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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经过革命军的不懈努力，终于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武昌首义革命这样打响，此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这条腐朽的船在绝望中挣扎了几下，终于沉没在辛亥革命的巨浪之中。
武昌起义是在仓促慌乱中由革命党人决定临时爆发的，也是在缺乏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不但筹备起义的总指挥张振武、孙武等人由于意外原因一个都没到场，孙中山和黄兴更未亲临。
在形势对革命党人不利的情况下，武昌首义仓促爆发，但是武昌起义胜利，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有人说是因为武汉为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重要，有人说功在新军哗变，有人说武昌起义成功得益于瑞澂连夜出逃，有的说武昌起义爆发应归张之洞的治鄂。这些说法或多或少涉及了一些事实，但有的失于偏狭，有的不无错舛。
就武汉本身而言，抛开地理位置不谈，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组织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最终掌握一部分新军武装并非难事，相对来讲，武昌地区的革命力量最为强大。
革命党人处事果断，把握时机，在得知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毅然选择了有利时机，进行了关键性的决战，成就了武昌起义这场埋葬清王朝的“爆炸”。
革命之势，犹如火山喷发，在内部积蓄力量，形成岩浆，最终涌出地表，喷薄而出。
同盟会的领导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从外部，如香港、越南等地临时输入革命力量，再到广州、镇南关等地起义，但因缺少蓄积力量的准备阶段，均以失败告终。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也曾投入革命积蓄力量，但是没有形成足够喷薄的“岩浆”。而武昌起义在内部力量不断蓄积的基础上，终于内爆，一发不可收拾。
烈士慷慨悲歌，为推翻清朝而捐躯的壮举，传遍武汉三镇，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党人更是矢志复仇。起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清政府已无回天之力。
武昌首义，人心浮动，清政府中一些官员即采取将家属走避天津租界的办法，甚至连当时的裕隆太后还有出走热河的准备，一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也举棋不定乃至坐视清廷崩溃。立宪派抛弃清政府，基本上共同倾向于不保清廷——当时从武汉赶到苏州的张謇会同雷奋等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政府“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赵凤昌则宣称：“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以保将来中国。”张謇则明确地对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当其时，立宪派与旧官僚采取“和平夺权”与“政变夺权”的手法，先后取得了湖北、江苏、湖南、广西等省的地方统治权。因此，从武昌起义到清廷宣布退位，不过几个月时间，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在极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了。
首义只一个晚上就获得成功，成功以后清政府不会善罢甘休的，急急忙忙调集精锐部队，因为汉口是武汉的北大门，北面来的部队就通过铁路先来到汉口，就在现在的黄浦路，刘家庙丹水池这一带集结，此时起义的正规部队和大部分民军还有一些民间人士，跟清廷的正规军短兵相接，场面悲壮，牺牲了的烈士数以万计。
清政府曾派荫昌率北洋新军开赴武昌镇压革命，但北洋军大部分将领都是袁世凯心腹爪牙，根本不听从荫昌调度。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统率北洋军前往武汉三镇。袁世凯刚刚被重新起用，北洋新军即展开猛烈进攻，都取得了不小胜利，先克汉口又占汉阳，使得武汉形势严重告急，革命大有被扼杀的危险。但袁早已抱定了“剿抚兼施”的政策，很快就与南方革命党人谋划和谈：在军事上，袁不立即攻占武昌，而是形成一时间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方面对革命党形成强大威慑，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以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以此要挟清政府。袁世凯当年大军压境，于军事得手之后，一再谋和停战，要挟清廷与南方谈判，完全是为其个人政治目的，和与战只是其手中的政治筹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态度客观上使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得以保存下去。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但各个方面的因素也对其产生了作用。历史的车轮终于将其辗作历史的尘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寿终正寝。
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胜利的标志。武昌义旗一举，各省云起响应，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最后导致清王朝的终结。
十八星旗的全称是“铁血十八星旗”，象征着宁死不屈的铁血精神，而旗面上的十八颗星代表全国十八个省。
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日益高涨。武汉三省扼九省通衢，工业集中，文化发达。那里的革命党人早就在孙中山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许多同盟会员和知识分子投身营伍，在新军中做了细致扎实的工作，积聚了雄厚的革命力量。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武汉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首领孙武为参谋长，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制定起义计划、文告、印信、旗帜、符号等。
由于事机不密，在10月9日革命党人预定起事的日子里，革命机关遭到破坏，许多革命党人被捕。彭楚藩等三人经严酷的审讯，坚贞不屈，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于10月10日凌晨英勇就义。尽管这样，起义还是在10月10日晚7时左右爆发。驻武昌紫阳桥附近的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组织领导下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随即抢占楚望台军械所。不久，新军二十九标、三十标、测绘学堂、南湖炮队、塘角辎重队等也相继起义，经一夜苦战，终于攻破湖广总督衙门，占领武昌全城。11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军政府设在前湖北谘议局，门前两面十八星旗，随风飘舞。铁血十八星旗下站立着威风凛凛的卫兵，这一切代表着革命军政府的建立。
起义后，全国各地响应。十八星旗在多省悬挂。到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八星旗被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难道只是时势造就和机缘巧合吗？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在武昌起义中把这位清廷军官推为首领？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武昌起义后，逼上梁山的黎元洪被革命军推为鄂军总督，之后相继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始终是一个傀儡。但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是“忠厚长者”、“稳健派”，和蔼谦虚。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清朝末年因苏报案坐过牢，文名满天下，被社会上层人士推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先锋。他见了什么都要骂，惟有黎元洪是他歌颂的。在他的笔下，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之前黎元洪一直推委软弱，唯在这件事情上，一丝不苟，“强硬”了起来。
黎元洪——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幼时家境贫寒，在父亲投军，祖父过世以后，他和姐姐衣食无着，只得一起讨饭为生。实在饥饿难挨的时候，跑到别人的菜地里偷萝卜吃，聪明的他把萝卜拔出后将叶子拧下，再用土掩好，远看好像地里萝卜没人动过一样。在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14岁了。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生活变得稳定一些。20岁时他被天津水师学堂录取，他发奋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什么苦活重活都抢着干，而且各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得到几位师长的赏识。在入学后的第二年父亲去世，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困顿。即使在他结婚以后，每次回家探视亲人，都还要徒步往返近百里的路程，为的是省下一点路费，继续维持生活。后虽为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曾三次东渡日本，考察那里的政治与军事情况，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开通。
“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向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莲柄薄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其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在与黎元洪见过一面之后便对此人推崇备至，在他认为黎元洪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当时的社会舆论也称赞黎元洪是“忠厚长者”和“稳健派”，很多人都说他和蔼谦虚，他对待下属的态度也是有口皆碑的。
武昌起义成功后，由谁出面主持刚刚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工作成为了革命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因为起义来的仓促，根本来不及和革命组织的领导者取得联系。政府要建立，起义军需要管理，起义新军还需要巩固并扩大战果，急需一个可以主持大局的人。照理说革命首义刚刚取得成功，应该推选一个德才兼备、深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首领，以期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关系，而且畏惧革命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府的都督。这与起义军代表和地方立宪派商议的结果不无关系，立宪派运用政治手段使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军同意了让黎元洪当大都督。
当时，黎元洪还是协统，官位相当于现在的旅长。他刚听到起义的消息后，就吓得赶快从营房中逃跑。他惧怕起义士兵拿他问罪，于是不敢回家，就换了一身衣服东躲西藏，打算混出城去，唯恐躲避不及。黎元洪下落不明，起义士兵只好派人四处寻找。最后这位面庞团团的黎协统总算被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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