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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是从生命的本能的角度出发的。日本学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站在亚洲人的角度，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来理解尼采。鲁迅很敏锐地看到了尼采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并把它视为人自我超越的动力，他的反抗意志在尼采思想的启示下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与鲁迅不同，周作人视野里的西方文明，除了个性精神外，最吸引他的是其中所散发的知识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鲁迅侧重于行为的一面，周作人则注重知识的一面。侧重于行为，当然就具有很强的使命感，思想的张力就不同凡俗；看重知识，则文风便沉稳，即便是抨击时弊，内在的情致，依然有文雅之气。所以，读鲁迅的文章，是有朝气的，文采亦昂扬不已，如狂风吹来，读后被强烈地撼动着；而周作人则不急不躁，舒展自如，似湖面的柔风，温和的气氛飘然而至。但那时尚无后来的绅士气，情致属于青年式的，所以思想的锐气，依然暗藏其间，只不过没有汪洋恣肆的气派罢了。与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同时，周作人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可说是对鲁迅思想的一个呼应。这些文章，思想与鲁迅颇为接近，论证问题也有力度，但不及鲁迅文章内蕴那么博大，这显然是未受尼采气质影响之故。从那时兄弟俩所发表的文章中，可看到精神的某种相近性。其一，强调精神对一个民族的作用，如：鲁迅呼唤精神界的战士，主张立人；周作人亦认为“众生之有魂气”甚为重要。其二，注重对域外个性文化精神的吸收，批判传统思想的陈腐气。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中国落后的根底，对儒学思想进行了很猛烈的抨击，主张用个性意识与旧俗抗争，如鲁迅之强调引入“摩罗”精神，周作人则告知人们广泛接受域外进步文学。其三，蔑视洋务救国，主张文学救国。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开化，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周氏兄弟的留学，其实亦是洋务运动的结果。但洋务运动忽略了人的精神启蒙，乃其一弊。周氏兄弟对其“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给予纠正，并以文学启蒙意识来左右之，可谓一种较好的提示。两人同时看到了文学对陶冶人的性灵的价值。但这种文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载道之作，它是个性的自由意识的性灵之光，是人的文学，爱的文学。周氏兄弟把他们所学的知识，用到了文章之中，虽行文颇古奥，在社会未引起什么轰动，但这是两人思想重要的起点，没有这个先声，便不会有后来两人更深入的社会启蒙工作了。
读那时兄弟俩的文章，鲁迅给我的印象，一直深于周作人。坦率说，鲁迅在自然科学史、文学史、哲学史方面所下的功力，是很大的，思想也较为严密。他已初步具有了科学意识和自由主义哲学意识，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文章的背后，支撑着一座精神的高山，那些对人的历史进程的论述，对西方浪漫诗学的介绍，都是深刻的。这些文章少有年轻人的轻浮、狂傲和极端主义情绪。那是一团团火炽成的生命之光，散着异样的热力。康有为、梁启超之后，鲁迅的文章大概是最有力度的奇文，今天读它，其感召力依然那么强烈。周作人给人的印象，是另外一种样式。我读他的文章，对其读书之多、之广是惊异不已的，其知识的广度，可说超过其兄。但他不像其兄在生命哲学与个体体验上那么深入下去，故力度被其广度所掩，冲击力便弱了许多。周作人是佩服其兄的，鲁迅的风格，只可认同之，向往之，但却不易学之。这一点，在以后的道路中，看得更为明显了。
在域外的几年，还有一件事情，也很值得一提。这便是与章太炎的接触，随他读书。鲁迅与周作人在日后的文章中，均有所提及，现在看来，这在两人的生活中，也是很有影响的事情。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国学根底很深，为晚清以来汉学界的一代宗师。章太炎系章炳麟的号，又名绛，浙江余杭人。他于1899年出版了著名著作《訄书》，后几经修改，反清排满的内容越来越浓。那时能看懂章太炎著作的青年很少，连周作人这样的杂家，后来提及这位学人，也很是尊敬，对其学识亦仰视着。不过在鲁迅眼里，章太炎的业绩并不在于他的学术，而是革命的精神。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著〈革命军〉序言》诸文，公开与保皇党论战，后被捕入狱。但他大义不减，在狱中表现出耿耿的学人风范，其诗其文，泽被华夏，一时成为世间绝妙文章。周氏兄弟是很钦佩太炎先生的。1906年，太炎先生出狱后，到了日本，主持《民报》。他不断在报上撰文，与诸种保守势力斗争，文章大气磅礴，很受青年注意。周氏兄弟对这些也留意得很，每有佳作印出，辄争相购阅，彼此呼应，确有心向往之的感觉。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社主讲《说文》，所开设的课程，很受欢迎，听者甚众。鲁迅兄弟当时和许寿裳等人住在一起，留学生中的事情、消息也较灵便。不久，他们便获得了一个听课的机会。每周日上午，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共8人，持续有一年的时间。周作人回忆时写道：
往民报社听讲，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八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个，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15］
许寿裳回忆这一段学习的情形时，这样说道：
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16］
不管鲁迅当时具体接受了些什么思想，我想，与章太炎那里获取的国学知识，显然是不少的。他后来偶撰古文时所表现出的大气，与深谙“小学”很有关系。周作人在古文化修养的成就，章太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人生能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是幸事。章太炎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值得书写的一页。从老师到弟子，他们后来的道路之不同，其中可感叹的，并不少。章太炎以后，中国鲜有这类的国学大师，而周氏兄弟，一脚踏着西洋文化的船，一脚踩着国故的沃土，东西文化交汇着，已有了新型学人的风骨，这或许便是历史进化的缘故。
我常想，正当周氏兄弟全力以赴进行翻译工作，钟情于域外文化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随从章太炎读古书的道路？这其中，大约也有革命因素在吧？章太炎是反异族压迫的，他自然在国学中，倾注了许多爱国的东西，所谓还原汉文明的精神正是。尽管周氏兄弟已有了很强的反传统的叛逆感，可对故国文明深切的东西，依然抱有留恋之心。在留学前，兄弟俩便很注重搜集故乡野史杂文，对笔记小说之类情有独钟。但具体的朴学训练，尚未有过。随章太炎读书，可说是极好的补偿。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确是存在的。尽管周氏兄弟在骨子里，后来与其老师有着本质的区别。章太炎一生教过的学生甚多，但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周氏兄弟，可他晚年手定自己的弟子录时，却没有鲁迅兄弟的名字，殊为怪事。师生之间后来的隔膜，在此便可略见一斑。
我觉得章太炎是中国学人中最有尼采气质的人。虽然他究竟看过尼采的什么著作没有，已难知晓，但他的放荡不羁，轻蔑世俗之气，是一般文人少有的。他读史书，不像一般儒生那样随着古人走，而是站在高高的文化之山，笑谈古人诸弊。如谈中国文学史，不仅经典烂熟于心，主要是对诸朝诸家的人性弱点，看得颇深。他说唐代人如何不及汉，明清小品文如何缺少大家风范，骈体文在汉如何高伟，而唐以后衰落乃民风所致。我以为有趣的是，他把尚武的精神，也运用到文学批评中。认为人性健全，体魄健壮，则文学的景观亦阔大。后来文风萎靡，异族入侵是个原因，而人性的弱化，缺劲健之力，乃是其弊的根本。这样的观点，在治学中不断涌出，对周氏兄弟的感染，想必是不小的。鲁迅对魏晋文学的钟爱，倡明“汉唐气魄”，似乎让人看到章太炎的余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周氏兄弟拜章太炎为师之事，或可明白心灵暗有相通的一面。几年之后，当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受聘于国民政府，很受孙中山器重。那时鲁迅也到了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工作，这都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两个均有尼采风骨的人，最后同行于革命之列，实有必然的一面。至于后来章太炎远离民众，反对白话文，参加“投壶古礼”诸事，与鲁迅的道路之不同，则属后话，文学史家，对此自会有较明确的阐释。
鲁迅永远感怀的，是章太炎的革命业绩。他觉得先生的伟大，实不在经学与小学之类的学问中，而是其作为革命家的那段英雄史。周作人大约也赞同此点，但更主要的，是敬佩于他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周作人描述与章太炎交往的故事时，记下了兄弟二人与老师的友谊，也把太炎先生学品勾出，很是有趣：
这也是在一九○八年的事，大概还在去听讲《说文》的前几时吧。有一天龚未生来访，拿了两册书，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的英译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书“邬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著者名字已经忘记。未生说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此事甚好，但也太难，只答说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这部论却实在不好懂，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于是便跑到丸善书店，买了《东方圣书》中的第一册来，即是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麦克斯穆勒博士的英译，虽然也不大容易懂，不过究系原本，说的更素朴简洁，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似乎要好办一点。下回我就便顺告诉太炎先生，说那本《吠檀多哲学论》很不好译，不如就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彼即是你”的要言，觉得这所谓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