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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翻译理论是颇值得回味的。他和周作人在立脚点上，常有共同的地方，但往往不是止于趣味与思想的静观，他的译介过程，我总感到一种悲凉的心绪在涌动着。读他的诸多译后记，似乎有一根历史之绳在牵着他，永远那么紧皱眉头，不忘对国民性的拷问。读一读《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看一看《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便仿佛是史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中所企盼的那样，有一种民族自省的精神。鲁迅的译文大多被苦恼的色泽包围着，他几乎没有译过什么轻松、消闲的作品，从《域外小说集》开始，他选择的对象，多是悲苦孤独者。既然是欲改造民族性格，何以不多输入一些健朗、幽默、快慰的文化，而偏偏是迦尔洵、安德列夫、爱罗先珂、法捷耶夫一流？而在日本作家中，看重的是夏目漱石、森欧外、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尤其有趣的是，对厨川白村别有情缘，其译介的热情与用功，在他的翻译生涯中，是较突出的一类。鲁迅大约不爱美国式的轻松，作为一种文化建设，他觉得那些充满心灵的自语和搏斗的书籍，是中国所亟须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多处揭示了日本的缺失，作者敢于正视本民族的勇气，鲁迅大为赞扬。所以，重要的在于，启发中国人有一种态度，一种认识自我、解剖自我的勇气。从异国人的潇洒的自省意识中，鲁迅感受到了中国人到底缺少的是什么。他说：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
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当两国的交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8］
我从这悲凉的语气中，感受到了这颗灵魂的伟大。用别国的火，来煮自己的肉，使国人不再盲目地囚于历史的牢笼中，这是怎样的悲壮之举！这种心中裹着一团火的殉道感，在20世纪的文人中，是典型的代表吧？你读一读他的文章，从来没有悠然的自娱，永远是一种紧张，是对国人心灵的诘难，这种近于自虐又残酷地审视他人的目光，使我们常常获得一种猛醒的快慰。而在周作人那儿，是很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
但这并不是说周作人过于绅士，过于儒雅，他其实何尝不理解其兄的苦境？在对域外文化的译介中，周作人对鲁迅的了解，大约比同代的许多人都更要清楚。但他的性格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会像其兄那样具有强烈的参与感和承担感，像鲁迅似的在血与火之中承受苦难，且自愿在黑暗中战叫。鲁迅之于周作人，是可理解之，同情之，却难以学之。周作人在理性的层面上倾向于鲁迅的某些格调，但在情感达成方式上，不会也不可能做到自虐和自嘲。周作人似乎过于冷静，他的不动声色甚至使我对其内心的平和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何以有着这样的超然？当面对诸多域外思潮和国内无边的苦海时，他的教授式的不动声色与娓娓而谈，确实表明了他文化观上的一种成熟。读周作人的译著和翻译介绍文章，总忘不了他那种温文尔雅的神姿，他似乎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告诉学生，这儿好，那儿对；不要这样，应该那样，等等。这种个性，在他那儿是有一个过程的。诚如他所说，在译介域外文化上，开始受林纾影响，后听章太炎的讲论，又发生了变化。面对诸多学术思想和外来文化，他喜欢得多，择其优点而用之。但思路因此变杂，便生出诸多烦恼。《山中杂信》云：“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这困苦在青年时代如斯，晚年恐亦有其因素，不过后来稍淡而已。尽管是矛盾的心情对待外来文化，但希望用它们来改造中国人的气质，与鲁迅是相近的。所以他说：“凡有各国的思想在中国都应该介绍研究，与希伯来对立的希腊思想，与中国关系极深的印度思想等，尤为重要：现在因为有圣书译本的一层关系，所以我先将他提出来讲，希望引起研究的兴味，并不是因为看轻别种的思想。中国旧思想的弊病，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发展；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9］这样的语气是温和的，与鲁迅比，在态度上至少是不带更强的色彩的。他的清醒和内省，严格说，与鲁迅比是不差上下的。
周作人对中国文化落后一面的认识，也异常的准确。但他对文化上的怨恨主义，却抱有一种警觉，不愿意以暴力的话语直面生活。在分析中国与俄国文化的时候，他叹道：“中国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艺上只引起两种影响，一是赏玩，一是怨恨。喜欢表现残酷的情景那种病理的倾向，在被迫害的国如俄国波兰的文学中，原来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国的多是一种玩世（Cynical）态度，这是民族衰老，习于苦痛的征候。怨恨本不能绝对的说是不好，但概括的怨恨实在与文学的根本有冲突的地方。”［10］周作人在这里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文学或文化的某种症结，又表明了他的一种价值择取态度。否认怨恨，就精神基调上来讲，是现代人文精神可贵的东西，周作人可以说很早就领略了其中的要义。但倘若遇到黑暗的压迫，难道不反抗么？这是一个矛盾，他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一点，逃避仇视与苦难，其实往往招致更多的苦难。我想，至少在一点上，鲁迅高于弟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环境里，绝对的超然，岂不是儿童的幻想？鲁迅时时提醒人们，不忘身边的恶势力，且一直注意译介抗恶的文学，便是生活的需要所致。周作人也译过一些抗恶的作品，但他更多还是注意纯粹精神价值的东西，这对他而言，是一种理性的愉悦。我觉得，这种愉悦感，在未来自由发达的世界里，或许会更受人喜爱，周作人超前的价值态度，实际上在当代已引起了人们不少的兴趣。但是，当置身于几千年古老民族的沼泽里时，我觉得可以唤起我的内觉与希望的，却是鲁迅。鲁夫子太残酷了，他不仅把中国人的苦难展现给你，而且也把世界上的反抗绝望的诸多灵魂也展示给你。他没有告诉你明天是什么，爱是什么，却把对付苦难的方式传染给了你。周作人则轻松得多了，那种和风细雨的吟唱，或许永远属于士大夫阶层与读书人阶层。在这一阶层里，他为人提供的，比同时代的许多人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但他不属于农民，工人，不属于下层的劳动者。而鲁迅，却偏偏站在了人间一切受难者的一边，他的博大的胸怀所散出的热力，对我们是那样的亲切和温暖。
或许，只有在这个基点上，我们对周氏兄弟接受外来文明的态度，以及自塑人格时的价值标准，才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吧？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道路，虽然都意识到了一个目标，但怎样到达这一目标，却殊多不同考虑。整整一百年了，知识分子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即使是像周氏兄弟这样的人，依然如此不同，我们新文化的道路的漫长与曲折，便可想而知了。
我总觉得，在大量引进域外文明中，最能显示两人境界和态度的，是对日本的看法。周氏兄弟的译文，大多是靠日文转译的，而介绍日本文化，在两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鲁迅的藏书中，日文所占比例，比其他语种要多些，而所译的日文著作，也较可观。周作人有译著30多种，日本文学比例占五分之三。［11］可见日本文化在兄弟俩那里，确是精神视野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鲁迅曾介绍过或接触过小泉八云、夏目漱石、森欧外、德富苏峰、野口米次郎、长谷川如是闲、厨川白村、片上伸、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鹤见祐辅、内山完造、青木正儿、菊池宽、芥川龙之介、小林多喜二、立野信之、增田涉、盐谷温、龟井胜一郎、山上正义、井上红梅等。周作人接触得更多，除了鲁迅关注过的一些作家他喜爱外，还接触过江马修、与谢野晶子、石川啄木、国木田独步、铃木三重吉、长与善郎、志贺直哉、千家元■、佐藤春夫、加藤武雄等人的作品，并将他们的佳作译出。他先后翻译过《古事记》、《狂言十番》、《平家物语》、《枕草子》、《如梦记》等一大批日本作品，兴趣之广，之大，都是少见的。周作人比鲁迅更爱谈日本的文化，仅专谈日本人个性的文章，就有几十篇。日本最令人难忘的是什么呢？周氏兄弟各有所好，感觉时而相近，时而弥远。鲁迅几乎没有一篇专谈日本文化的文章，他的日本观，大多散见于书信、言谈和某些文章的夹缝中。最典型的，是介绍日本文化的译后记，但也一闪而过，未有深究。而周作人则写过《日本与中国》、《谈日本文化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日本的诗歌》、《日本的人情美》、《日本管窥》、《日本的衣食住》诸文。连日本人也承认，周作人是深知这个民族的个性的。他不是从大文化的概念入手，去看这个岛国文化，而是从其风俗人情和衣食住行中，体味其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日本给鲁迅的感情十分复杂，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个民族自我更新的内驱力，同时又对其偏狭的东方主义，有着拒绝的态度。周作人也有类似的感觉，但坦率讲，好感还是多于其他，他觉得日本的人情味和创作精神，为中国所少有，很值得借鉴。他选择了日本女人为妻子，也是对该民族真诚的一面喜爱的因素所使然。不管周作人与哥哥有怎样的差别，至少在一个方面，他们是有共识的：以日本为参照，可以找到中国近代化的途径。这是一种文化的互证，不论对日本是喜爱还是疏离，唯因它的存在，中国人才看到了接受近代文明的必然。在“被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确是我们的老师。
日本人的气质与文化个性，使周氏兄弟共同看到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弱点。两者的反差之大，令人不禁感慨良多。鲁迅曾和内山完造说过：“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做‘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全日本，但必须要买到这种药。这回病好了，我就要来提这件事。”［12］中国人许多致命的弱点，是旧文化与专制的结果，这种文化与专制政体，使人丧失了创造的机能，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内驱力。而鲁迅从日本人那里，却看到了其朝气蓬勃的一面，日本敢于摄取域外文明的手段，在鲁迅看来，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学习他人，恐很难站立起来。周作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觉得，日本所以能很快从东方文化的锁国状态中进入“近代文明”，其国民性的优点有一定的作用。他于《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说：“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