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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政局动荡不已。张勋等人乘机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仍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清室，人称“辫帅”，他的军队被称作“辫子军”。
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优厚”，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想法，政坛的许多头面人物还有那些为民国立下汉马功劳的人也不能忘却封建残余的皇室情结。张勋统率的“定武军”一直留着辫子，已在北京当总统的袁世凯派人找张勋，说建立民国，不要再留辫子了。但张勋回答一句话：“可死不可从。”显示护辫的决心。袁世凯没法子，只得由他。
发动复辟之前，他和康有为扶乩问吉凶，乩语出现：落花时节又逢君。当问“落花时节”指什么时候呢，乩语又出现李白的诗句：江城五月落梅花。张勋一计算，农历五月应当在阳历六七月间，因此，他7月1日发动了政变。但经过十几天就被段祺瑞败了。不久他见到逊帝溥仪，算是“又逢君”了，而自己的下场是“落梅花”，感到没法子混下去了，于是遁入荷兰大使馆请求“政治庇护”。
他因率军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统率两万军队驻扎在徐州一带。因是否解散国会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黎下令解除段的职务。段到天津后，即策动北洋各省督军在徐州集会示威。会后，一些省宣布独立，不承认北京政府。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领三千军队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6月30日晚入清宫，召开所谓的“御前会议”，决定复辟，恢复清王朝。张勋军队占据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群党，拥十二岁的溥仪登基。当天发布八道上谕，把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换下五色旗为龙旗，恢复清末官制封官受爵。张勋自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大权。
复辟消息刚一传出，全国一片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各大城市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强烈讨伐张勋。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拥有军事实权的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和日本政府的支援，组成“讨逆军”，誓师讨伐张勋。“讨逆军”很快攻入北京，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真辫子、假辫子被丢弃得满城都是。张勋突然之间从再造天朝的元勋坠落成举国声讨的叛逆，才明白自己“出头”的行为有多愚蠢，他大骂北洋诸君，说他人都很聪明，复辟又不是张勋一人的主张，成功了大家享福，失败了只有张勋一人受罪。后索性发出通电，将北洋诸君背信弃义的真面目公诸于众，电文称：“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冯国璋的传统观念很深，他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让溥仪复位。他曾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民国初年，他又与康有为等互通声气兴复大清。
京城里刚开始流传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消息，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不相信袁世凯会恢复帝制，于是处处为袁世凯辩白，直到徐树铮告诉他，袁世凯已经为恢复帝制做准备了，这才相信传闻。段祺瑞一心劝说袁世凯，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段祺瑞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袁世凯这时正做着他的皇帝梦，对于别人的劝解一点也听不进去，后段祺瑞见袁世凯仍有称帝计划，就称病在家，袁世凯也立即撤了他的军权。可是，帝制不得人心，一场反袁的风暴卷地而起，袁世凯的北洋军不听调度，无可奈何之下，袁世凯只得请段祺瑞重新出山。徐树铮见时机成熟便对段祺瑞说，大可乘势而起，取袁而代之。
段祺瑞却念其知遇之恩和袍泽之情没有置袁世凯于不顾，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顶着全国的骂名下令以总理身份厚葬袁，后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北洋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的冲击、中西文化的交融使北洋社会表现为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中国现实的有特色的新政治、新经济、新军事、新教育、新文化、新外交是从中国历史上的旧政治、旧经济、旧军事、旧教育、旧外交发展变化而来的。在中华民国史的上段，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演变的轨迹。
作为转型与过渡时代的政府，北洋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与症结是政局不稳和派系斗争激烈。同时还必须指出，北洋政府始终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形式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北洋集团从一开始即分裂成各个利益不同的派系集团。
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很多。往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而我们对北洋时期那些人物的看法，受太多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失之偏颇，事实上，这些人物惯于运用政治手段，而他们本身又带有太多的传奇色彩，所以人们难免会对他们产生误解，而失去了历史人物本身的面貌。今天再次对这些人物进行解读的时候，褪去他们身上神秘的色彩，以及当时他们所受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物依然具有其“现实意义”。
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这使得清王朝大为恐慌，当时全国只有北洋军最为精锐，但北洋军只唯袁世凯一人马首是瞻，其他人无法有效调度，于是清廷被迫起用当时“养病”在家的袁世凯，让袁世凯领导北洋军平息革命，于是，袁世凯借机掌握了大权，但是并不发兵，故意制造僵持局面，要挟清王朝和革命党，从中渔利。最终，革命党认为是袁世凯帮助他们顺利推翻了清王朝，就把大总统之职让给了袁世凯，而清王朝也认为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竭力为他们争取到了皇室待遇条件，所以同意退位。于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正是北洋政府的开端。
虽然革命党用总理负责制来约束袁世凯的行为，但袁世凯手握军事大权，不肯听命于他人，于是想破坏宪法恢复帝制，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计划刚刚推出之时，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最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气恼中暴病身亡。袁世凯死后，拥有军事实力的北洋各派互不服气，展开了一场政权争夺战，形成了北洋时期的混乱局面，直到国民党北伐成功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极需军事人才协助，便请荫昌为他推荐良材，荫昌推荐了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袁世凯立即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步、炮、工兵学堂都是附设在新军里面的随营军事学校，此时袁世凯手下军事人才稀少，因此军官不仅带兵，还要兼管训练。由于王、段、冯三人成为袁世凯建练新军的中坚力量，于是他们就分别得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三个绰号，他们将北洋新军调教得龙精虎猛，被德国驻胶州总督盛赞为“北洋三杰”。
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早年跟随袁世凯，出生入死，纵横捭阖，后来都名倾朝野。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左右逢源，穷兵黩武。
北洋三杰本来不是“三杰”是“四杰”，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最得力的手下是四个人，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与梁华殿。王士珍掌工兵，段祺瑞掌炮兵，冯国璋掌步兵，梁华殿掌骑兵。后来梁华殿在夜操时坠马失足落水溺死，不然北洋就该不止“三杰”而是“四杰”了。到袁世凯升任北洋大臣，王、段、冯三人随着水涨船高，就有了“北洋三杰龙虎狗”的说法。
从大环境来看，北洋政府所处的时代，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时代，这个大背景决定北洋政府需要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变，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北洋政府以转型与过渡为基本特征。
在取代清政府而建立的政权的转型和过渡中，新旧冲突在所难免，加之中西文化撞击与杂和，使得北洋政府的过渡，成为质的变化与飞跃。
动荡的年代给予人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会更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北洋时期的中国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当说，北洋时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北洋时期的中国处于社会多种转型和新旧交替的阶段，军事上，从封建军事制度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军事制度转型；经济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文化教育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转型。
政局的不稳定，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各色历史人物轮翻登场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充满矛盾，而形式上统一的中央政府，实则分裂不一。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平时，王善操权谋于腹中，段常行凶残于外形，冯贪婪之于不顾，这所谓的“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
“北洋三杰”为北洋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段祺瑞赴德国学习过炮兵，冯国璋曾赴日本考察近代军制和日本军事，只有“三杰”中年龄最大的，也是资格最老的王士珍未出过国。在民国政坛上，段祺瑞、冯国璋一直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而善于权谋的袁世凯对段祺瑞、冯国璋并不完全放心，常常重用王士珍，于是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北洋时期，又有北洋“龙虎狗”三杰：王士珍为龙，段祺瑞为虎，冯国璋为狗。后来因缘际会，段、冯影响均超出军界，写入政史。故论其在后世的知名度，则龙不如狗，更不如虎。
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人称“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为人为政，有野心而无魄力。既想得到权利，又想明哲保身。经常超脱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时隐时现。人喻其为见首不见尾的“神龙”。
袁世凯对义和团血腥镇压，惹得清朝贵族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谋取私利的企图。清贵族派义和团首领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义和团设坛继续操练。袁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大家都认为，如若答应义和团设坛，必使其兴盛起来，图谋造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王室谴责。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之时，王士珍雷厉风行般地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王室之罪问斩。袁世凯顿时醒悟，佩服王士珍处事“应明果断”。
此后王士珍极受袁世凯信赖，凡是重要军牒袁必问王，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时人称王士珍为“龙目”，说王是袁的“眼睛”。
北洋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整个操练几乎全是在王士珍指挥下进行的，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颂。各国被邀往参观者，无不赞赏王士珍的调度才能。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段祺瑞提名其军师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并托王士珍到袁世凯那里疏通，王士珍答应。可是几天过去，袁世凯那儿毫无动静。段祺瑞又派亲信张国淦去总统府打探消息，王士珍也在场，却一言不发，若无其事。原来，王士珍早已看出袁世凯不想放权内阁，因此就根本没有向袁世凯提及此事。张国淦事后不得不佩服王士珍的老谋深算，而段祺瑞听闻后则气得半死。王士珍精通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