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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无法入眠，头痛欲裂，而且胃绞痛也发作了，我莫名其妙地担心我们搭船前往布达佩斯的行程。熬过了第二天，到了第三个失眠的晚上，我整夜害怕，无法起来上厕所。最后，我打电话给父母，“我要回家，”我说。他们很惊讶，因为出发前我还想尽办法争取多玩一天，为了想多去一个地方而讨价还价。“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问，我只能说我觉得不舒服，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我预期中的有趣。母亲很体谅我，“一个人旅行的确不太容易，”她说：“我想你在那儿跟朋友见面会好一些，但即使这样，还是有可能身心疲惫。”父亲说：“如果想回家，就刷我的卡买张机票回来吧。”
于是我买了机票，将行李打包，当天下午就回家了。父母到机场接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而我只能说我就是呆不下去了。他们的拥抱，让我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觉得有安全感，于是我如释重负般哭了起来。当我回到那栋从小长大的公寓时，我感到消沉，而且觉得自己真是愚蠢极了。我把自己夏天的旅行计划搞砸了，而回到除了家事杂务之外没任何事可做的纽约。打电话给几个朋友，他们很惊讶我怎么回来了，我甚至不想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在家里度过了剩余的假期，尽管和家人、朋友相聚，度过了一些快乐的时光，我还是感到无聊、厌烦，而且更郁郁寡欢。
后来，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那年夏天之后，我到英国去读硕士。在新的国家、新的大学开始新的生活。我并没有感到任何恐惧，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学业也应付得很不错。我喜欢英国，似乎不再有什么让我惧怕的事情了。之前的焦虑，随着在美国的大学生活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坚强自信又随和的好友，和他们在一起我也变得轻松惬意。我办派对时，每个人都想来参加。我和那些最要好的朋友（现在还是我的好朋友）长夜秉烛，促膝谈心。在快速建立起来的亲密而深刻的友谊中，我感到愉悦无比。我每星期打一次电话回家，父母也察觉到我比以往都快乐。每当情绪不稳定时，我急需要有同伴在身边，而那时候我很轻易地找到了。在那两年里，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快乐的，只有在天气恶劣、无法让每个人马上对我产生好感、睡眠不足、发现自己开始掉头发时，才会感到不快。但我心头一直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忧郁，那其实是种乡愁：就像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法国已故传奇女歌手——译者注）唱的那样，我对每件事情都感到懊悔，只因为它们过去了，而且早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因时光流逝感到惋惜。即使是心情好的时候，也总是想和时间角力，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让时间停留，因此而感到淡淡的忧伤。
我患病的前后（3）
我好像在二十岁出头时还算有勇气，梦想成为一个冒险家，并强迫自己有意忽略内心的不安，即使在某些感到害怕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十八个月后，我修完硕士，开始往返旅行于英国和莫斯科之间，和一群在那儿认识的艺术家暂居在偏僻的屋子里。一天晚上，在伊斯坦布尔遭到抢劫，我夺路而逃，抢匪没抢到任何东西。我纵容自己幻想着性方面的种种可能，把以往对情色的所有的压抑和恐惧抛到脑后。我留长发，又剪掉。和一个摇滚乐团一同表演，还去看歌剧。我想感受各种事物的欲望愈来愈强烈，在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尽可能去所有想去的地方体验各种事物。我坠入情网，打算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1989年8月，那年我二十五岁，母亲被诊断出患了卵巢癌，我完美无缺的世界开始破碎。如果她没有生病，我的人生将会完全不一样吧？我一直这样想。如果故事发展不那么戏剧化，也许我的一生虽伴随着忧郁的个性，但不至于崩溃；也许我会晚些年才崩溃，发展成为中年危机；也许，我还是一样会崩溃。如果我那生平第一次充满情绪化的阶段是前兆期，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触发期。大部分严重的忧郁症之前，都有轻微的忧郁前兆，而这前兆绝大多数都难以解释，也不会被注意到。当然，即使是许多从未罹患忧郁症的人，回顾他们的人生经验，也总能找到被定义为前兆的生活片断，这些前兆之所以被遗忘，只是因为后来的病症并没有成形。
我不想详述每件事情的发展，因为对那些已经了解这种消耗性病症的人来说，这已经很清楚了；而对不了解的人来说，怎样解释对他们来说也许都是费解，就像对二十五岁时的我一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事情糟透了。1991年，母亲去世，当时她五十八岁，我伤心欲绝。尽管我流泪，感到巨大的悲伤，尽管我长久以来一直倚赖的人离我而去，但其实母亲过世后那段时间，我的状况还算可以。我很伤心，但还没有到疯狂的程度。
那年夏天，我开始接受心理分析。在进行之前，一位女分析师向我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会继续为我分析，直到完成为止，除非她得了重病。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我同意了。她是位富有魅力和智慧的女士，偶尔让我想起母亲。与她每天的会面，让我能够克制自己的伤痛。1992年初，我和一位美丽而有魅力的女子相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美好，不过她又是个极度挑剔的人。我们之间尽管多半时间都相处融洽，但关系仍然不稳定。1992年秋她怀孕了，但后来她把小孩拿掉了，那让我有种突如其来的失落感。第二年，在我三十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协议分手，双方都很痛苦。我生命里的齿轮又少了一个。
1994年3月，我的分析师告诉我她要退休了，因为她要往返于普林斯顿的家和纽约之间，长距离奔波令她备感辛苦。虽然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也想过是否要结束心理分析，但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竟然无法抑制地痛哭出声，整整哭了一个小时。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哭的人，自从母亲过世之后我几乎没有那样哭过。我觉得遭到了彻底的背叛，我感到孤单到了极点。在她正式退休之前，我们还是一起进行最后一年的分析工作。
那时，我向她抱怨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感觉，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感到麻木。我不在乎爱，不在乎工作，不在乎家庭，也不在乎朋友。我写作的速度开始下降，直至停顿。“我什么也不知道，”画家杰哈德·李希特有一次这么写道：“我什么也不会做。我一无所知，毫无办法，什么也不会。然而这个悲剧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不快乐。”我也一样，我发现所有的强烈情绪都没有了，除了纠缠不休的焦虑感。我以往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还因为这样，时常惹出一堆麻烦，但那种冲动似乎完全消散了。我不再渴望身体与心灵亲密的交流，街上的人们，哪怕是我认识、我爱的人，也都不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即使在声色场所里，我也常常神游天外，想着还有什么东西没买或者还有什么工作没完成。我只是把一项项娱乐列入我的日程表里而已。我每次参加派对，都试着让自己玩得高兴点，但结果都失败；我看到朋友，试着投入地和他们玩耍，也毫无所获；我买了梦寐已久的昂贵商品，但却没有任何满足感；我逼自己去做些从未做过的极端事情，好唤起我的本能冲动，但也没有效果。对于我自己反常的表现，我并不感到特别惊慌，但也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我的分析师和我讨论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我得了忧郁症。就在我慢慢感觉到和外界愈来愈脱节的同时，我们试着找出问题的根源。我开始抱怨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叫我喘不过气来，我把那些朋友来的电话看成是很严重的负担。我还变得害怕开车。每当晚上开车时，我就看不见路，眼睛变得特别干涩，老是觉得自己偏离车道，就要开到路边上去了，或是即将撞上另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常常突然发觉自己手脚突然失控，不知道怎么开车，在一阵错愕中将车子停靠到路边，吓得一身冷汗。周末的时候，为了避免开车，我只能呆在城里。分析师和我回顾焦虑产生的过程。原来，我和女友分手时，我正处于忧郁开始的阶段，而我也明白，那段关系的结束可能是后来患上忧郁症的导火线。
我患病的前后（4）
我一直想找出症结，不断回想忧郁初期发生的种种事情：从失恋、从母亲开始卧病在床的那两年、从更早的一段失败的感情、从青春期，甚至从出生开始。就这样，我觉得自己无时无刻、每件经历都是忧郁症的前兆，其实我所患的只是精神官能型忧郁症（症状是焦虑和悲伤而非疯狂）。那时我的问题还在可以掌握的范围内，似乎是以往受到伤害的延续，某种程度上，对许多健康的人而言这也都偶有发生。忧郁症像一棵大树一样慢慢成长和浮现。
当我的第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虽然佳评如潮，但我却觉得索然无味。我越来越厌倦身边的事物。我读到那些赞扬的文字，却全无喜悦可言。之后，我回到纽约家中，更加为社交应酬所苦，甚至连交谈也一样困难。一切都好像比以前更加吃力，连地铁都变得难以忍受。当时我的分析师还没有退休，她说我是轻度忧郁。我们在一起讨论很久，感觉很像在为一头野兽命名，以便能够驯服它。她说我认识的人太多，应酬过多，我想自己应该休息一下。
就在那时，我的肾结石突然病发，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次。我打电话给医生，他答应通知医院，好让我到急诊室后马上可以获得治疗。但是当我到了医院后，那里似乎没有任何准备。肾结石的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我坐在那里等待的每一秒钟都是痛苦的煎熬，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把我的中枢神经浸泡到硫酸液里去，一层一层最终腐蚀到那些神经的最里面。我几次向护士求助，但没有人理我。我站在纽约医院急诊室小隔间里，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们在我手上注射了一剂吗啡，疼痛终于缓和。不过很快又再度复发：在医院里进进出出了五天，插了四次导尿管，吗啡的剂量也用到最大，每四个小时还注射盐酸配西汀（Perthidine，Demerol），还加上了止痛药。后来医生说我的肾结石并不明显，无法施行快速又有效的碎石手术。动手术当然行得通，但是很痛，而且也许有危险。我原先不想告诉父亲，他正在缅因州度假，但当时我需要亲人的帮助，因为之前我母亲也在这家医院治疗，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也许能帮我做些安排。不过他似乎并不担心，“肾结石，那会排出来的，你不会有事的，等我回家再去看你。”他说。那段时间，我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很长的文章，在不太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和编辑交流。我觉得就快要丧失最后的理智了，“我的疼痛再不停止的话，”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就要把自己给杀了。”我以前从没说过这种话。
出院时，我非常害怕。疼痛和止痛药，把我的心理状态搞得一塌糊涂。我觉得结石还在我体内，而且随时可能复发。我害怕一个人独处，回到公寓后，收拾些行李就搬了出去。那些日子我到处流浪，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白天他们几乎都得上班，而我就留在他们的住处，不上街，小心翼翼地不敢离开电话太远。我服用预防性止痛药，但情绪却更加恶化，甚至有点疯狂。我对父亲感到愤怒，那是不理智、任性而且恶劣的愤怒。我斥责他对我漠不关心，他向我道歉，并试着解释他只是想安慰我，那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他还说，他觉得我在电话中听来颇为镇定。我变得歇斯底里，至今我都还觉得那时的情绪简直是莫名其妙。我拒绝跟他说话，也不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有时，我打电话给他，在他的答录机里留言，开头通常都是：“我恨你，真希望你死掉。”我靠安眠药度过每个夜晚。后来有一次轻微复发，又回到医院，其实并不严重，但是我却被吓得半死。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疯了。
一个夏天的周末，我到佛蒙特州参加朋友的婚礼。我本来打算不去，但后来得知举行婚礼的地方附近有家医院，才决定还是去参加。星期五晚上，在晚餐之后的舞会上，我见到了一位十年前在大学里认识但不是很熟的朋友。我们开心地交谈着，当时我感觉到我的情绪竟是几年来最放松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克服了问题，一时间容光焕发，甚至陶醉得有些出神，也没有再去想以后会不会遭遇什么不好的事。那时我的情绪就是这样很荒谬地大起大落。
参加完婚礼，我的情绪又陷入了低谷，工作状况也愈来愈差。我取消了到英国参加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