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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有一回说及你曾送×××之子赴日本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一段文章为例）。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以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谈起，便说明几句。［12］
后世研究者，每每谈及此事，均为鲁迅的情怀所感动。不知周作人当年看到信时，作何感想？他晚年认真写鲁迅史料的文字，恐怕亦有追思感怀之处吧？鲁迅与周作人彼此对对方不同的态度，今天想来，令人感慨万端。人心是难以相通的，但那种为了相互理解、相互认知的悲剧之旅，确是人性王国中动人的一隅。周氏兄弟间的恩恩怨怨，给人的启示，恐怕比几本所谓圣贤之言，还要大几倍的。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种人性世界中无词的言语，这言语写着人性的无奈与人性的伟大。或许，只有洞悉了这一内涵，才会理解什么是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境界。历史的谶语，便写在这人性的旧途里……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虽不往来，但因同处于相近的文化环境，自然要对诸种事物做出反应。分析两人自20年代中期以来，对社会政治文化诸事件的不同态度，是件颇有意义的事情。有时两人观点相似得惊人，有时截然相反，甚至文字上颇有冲突。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互证。看两个相似又相反的人生态度，大致可感受到20世纪知识分子内心不同的价值趋向。
1925年新年刚过，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京城诸名家，纷纷应命答题。不料鲁迅却交了“白卷”：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青年必
读 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一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此文刚一发表，便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攻击者颇多。一些人纷纷写信给鲁迅与孙伏园，对此事殊不理解。周作人也应孙伏园之约写了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他向青年开列了十部必读书：1．《诗经》，2．《史记》，3．《西游记》，4．汉译《旧约》（文学部分），5．严译《社会通诠》，6．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7．凯本德《爱的成年》，8．色耳凡德思《吉诃德先生》，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10．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13］中国古书只有三部，其余均外国书，与鲁迅的思路，多有相近的地方，态度的温和，也流入笔端。鲁迅在此问题上“极端”的态度，周作人是清楚的，他知道这是故意说说而已，实则对读古书另有看法。事隔几个月后，他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对鲁迅观点的一种注解：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做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理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论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记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14］
这是很正确的观点，我以为既可看出其个性的态度，又可见其科学精神。这里或许也有纠正鲁迅极端态度的因素，因为在他看来，鲁迅的那个答卷，有故意为之的戏言之处。这样的文字，周作人是不会写出的。晚年，周作人谈及此事时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唱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15］说鲁迅是“唱高调”，确有讽刺的意味，但却未看到鲁迅的深切用意的价值，也是可惜的事情。但我觉得，周作人是善于从世俗之外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人。他有时能从更具体的、多样的方式中，还原鲁迅的个性，虽不免也搀杂些异样的情绪，但大体上，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世界的另一面。
周作人在《两个鬼》的文章里，说自己的心目中存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当“绅士鬼”占上风时，便显得合乎自然，多典雅之姿；“流氓鬼”统治一切的时候，又多激越慷慨之气。他与鲁迅的分与合、顺与逆，便是“两个鬼”矛盾运作的产物。有时“流氓鬼”冒出，便也有斗士的气质，文章火气暗藏其中，对世俗也不卑不亢的。而“绅士鬼”卷土重来，便趋于低沉，躲进苦雨斋里，让人感到消极。他时而配合鲁迅扫荡社会污物，时而逆鲁迅而行，相互多有牴牾。女师大风潮，便能看出两个人的异同点来。
1924年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学生运动。事情是因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引起的。次年5月，学校风潮又起，女师大出现打手，殴打学生，造成多人受伤。校方行径，引起京城学人的不满，鲁迅亲自起草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宣言对杨荫榆镇压学生之举极为愤慨，文字间多不平之音。在此宣言上签字的7人中，有周作人，可见兄弟间在原则问题上是不温吞的。读一读两人那时写下的文字，我们还看不到周作人的“绅士”之态，他与鲁迅那时虽已反目，但同时参加了支持学生的校务维持会。7人宣言发表后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认为鲁迅、周作人等人站在学生一边，是对当局的一种不负责的表现，并且让章士钊等人“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陈西滢的文章，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反感，于是，两人共同与陈西滢展开了笔战。鲁迅写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写了《京北人》等文，对陈西滢之流，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这是一场漂亮的笔战，鲁迅的尖刻，周作人的老辣，使陈西滢只有招架之功。此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胡适等人便不得不出来说和。我读胡适在天津写给鲁迅、周作人的信，便能感到周氏兄弟那时的锐气给人带来的震撼。陈西滢那时眼里的周氏兄弟，是颇有师爷气的，在致徐志摩的信中，他说：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16］
此封信对周氏兄弟的印象，一看便可感到，那时两人的形象，均有斗士气，和“五四”时期的呐喊，亦有相仿之处。这时候的周作人，“流氓鬼”占据上风，是鲁迅的同一营垒中人。在反“正人君子”的行列里，两人思想的相近，又让我想起他们留学日本时，最初写下的富有冲击力的文字。
女师大风潮，最根本的是自由主义意识的学人与当权的官僚文人的斗争。当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因鲁迅参与学运，而罢免了鲁迅的职务，鲁迅和周作人与章士钊的那场冲突，如今想来，仍那么令人激动。鲁迅起诉章士钊，撰文抨击其专制思想，在他众多杂文中，是给人印象较深的一种。周作人也在《女师大改革论》、《续女师大改革论》、《答张岱年先生书》、《忠厚的胡博士》诸文，呼应了鲁迅的斗争。当胡适出面，劝人们对章士钊讲一点宽厚时，周作人便指出：“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17］这简直可以说是鲁迅的口吻，与周作人平日的忠厚、平淡之态多有不同。这时的周作人，有他真性情的一面，可爱的一面。他对章士钊的果决的态度，与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这自由主义的视野里，一切卫道者的行径，都作为非人道的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