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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小时候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他教私塾。有一天，正在教学生读书时，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地听他讲课，表情很严肃也很认真。杨景镇很好奇就把那个小孩叫进来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想念书上学，可是家穷，上不起学，就在这里偷听。”杨先生觉得让小孩读书识字是件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供给张作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 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时间私塾。在杨景镇的私塾里，张作霖学到了初步的文化知识。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是个知恩图报，讲义气的人，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时情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就曾跟杨景镇读书。张作霖总说自己毕业于“绿林学校”，幽默之余，也十分贴切。他只跟着杨景镇上过一点私塾，无论成名前后都没有广泛读书的机会，接触最多的无非是市井之间流传的说书演义。
就在张作霖大权在握之时，正是张学良成长之日。张作霖有一点很值得肯定，就是他很尊敬文人。因此，他把他的儿子张学良培养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将军，张作霖自己没有文化，重视枪杆子忽视笔杆子，因为这个也吃过不少苦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不断膨胀的野心和手中越来越多的权力要求他自身的能力不断提高，他感到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尤其是长子张学良，他一心想将张学良培养成一个文武全才，以便将来好继承大业。张作霖教育张学良“不要当败家子儿”。
张学良从六七岁开始接受严格的文化教育，读书识字。张学良的大姐首芳谈到张学良的童年时，概括成八个字：聪明、活泼、大胆、顽皮。总是做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为了教育张学良，张作霖特意把他的恩师接到家塾教育张学良，但是张学良总是调皮捣蛋，背书的时候偷翻书本，老师不允许他看，他还顶嘴说：“书是我的，我怎么不可以看？”
有时张学良看到别人穿了新衣服，就故意弄脏别人的衣服，然后鼓掌大笑。甚至把他的老师绑在凳子上，然后出去玩，一整天都没有回家，老师就在凳子上饿着，直到张作霖回来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小顽皮。
张作霖虽然疼爱他的儿子，但是也不一味溺爱，他自己小时候生活艰辛，从不浪费粮食，家里的孩子都知道父亲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所以谁都不敢浪费。幼年的张学良总是挑食，这个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有一次全家人一起吃饭，张作霖特意点了自己从前最爱吃的高粱饭，但是张学良不喜欢吃，吃得很少。张作霖破口大骂张学良不知天高地厚，是“败家子儿”。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班。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根本没有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重任”。出乎这个特务头子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少帅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壁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说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权力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任何时候都不见。”
说到张学良，就不能不说东北易帜，1928年4月，蒋介石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离京返奉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但这时的东三省仍然是奉系军阀的地盘，照旧悬挂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7月北伐进入最后一战——滦河之战。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各路军队直逼滦河东岸与直鲁军对峙。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离京返奉，在滦河收束奉军回到沈阳，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阴谋没有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三次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8月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阻挠东北易帜。同时他带来田中义一的命令，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林权助再度威胁张学良：如果东三省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立即作出反应，申明自己是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顶住日方压力。国民政府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7月3日，蒋介石奉方代表要求东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 同时派代表到东北与张学良谈判易帜之事。张表示同意，唯以对日外交问题，易帜要延长三个月。但行动上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为实际上之统一。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
张学良生性不羁，对政事并不专心，沉溺酒色之中无法自拔。这时军阀内部纪律涣散，宴会很多，每每选色征歌，醉生梦死。有一次冯玉祥被邀请赴宴，宴会主人招来妓女，嬉笑取乐。冯玉祥很是气愤，实在看不过去，就在街上找了一个老妇人在席间啼哭，冯给其银元，结果满座皆惊，不欢而散。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张学良爱美人，他的近侧们就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莫过于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带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钱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娇妾告别，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感到财力不足，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取财，甚至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而从法律上讲这些财物应该属于溥仪所有。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招待宋哲元和其他几位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和左右通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畔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
张学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被千夫指责，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而正直“九？一八”的晚上携夫人和赵四小姐看戏，也被舆论指责，说张学良竟有如此闲情逸致去看戏，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事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报佳人舞几回。”
公众舆论尽管如此，但张学良对日立场十分坚决，不容置疑。事变前夕，张在接获紧急情报后即据以致电蒋介石，并慨然请缨：为国为家，愿意身临前敌，虽战死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