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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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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还继续割伤自己,伤口就没法愈合了。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她试过上吊(用塑胶绳、鞋带、量血压的带子)——直到“我脸都发紫了”——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她的头发稀疏,因为她扯掉了头发,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那时候,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毫克的Prilosec,一天一颗;二百毫克的Seroquel,一天两颗;五毫克的Ditropan,一天四颗;二十毫克的Lescol,一天一颗;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一天六颗;二十毫克的百忧解,一天四颗;三百毫克的Neurontin,一天三颗;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一天一颗;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一天两颗。 
  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第一次碰到安琪。她是那里的病人,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她非常贫苦,”一位护士告诉我:“但天性可爱。安琪是特别的人。”当然,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她是个热心、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 
  我逐渐摸清楚安琪和她自残的模式。她最喜欢的割腕工具是铁罐盖。她曾经细细地割伤手臂,严重到要缝四百针。她对我说:“割伤自己是唯一会让我有快感的事。”要是拿不到罐头,她就把牙膏管拆开,用来将肌肉割成一条条。连因为自残烧伤自己而经过清创术(以手术割除腐败的肌肉组织)后,她都还要割自己。在诺利斯镇州立精神病院的小世界里,“我曾经进入五十号楼——紧急处理中心,”她对我说:“我一割伤自己就会被送进去。我原来是去十六号楼,但现在是去五十号楼。目前我住在一号楼,一般住院病房。休息的时候,我偶尔会去三十三号楼参加卡拉OK之夜。这个时候我得回医院,因为身体的恐慌会不断袭击我。我的心一直跳跃,停不下来,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冲进洗手间——我整个身体对小小焦虑产生的反应非常敏感!昨天我们到商业区,那里好可怕,连小店都很可怕。我得吃一大堆劳拉西泮(情绪稳定剂)——就算吃了我也不敢上街。我害怕自己会发疯。昨天我很快走进店里,再跑出来冲进洗手间,来回十多次。我实在受不了。当我离开医院到那里时,我会很害怕,但要走回来时,我又害怕回到医院。” 
  她一直不能没有身体的痛苦。“我告诉他们不要缝我的伤口,放着不用管,”她说:“让伤口烂掉就算了,那样会让我舒服一点。我宁愿承受身体的痛苦,也不愿再忍受精神折磨之苦。当我筋疲力尽、无法呼吸的时候,才能让我发泄一下。如果想扎自己的手臂,用订书机钉比用针缝好,因为那样比较痛,但痛得还不够久。当我割自己的时候,我真想死——等我把自己割成一片片再烧光以后,谁还会在乎我?看吧,我不是好人。”在最严重的三年里,安琪受到一对一的监视——连独自上洗手间都不行。她曾好几次被绑在床上,关在特别病房中,还曾被罩在网里—— 一种让有自毁倾向的病人动弹不得的大网子。她说那些恐怖的经验,无法用言语形容。她了解所有自己服用的药,是懂很多的病人。“你知道吗?要是再多吃一点Clozaril,我会全吐出来。”她还接受了多次电击治疗。 
  安琪对我说,最近在诺利斯镇医院度过的时间里,每天都打电话给母亲,每月还有几个周末可以回家陪母亲。“全世界我最爱妈妈,爱她甚于爱我自己。我让她很难过。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她有七个小孩,还不如只有六个。但这不代表我应该离开她,让她孤独一人。我已经让她受尽了折磨,不能再伤害她了。我带给她很重、很重的负担和困窘。我的忧郁症、她的忧郁症、我姐姐的忧郁症、我哥哥的忧郁症,你知道吗?苦难永远不会停止,我觉得永远不会停止,直到我们死了为止。我真希望能找份工作,赚钱养她。别人说我过度担心她了,但她已经七十三岁了。我到她家帮她清理打扫屋子。我发狂地清扫屋子的每个角落。我对这种事情很热衷,我喜欢清洗东西。我妈很感谢这一点。”   
  安琪的故事(2)   
  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安琪非常紧张,她因长期接受电击治疗(已三十次)和服用高剂量的药物而造成的失忆,使她无法好好和人沟通,句子讲到一半会忘记。谈到令她稍稍有点宽慰的小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好,”她说:“我时常痛恨自己,我恨自己做的所有事情。上帝应该帮我想想办法,我被车撞过两次,我割伤自己想把血放光,而我还活着。我很丑,我很胖。我不能思考——我的心混乱到偶尔想想事情都不行。医院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吗?那些症状,忧郁和孤寂的感觉,不可能消失。” 
  她敏感地注意到我们沟通不畅,于是在数周后写信来“讲清楚”。她在信中写道:“我做了太多残害自己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令人厌烦。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大脑。有时候我怕一哭起来就停不住,永无止境地失落再失落。我希望能帮助很多的人,就算只是一个拥抱也好,仅仅如此也会令我快乐。有时候我会写诗,诗让我知道自己病得有多严重,但是诗中有希望。爱你的安琪敬上。” 
  接下来的一年,安琪搬出诺利斯镇医院,先住在一个有专人照料的地方,再转到宾州波城。她有十四个多月没再割伤自己的手臂。她服的药似乎有了作用,不再听到恐惧的声音。离开诺利斯镇医院前,她告诉我:“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不能好好面对这些事情,像买东西、走三段楼梯,还有面对人群等等。”但是,她轻松地改变了。“现在”,离开后约一个月,她告诉我,“我表面上前所未有的正常。”而且之后愈来愈好,得到她以往从未有过的自信。她仍一直幻听到有人唤她名字,但不再是以往邪恶、痛苦的声音。“大部分时候,我不再有任何想伤害自己的冲动。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有人打喷嚏,我就会想割腕。现在我满怀希望,能好好走完人生!”她对我说。 
  我很讶异地发现,安琪不像其他许多有自残倾向的病人那样会伤害别人——她从不伤害别人。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她从不打别人。她谈到有一次用火烧自己的睡衣,然后突然想到,自己烧起来可能会让整个建筑物起火,于是很慌张。“想到我可能会烧到别人,我很快就冲到户外。”她参加了诺利斯镇医院的“消费者保障小组”——院内鼓吹病人权利的团体。虽然心里害怕,但她会和医生一起到院外的学校谈医院里的生活情况。当我到她住的监护住宅与她碰面时,发现她会教其他人做事:她以无穷的耐心教别人如何烹饪(制作花生酱香蕉三明治)。“我要好好过日子”,她对我说,“我就是很喜欢帮助别人。我觉得,或许我终究也会为自己做点事。现在和我同房间的女士是个好心人。她有很多问题,连做饭和清理都不会。她不太做事,但是她很可爱,偶尔可以和你聊天,你不能对她太粗鲁。我已经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教她削该死的小黄瓜,但她就是学不会。” 
  安琪写诗,她的诗的确能细致地表达出她的经历:我希望我可以哭得像天空那般地随意。现在眼泪不会那么容易流下来。眼泪卡在我的灵魂里。 
  生命好空虚,我好害怕你感觉得到空虚吗?我想那是来自内心的恐惧。我该振作起来,对抗恐惧但这场战争是多么地漫长啊。我好累。 
  小孩在长大,我的泪在眼底流着。错过了他们的成长就像错过了四季的变换,错过春天的玫瑰花开也错过了冬天的雪花飘散。我还有多少年可以错过? 
  岁月不曾为我停留也不愿停留,岁月为何不停留?花儿不断开了又谢开了又谢,而我的人生依然寂静如死水。 
  安琪搬到监视相对宽松的住宅时,我去拜访她。她为我做了个礼物—— 一个天蓝色的鸟屋,背后钉着小纸条,写着:“租约到期。”我们一同到波城一家购物中心里的中国餐馆吃午餐。我们聊到她有一次去纽约看到的表演,聊到她找了份兼职工作,在小餐馆中帮忙做三明治。她曾遭到拒绝,心情沮丧;她曾为可以工作的想法而兴奋,虽然她害怕做收银员和要算钱找零的工作。“我的数学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她偷偷地说:“太可怕了。而且我能专心的时间很短,像三岁小孩。我想那应该是服药的缘故。”我们聊到她最喜欢的书——《麦田守望者》。我们聊到她曾有过的梦,“我一直梦到大海,”她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有面墙。墙的背面是一片海洋。我总是无法跨过海滩,走进水中。我一直拼命走向水中,但就是走不到。有时候我在梦中感到热。太阳晒伤了我,我的头发烧了起来。我怕被太阳晒。你知道,即使是在真实生活里,在太阳下山变得火红时,我会试着找个没窗子的地方躲起来。我怕落日的光芒。”我们聊到一点她残破的记忆。“我是我一个侄女的教母,”她说:“我忘了是哪一个,又不好意思问。” 
  后来的六个月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联络,再度碰面时,安琪问到我的近况。我告诉她说我曾有过轻微的复发。那时我刚经过肩膀脱臼和第三次崩溃。我们又回到那家中国餐馆。安琪拨了拨盘中枯黄的白菜,“你知道吗,”一分钟后她接着说:“我真的很担心你。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好像会自杀或发生其他什么事。”   
  安琪的故事(3)   
  我试着安抚她,“哦,安琪,不是那回事。当时情况很可怕,但还不至于那么危险。至少后来就变得没那么危险了。你知道吧,我服过金菩萨还有其他一大堆药,作用很明显。”我笑着摊开双臂:“你看,我可不是好好的吗?” 
  安琪抬起头,笑着说:“那太好了,我好担心。”我们低头吃饭,然后她断然地说:“我永远不会好起来。”我对她说,要慢慢来,她将来一定会非常好。我告诉她,她已经比我们两年前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好上一千倍。我说,看,一年前你还无法想象会出院,住到你将要搬去的地方。“也对,”她回答,一时间,她不好意思地自豪起来:“有时候我很痛恨那些药,但它们对我有帮助。” 
  吃完冰淇淋后,我们逛了餐厅隔壁的儿童商店。安琪买了些咖啡和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准备上车回到她住的地方。“真高兴你来看我,”她对我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希望你不会觉得是我把你拖过来的。”我说她的转变令我非常兴奋,看到她我也很高兴。“你知道,”她说:“如果我的状况好到能做点事情,我想做大型表演,可能像‘奥普拉’(由美国著名黑人女主持OprahWinfreey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那样。那是我的梦想。” 
  我问她为什么想上脱口秀节目。“我只是想把讯息传达给人们,”上车时,她对我说:“我想告诉所有人:不要割伤自己,不要残害自己,也不要恨自己。你知道吗?这真的很重要。我希望将来能很快懂得更多。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在车上沉默了一阵子。“你会在书里跟大家讲这些吗?……”她问道,有点紧张地笑起来。 
  “我会把你说的告诉大家,”我回答。 
  “你保证会吗?很重要哦。” 
  “我保证。” 
  后来我们抵达了她的新居—— 一所监视宽松的住宅,在里面参观了一会儿,看看窗外景色,我走上户外的楼梯,想看看大楼背后的院子里的景色。那里和她之前住处的荒芜景象大不相同。这栋大楼最近翻修过,外观像是间旅馆:每个双人间都有整片地毯、大电视机、一张扶手椅和沙发、一间小厨房。我说:“安琪,这里实在太棒了。”她回答:“对啊,真的很漂亮。这里比以前好太多了。” 
  我们开车回到她即将要搬出的地方。下了车,我给了安琪一个拥抱。我祝她好运,她又一次感谢我来看她,还说我的造访对她有深远的意义。我感谢她送我的小鸟屋。“老天,好冷,”她说。我回到车上,看着她在雪中一步步慢慢从停车场走到大门。我启动车子,说:“安琪,再见。”她回头向我招手:“别忘了你的承诺。”我离去时,她这么对我喊着。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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