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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吴法宪一到上海，杨成武和萧华就与吴谈话，随后叶群向吴透露此次会议乃毛泽东所决定，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叶群还透露，林彪对如何处理罗瑞卿一事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然毛泽东决定先搞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叶群还向吴提供一些揭发材料，如罗反对突出政治，对林搞封锁，逼林交权等。
（７）上海会议分为三个组，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吴被分在邓组。由于组内发言冷清，邓点名让吴发言，吴不得不将叶群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说了一遍。与邓组的冷清相比较，杨成武、萧华、叶群所在的组则异常活跃。叶群在会上抛出了一个材料，即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就可以了。”
（８）周恩来在会议第三天命令吴法宪派专机去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周还特别交代要吴亲自掌握好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吴说“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９）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决定在北京继续开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与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此时，叶群曾多次打电话给吴，要求吴在会上揭发罗瑞卿，特别是叶群在上海就已提出的“四条意见”。吴说“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吴不愿就此事发言，但杨成武则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因此，在压力下吴法宪还是在会上作了发言。
（１０）吴法宪最后总结说：“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根据以上吴法宪所披露的情况来看，笔者有如下一些感觉：
（１）林彪与罗瑞卿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从吴法宪的回忆来看，这种矛盾似乎并未尖锐到林彪非要整倒罗瑞卿，至少吴法宪本人并未有所察觉，与此同时，林罗关系的冷淡更显出杨成武与林关系的热络。
（２）毛泽东在上海召开倒罗会议，完全是有备而来。虽然吴法宪自己在会前未必知晓开会的内容，但是从叶剑英和杨成武等人的积极活动来看，他们对此都心知肚明，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这些人在倒罗一事上这么积极。
（３）无论在上海会议上还是北京会议上，林彪都没有发过任何指示，也未作过任何的表态。这一态度耐人寻味。
（４）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是叶群（林彪指使？）主动要去汇报，还是毛泽东主动让叶群去杭州汇报并听取军内各大佬的意见，以便决定对罗采取什么措施？叶群与军内大佬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相比，谁的能量更大？谁起得作用更大？
（５）以吴法宪当初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吴法宪在批罗倒罗一事上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说句实话，那时的吴法宪还不够资格，军内倒罗的势力还轮不到吴法宪冲锋陷阵。许多内情吴法宪未必知悉，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决策。所以吴法宪只是知道其中一部分内情，而非全部。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了毛泽东的这场倒罗斗争，但是笔者读后还有些地方不甚满足，有些问题尚需今后继续予以分析和探讨：
（１）回忆录中对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表演着墨太少，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人才是毛泽东倒罗的急先锋！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由此可见，最主要的几位倒罗大员就是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刘志坚等人。这份报告给罗瑞卿定的罪名有“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杨成武还在中央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长篇的书面发言批判罗瑞卿，其中就有“四条意见”，杨成武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正是由于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积极参与倒罗斗争，事后他们瓜分了罗瑞卿在军内的职务，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
（２）罗瑞卿与老帅们的矛盾基本没有涉及。如果不能将这些史实澄清，就无法解释为何一班老帅们都支持毛泽东整罗，其中最积极者有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这些人在事件之初到底起了什么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３）林彪在倒罗一事上的真实态度。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正是林彪本人，罗瑞卿与老帅们有矛盾之时，林也曾多次提醒罗要予以重视。林彪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给毛泽东的信中特别提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这句话很关键。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都是谁？他们要林彪向毛泽东报告什么事？现在有资料说，所谓“重要的负责同志”就是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是林彪主动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的问题，还是罗瑞卿的问题严重到林彪不得不向毛提出？这几位“重要的负责同志”是如何向林彪传达的毛泽东的旨意？联系到毛泽东搞文革打倒刘少奇这个整体战略部署，倒罗难道不是毛倒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难道不是也被毛泽东所利用作为倒罗的一个借口？
从历史的角度，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罗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就是毛林对罗的诬陷，就是共产党中央对罗的诬陷。上面林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也就意味着“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对罗诬陷，向毛林告罗瑞卿的“黑状”。如果罗有错误，对罗能不能批评？批评是不是就必须打倒？批评是不是就等于打倒？我们都熟悉了林曾经对罗有过的批评，但至今尚未听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问题上，林表过什么的态度；迄今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但毛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是毛要解决罗的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林要打倒罗还是毛要打倒罗？林要打倒罗对林并没有什么好处，一是反过来证明林选总参谋长选错了，二是得罪了几十年革命情谊的老战友、老部下，三是要找罗这样有能力有魄力有资格（大将）的总参谋长难。可毛要打倒罗，就把与刘、邓、贺日益贴近握着军权的罗踢开了，军权又重新握在毛手上了，搞文革就更放心了，倒刘就更有把握了。毛在文革中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打倒了“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连在一起的，毛是作通盘考虑的，“彭罗陆杨”就是刘邓司令部的前沿阵地。另一个问题是，在林给毛写信之前，其他老同志向毛反映罗的问题没有？是林给毛写信在前，还是毛找叶剑英等人谈话在前，只要排排时间，问题是谁提出的，是谁对罗发的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林在信中说的老同志，是谁，地位肯定是高于罗的，或者是当时在军中有实权的。那么，他们是认为罗有错误才到林处去告状，还是到林处去对罗栽脏？！这些人向林反映罗的情况时，向毛反映了没有？罗的问题林早有发现，并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林并没有对外外扬，批评罗的用意在关心他，甚至林对“四条”都守口如瓶。如林外扬了，老同志也没必要再去向林嚼舌。林对罗的态度已经显而易见了。林是个很沉的住气的人，林不得已给毛写信，并在毛召叶群时同意向毛反映罗的情况，这为过吗？！再不反映林可能就被装进去了。
以上的问题还需再作仔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四、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
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９月，解放军空军党委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文革刚刚兴起之际召开的，但是却已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它在空军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此次会议的情况研究甚少，很多书籍对此也语焉不祥，此次事件的另一个主角－－空军副司令刘震上将的简历也回避了这一事件，只是采取了流行的说法：“刘震在文革期间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云云。空军这次党委会为何会召开？会议为何持续这么长时间？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卷进此次斗争的空军上层领导们是如何发难的？事后军委领导们又是如何平息这场斗争？空军这次斗争对日后贺龙等人的倒台又起了什么作用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予以认真分析研究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吴法宪与空军副司令成钧赴西北地区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即赴西北地区的航校、高炮、导弹和飞行部队检查工作。５月底接空军政委余立金电话要求吴迅速返京，甚至告诉吴，叶群要余转告吴再不回京就会变成“恩克鲁玛”。恩克鲁玛乃西非加纳的总统，因为外出访问，国内发生军事政变，结果成了流亡总统。吴回京后于６月４日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但是却遭到空军其他几位副司令的责难，主要有刘震、曹里怀、王辉球等人，连成钧也加入倒吴的行列。这几人给吴戴上了几顶大帽子，如“消极对抗《五一六通知》，不组织学习、讨论，不抓‘文化大革命’”等等，在刘震等人的要求下，空军决定召开空军党委全体会议。６月６日会议正式开始，刘震等人展开了对吴法宪的批判，同时要求军委派工作组。吴法宪回忆说“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余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批吴会议一个多月后，刘震等人联名向中央军委递交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是冲着吴法宪和已去世的刘亚楼而来，大有不将吴拉下马决不甘休之意。
对于空军内部刘震等人倒吴一事，中央军委领导却不以为然，其中以叶剑英的态度最明朗。空军开会之初，叶剑英就派自己的秘书天天与会，了解具体情况，并给吴打气，要吴沉住气，并认为刘震等人的活动属于“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叶剑英与林彪也经常通气。７月下旬林彪的意见转到中共中央最高层，刘少奇为此召开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林彪的意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确表态，认为刘震等人是搞地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