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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饭桌上谈话就很少。大师母如果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或点头，或答应一声，这类是非法的谈话，一句就“过门”，没有下文。然后他们两人静静地各自吃饭。
……在砖塔胡同、西三条我所看到的，大先生和大师母之间除些必要事外，谈话很少。有一件事：我猜测这是大先生想的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里面放着大先生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大师母的屋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大先生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外人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奥妙的。这样，他们间说话的内容就更加少了。在砖塔胡同九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甚至连大先生、大师母之间当面如何称呼都不知道；后来也未曾知道。大概是没有称呼吧，背后他们是随着我们的称呼称对方的，如大师母称大先生为大先生；大先生称大师母为大师母或大太太，有时称太太。白天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工作，大师母则在厨房料理饭菜，有时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休息，或吸水烟，晚上则各到各自的屋里睡觉……［2］
日子过得太苦、太乏味了。朱安的心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枯萎了。她的情感方式，她的认识事物的角度，依然停留在乡土世界之中。世界对她来说是凝固的，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永恒。命运既然把她许配给周家，她没有理由抱怨这里的一切。西三条内的花开花落，岁月流逝，对她并不具有新奇的感觉。外面的世界不属于她，她仅仅属于逝去的日子，属于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内的一切。
鲁迅1926年与许广平南下，永远离开北京城时，她没有表露出反抗的意思。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周家生儿育女，是最大的罪过。她甚至希望鲁迅早一点“纳妾”，为周家延续后代。后来，当她得知海婴诞生后，十分高兴。俞芳在回忆录中说道：“现在有了海婴，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赦免，怎不高兴呢！另外她还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3］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折射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残酷性。无爱的婚姻是几千年腐朽文化所结的苦果，鲁迅深深地尝到了这一苦果的滋味。在早期的文集《坟》与《热风》里，他不止一次地控诉了旧的生活方式与旧的道德方式的非人道性。鲁迅深深地意识到儒教文化对人的生活的窒息是何等的严酷。他几乎是用带血的笔墨，愤怒地抗议着旧的理念世界扼杀生命的罪过。鲁迅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坟·灯下漫笔》）。在谈到对道德的看法时，鲁迅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通，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坟·我之节烈观》）在鲁迅看来，旧的道德是以长者为本位，这无疑是对幼者、对青年的摧残。因而，青年人无爱的婚姻生活，正是这种非道德的道德法则的产物。他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无爱的困苦：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的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4］
这是痛苦的低吟，是觉醒中的咏叹，在这里，难道不可以听见来自鲁迅心底最压抑的、真诚的声音么？
鲁迅在小说《伤逝》中，也曾哀伤地写出不幸的爱情对人的自我情感的冲击。这是他唯一的一篇爱情内容的小说。在作品中，他以精湛的笔法、悲怆的韵致，勾勒出“五四”青年寻找爱情的心灵的骚动。鲁迅对爱的幸福感的描绘，远不如对失落感的渲染。在爱情的世界里，他的确没有寻找到青春的欢愉。躯体内的青春一日日地逝去了，理想对他都成了幻影，他无法体味到青年人的爱的狂欢。留给他的，大多还是苦涩与不幸。因而，《伤逝》的悲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是融进了作者来自内心的体验。那种绝望的晦气和充满幻灭的心境，犹如一片浓浓的云雾，弥漫在小说的世界里。鲁迅看到了一个空虚的存在，一切希望、爱、欢欣，都在难以摆脱的厄运中消失了。鲁迅叹道：“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5］在这字里行间，寄寓着鲁迅婚恋悲剧的哀歌。它既是对命运的抗议，又是对人生价值的反诘。它给人带来的，的确是撼动心灵的力量和闪烁智慧的启示。
常常地，在鲁迅那里，我可以读出常人少有的悲慨的东西。就像吞一只苦涩的果一样，那里微微地散出各式各样复杂的味道。鲁迅对人的震撼，不是来自于巴金式的情感的宣泄，不是郁达夫式的浪漫的感伤。在鲁迅那里，可以感受到一个类似于受难的“佛”一样，于大慈大悲中辐射着爱与苦的情感激流。
鲁迅写人间的爱，写世道的风情，与任何一个传统的作家都不同。同样是描写爱情，他的笔下，绝不会出现曹雪芹作品中的风月景象，尽管两人都是悲剧的设计者。鲁迅似乎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忧郁和冷酷的情感方式，他把世间的一切，都悲剧化了。如果考察他对人的性爱的态度，大概会更深切地体味到这一点。
我曾经说过，鲁迅精神的出发点，是他的生命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核心点，是要保存、发展人的生命。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曾深切地阐释过这一点。他说：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去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的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6］
鲁迅的这段话是了解他生命世界的一把钥匙。他后来对传统文化的抨击，对现代社会的解析，差不多都是站在解放人的生命价值的角度上进行的。在他勇猛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中，常常游荡着这种恣肆的生命意志。
我一直觉得，鲁迅的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大概与科学哲学的理论有关。他的生物学知识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是产生这一思想的根源，尔后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吸收，更强化了这一点。所以，读他的小说和杂感，常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的力量在他那里冲荡着。他从生命自身来解释社会，又从社会的现状来考察人的异化，其锐气和胆识，当不下于弗洛伊德吧？
鲁迅对生命自身的解释，是带有大悲苦的色彩的。这一点很像佛家的语味。生命的躯体在他那里，统统被灰暗的死寂笼罩着。读《伤逝》的时候，总是惊叹于作者那种极度肃杀、哀婉的情调。青年之爱，本应是热烈而纯情的，但，作者却从中体味出无奈的悲伤。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最终被厄运卷去。《伤逝》是一曲绝望的歌，鲁迅在现代人的婚恋悲剧中，看到了生命与社会的某种不可调和的苦痛。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中国，那些哝哝细语、天长地久的爱恋，会有么？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差不多把这些浪漫的幻曲，统统割掉了。
一个缺少爱的世界，当然不会有健全的人格，心底的情感被压抑的民族，个性是委顿的。而在委顿中所喊出的爱的声音，在鲁迅眼里，要么是凄苦的，要么便是喜剧式的滑稽。没有爱的婚姻，与禁欲中生出的虚伪的道学，使国人的心态处于一种失常的境地。因而，在鲁迅笔下，求爱与性爱，都是畸形、破碎的，有时甚至是丑陋的。翻看《阿Q正传》，阿Q思恋女人的场景，丝毫没有生命的美的庄重感，而是生出几分悲喜剧的滑稽。在令人捧腹之余，让人感受到的却是悲苦的冷意。爱已剥退了精神上的升华，仅仅剩下了本能的冲动。而这冲动，却毫不见健全的生命的阳刚之美，反而透出太多的病态的东西。在中国下层社会里，阿Q式的可怜而可爱、真实而又畸形的性爱观，是有普遍性的。在鲁夫子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背后，我们所领略的情感是沉重的。
最令人深省的，也许是对那些伪道学者的心理分析。我觉得鲁迅对人的性心理的扫描是入木三分的。读过《肥皂》的人，大约都会被作者冷酷的审判意识所震惊。四铭的“性幻觉”，夹杂了中国人内心许多阴冷的东西。本能的需求与精神的道貌岸然，竟如此可笑地纠缠在一起。中国的文化，造就出一批虚伪的君子，人们不敢正视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用异己的观念掩饰自我的苍白。行为与心理的分离，思想与生命需求的对立，使中国人渐次滑入虚假的伪态中。在《高老夫子》那里，主人公恍恍然的样子，常常让人想起中国知识者某些龌龊的品格。高老夫子除了“看戏，喝酒，打牌，玩女人”，大概不会做什么正经事情。当他在某女校谋得教员职务后，面对众多女学生，却没有一点常人的坦然、自然的做派，反而乱了阵脚。这种只有邪欲、而无健全人格的性心理，正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旧文化与旧社会的陈腐与可怕。
鲁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儒教与道教，对中国人的负面影响是深重的。节烈的对面是荒淫，道德的对面是伪善。鲁迅挖苦国人心态的畸形状态时写道：“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