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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读，还有出版社肯出版，在这社会调查数据，说我们中国人的读书兴趣年年下降，今年已经跌破百分之五十的岁月，真是好消息。于公于私都是好消息。这说明读者不是不读书，而是选择性强了，只读自己有兴趣的好书，只读适合自己新的习惯的书。
读者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呢？为什么这本书写得好呢？我想，根本一点在于孙郁的学者良知：他敢于尊重历史事实，敢于追求真理，抓住“解放思想”的口号，对长期遭到打压、抹杀的新文学—文化的几位前驱人物，作出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写出他们的真实。我在初版序中，开门见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辈，就感慨于自己的“两头不讨好”。是的，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和乃兄鲁迅比较，何止是天壤之别。鲁迅曾经质问我们汉族人一种脾气，说：“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他毋容置疑地指出：“（我）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他回答质问他称赞萧伯纳的青年说：“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据说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可鲁迅的许多意见，他的同胞何曾当作“神的意旨”“神喻”“神启”来信奉！上述意见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他信奉鲁迅。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在研究“鲁迅与周作人”之后，就研究“鲁迅与胡适”，随后又研究“鲁迅与陈独秀”。他敢于指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痛苦的灵魂”。他敢于指出鲁迅是“被亵渎的鲁迅”。
研究学问，单单有勇气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需要两大要素。第一，事实要准确，而且要丰富，最好是完备。鲁迅“横站”着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和对付同一阵营号称得到马克思主义真传的“战友”的攻击，他自信地表示：“即如我自已，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孙郁的研究是重视事实的；他刻苦用功，尽力搜寻资料。把自己的见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实上。这是《鲁迅与周作人》获得好评的根本。第二，观点要出新；绝不能说套话和空话，还有所谓原则话。人云亦云不过鹦鹉而已，绝不能成就为学者的“人”。自然，“新”未必就对，未必就好。在这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利益多元”的时代，依然是古之圣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根本在利害取舍。鲁迅曾表示认同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孙郁为人宽厚，做学问宽宏。这是他的好处。任何好处都可能带来缺失。宽宏也可能“过于”容忍。子曰：“过犹不及”。鲁迅曾经指出：“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在“向来是极苛酷的”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或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饭”。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历史”的东西，带着“过去”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辞。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所以就把它合并在这里。如下：
五十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五四”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又在“‘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一切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而“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相提并论”。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新事新办”。现在早不听说了。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这部专著了。
鲁迅早说过：“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五四”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瞒和骗”而已矣。不必说到头来的“真相大白”，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儿来。
我读这部书稿，觉得书名是两个人，孙郁在写，要写和想写的，其实是许许多多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书里勾画出来的人的气秉、性格、心智、趣味、学识、修养是这样复杂，人的实际生存是这样无奈。未来大同世界或曰黄金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懂得现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贤不懂伏羲、神农、尧、舜时代的血腥一样。因此读完书稿，掩卷叹息，我想起两段鲁迅的话。一是：“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二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人是生物，“生命第一”是不教而会的。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就因为“蝼蚁尚知贪生”。一到知识者手里，就可以成为“生命本体”的哲学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万一幸存”的思想准备，似乎比“劳力者”要难。而人生许多名节、生死的大问题，其实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人的。
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是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烩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强求你同意。这是读一切书都这样的。
孙郁在读古书，要加深加厚自己的学养，这是好的。但笔头偶尔蹦出几个文言字、词、句式。这种“掺沙子”我以为不足为训，不可取的。于是觉得这是文字上的一个缺点。虽不严重，但怕他“一发而不可收”，又怕连带发生影响，想来想去还是提一句。虽然自己很惭愧。
孙郁和我相识已经十年了，“抗战八年”，“文革十年”，“十年树木”，这都不是一个短暂的岁月，使人产生“不亦快哉”的心情。这十年他出了好几本书了，如鲁迅研究的专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编著《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所编《被亵渎的鲁迅》更是畅销，等等。他正年轻，精力充沛。人既勤奋，笔又快捷，成绩不小，影响较大。他的书不需要别人的什么序，何况是我的！但他硬要我写几句。我知道这就是古今所重的“不弃”。古人有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孙郁的要我写序，我猜大概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高兴写下这些话。不求“耳顺”不“耳顺”，但愿对得起孙郁，对得起孙郁的读者。
一九九六年秋
我相信，这本书还会“再”版的。我当然还是高兴。但我不能也不会“再”来写“三版序言”了，如果还要我写的话。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许多次，我从鲁迅与周作人的照片中，试图把两人的音容笑貌，与他们的漂亮的文字，复原到一种有血有肉的形态里。我竭力想顺着时间的隧道，溯回到往昔的岁月里，去谛听、去体味这两位智者的声音。然而，每一次努力，都使我陷入深深的惘然里。两颗复杂的、痛苦的灵魂，常常使我无法抵达其形态的彼岸。它们永远是一种亲切，又是一种陌生；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疏离。理解鲁迅与周作人是困难的，但20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没有谁，能像他们兄弟二人那样，具有着如此巨大的精神诱力。在探寻往昔的文化之旅中，我在周氏兄弟面前长久地驻足，以至无法前行。为什么要选择他们？是什么在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无数个昼夜的默默的静想中，我的思绪完全被他们占有了。这是两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在这里，除了接受拷问与诘难外，不会有丝毫的轻松。但也恰恰是这两个多元的、甚至对立的世界，使我的灵魂得到解脱。旧的时光永远地逝去了，但它依稀的痕迹和朦胧的记忆，却使往日的一切成为永恒。我快意于这寂寞的漫游，虽然我未必获得昔日的原本的存在，但重新经历或体味已逝的灵魂的历程，使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
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颇有分量的名字。“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谢去了，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两处绕不过去的存在。中国的历史太漫长了，只有读了这漫长的历史，你才会发现，周氏兄弟是我们文化之旅上两个多么显赫的异端。谈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你便不得不复温他们的旧梦。那些关于启蒙的沉思，关于国故的愁思，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究，关于己身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谜的断想，都是永具诱力的。在鲁迅与周作人那里，你体味到的有传统中国人最深切的人性的光泽，更主要的，是一种非常态的人生企盼吧？对我而言，二周的世界，常常给我带来一种莫名的沉重，中国现代人的最困惑的一隅，几乎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但它并不给你晦气与绝望，在这两颗复杂的灵魂里，你感觉不到一种焦虑与挣扎中的生命的快意？
从晚清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苦苦地寻路。战争、内乱、饥荒、骚动……每一次苦梦结束的那一刹那，我便想起了周氏兄弟。在对民族与国家、个体与社会、情感与理智诸方面的态度上，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是具有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