌食女性的忧郁症状是另一种病症，但是许多经历过厌食症的女性表示，即使恢复正常体重，这些症状依然存在。此外，社会结构似乎与形成厌食症的痛苦自制观念，以及忧郁症中的无助感二者有关。自厌会让人不停地退缩，直到自己几乎消失于人群中。在探寻忧郁原因的诊断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特别重要。询问厌食症患者在没有想到食物或进食时是否会失眠，通常是很有价值的问题。
女性主义评论者黛娜·克劳莉·杰克将这些看法分类整理，最后将其归因为女性失去声音与自我的要素，“因为这些女性听不到自己对配偶说的话，以致无法坚持信念和‘自我’的感受，反而变得对拥有私密感受的正当性感到怀疑。”杰克的理论是，无法与配偶充分沟通的女性（她认为，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配偶不想听）只得退缩到沉默之中。她们实际上很少说话，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的主张，说些“我不知道”或“我根本搞不清楚”之类的话。为维持婚姻，避免关系彻底破裂，这些女性要让自己符合理想女人的形象，说些配偶喜欢听的话——即使亲密交谈也是言不由衷，把自己隐藏于人群中。杰克解释：“女性为寻求亲密关系而承担沉重的自我否定。”事实上，成功的两性关系，通常是合伙关系，权力在男女之间可以相互转移，以适应他们共同与各自所面对的不同环境。不过，女性所拥有的金钱或经济掌控权通常较少，在破裂的关系里，女性比男性更能够容忍暴力与虐待，这都是事实。还有一种不断上演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剧情：忧郁的女性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虐待，因而受到更多的暴力相待；又因受到虐待，于是变得更忧郁。这使她们更无力保护自己。
男性的病症
文学作品中描述了不同的女性忧郁的情形，却很少提到男性忧郁。许多忧郁的男性不愿意看病，因为他们处理忧郁的方法，不是退缩到沮丧的沉默里，而是退缩到暴躁的喧嚣、药物滥用与疯狂工作之中。根据统计报告，女性忧郁症者的人数为男性的两倍，但是男性忧郁者发生自杀的可能性为女性的四倍。单身、离异或鳏居的男性得忧郁症的比率，远远高于已婚男性。忧郁男性所表现的行为，不知何故被委婉地称为“暴躁”——他们对陌生人动怒、虐待妻子、滥用药物。作家安德鲁·苏立文最近曾写到关于他注射睾丸激素作为人类对抗艾滋病病毒（HIV）的方法之一，结果提高了他的暴力倾向。在我一连串对家庭暴力当事人的访谈中，听到的都是抱怨。“我回到家，觉得整天都累坏了，”一位男士说：“那女人老问我烦人的问题，她说话的噪音像锤子一样地敲打着我的脑袋。那声音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就是因为她老在旁边唠叨。我不想伤害她，但想干点什么事。我快疯了，你懂吗？”另一位说，当他看到妻子时，觉得自己“如果我不挥一拳什么的，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废物。”
对妻子动粗当然不是表现忧郁感受的好方法，但这种症状通常与忧郁有紧密的关联。其他许多冲突、伤害行为，多少都是男性忧郁症的征兆。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示弱被认为是娘娘腔的行为，男性不可以示弱，这使他们不能哭，不能表现出失态的恐惧与焦虑。虐妻者认为打老婆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法，他们居然毫不怀疑地相信，内心之苦就是对行动的召唤，若有情绪而无行动就不算男人。不幸的是，有相当多举止粗暴的男性没有接受抗忧郁的治疗。如果说女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是因为她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快乐，那么，男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则是因为他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勇敢。大多数暴力行为都是一种胆怯的形式，而有些胆怯之举正是忧郁的症状。我现在才知道：以前我很害怕羊肉，那是一种胆怯的情绪在作怪。
在忧郁症第一次发作时，我曾有过好几段暴力时期，由于之前从没有过暴力的举止，我一直怀疑这段时期和忧郁有关，是忧郁的表现之一，也说不定是我服的抗郁剂所致。小时候，除了我弟弟之外，我很少打别人，而且大概十二岁以后就再没打过他。三十多岁后的某一天，我莫名其妙愤怒起来，心中开始想着各种杀人的画面，最后把女朋友家里有我的相片的镜框打破好几块，将铁锤扔在玻璃渣中拂袖而去，才消去怒气。一年后，我和一位交往多年友谊深厚的同性朋友发生激烈争吵，他让我受伤颇深，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当时我已在某种忧郁状态中，我暴跳如雷，用从未有过的暴力行为攻击他，拉他去撞墙，不停地殴打他，打断了他的下巴和鼻子。他后来因为失血过多而住院治疗。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颌骨在我拳下碎裂的感觉。当别人提起我攻击他的可怕景象时，我的回答几乎和虐妻者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消失了，而藏在脑中深处最原始的冲动告诉我，暴力是证明我存在的唯一方法。我对所做的事懊悔万分，但是，虽然一部分的我对朋友所受的苦而深深抱愧，另一部分的我却不对这件事有一丝后悔，因为我真的相信，若不这么做，我会完全疯掉——这个看法，那位朋友（我们依然很要好）后来也接受了。他精神的暴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