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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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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羁昭砸病
  这是我看到的鲁迅最早的文字,也是最感伤的思乡作品。可惜当时其他的诗文保存甚少,面目自然并不清晰。但鲁迅多虑的、敏感的诗人气质,还是略见一斑。这是17岁少年的情怀,尽管成年后他很少再出现过类似的文字,可那种幽愤深广的情思,不是凭空而来的。少年时的气质与个性,已说明了他的超常。
  1900年初,鲁迅返乡度假,返回南京学校时,曾写过《别诸弟三首》,很能看出他远离家乡后,对兄弟的思念之情,其中个人的心绪,也流入笔端,此诗后录入周作人日记中,今天读来,很是有味儿: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一年后,鲁迅又作《别诸弟三首》,调子格外凄迷: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
      春风容易送韶华,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
  诗的背后附记云:
  仲弟次予去春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 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这是初次离家求学时,鲁迅心境的写照,他与二弟作人、三弟建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在鲁迅感伤的诗句里,可感觉到他依依惜别的情感,以及对未来的茫然心境。
  那是一个忧郁的年代。周作人的心灵,何尝不是如此?他曾经去过杭州,陪侍狱中的祖父。而家境又日见清冷,少年周作人的孤苦,是可想而知的。大哥的远行,对他又是一个刺激,查看周作人日记,便可见其多愁善感的一面:
  下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送庆公公、地叔、大哥下舟往宁,执手言别,中心黯然。(1900年2月19日)
  上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同十八公公、子恒叔启行往秣陵。余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中心黯然,作一词以送其行……(1901年3月15日)
  这是鲁迅两次回乡后,离别时,周作人的心境。那时,周作人对自己的前景也是十分茫然的。除了读书外,他几乎不知道该怎样真正确立自己的位置。走大哥的路,抑或继续科举的选择?说起科举,周作人一言难尽,他和鲁迅都参加过县考,哥哥成绩不错,但周作人却几次应试均落在后面。鲁迅后来去南京,他对应试已没有兴趣,但两人还是按旧习报名参加了县考。这一方面来自家人的压力,希望走传统文人之路;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学知识的一种检验吧。但科举之路毕竟是沉闷曲折的,才气、机遇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周作人回忆道:
  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外,还有几路叉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留恋的。在庚子年的除夕,我们作《祭书神长恩文》,结末还是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可以想见这魔力之着实不小了。[12]
  科举之梦破灭后,周作人陷入深切的痛苦中。其一是大哥不在身边,家庭负担落在他肩上。除了每日要上街买菜外,祖父从杭州出狱回家,家中矛盾增多,也是个原因。其二,四弟椿寿染病夭折,给周作人很大的刺激。这时候他的心境开始变得忧郁起来。那些日子,鲁迅成了他最贴心的知己,他把自己的希望,也寄托到哥哥身上。他经常写信给哥哥,希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鲁迅不断和他书信往来,谈论外面世界的各种新闻。他羡慕哥哥的生活,也想如哥哥那样飞出故乡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1901年8月25日,周作人接到鲁迅的信,通知他,已通过亲戚帮助,把他安排到南京水师学堂充当额外生。这消息,他记到了当日的日记里。周作人终于随同鲁迅,跨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
  如果他们不是进入了洋学堂,两个人或许只在传统文人的圈子打交道,也未可知。正是因踏上了非正统的求生之路,他们眼前的世界才异常开阔起来。周氏兄弟的起飞,当从世纪初的南京的相聚开始。两颗忧郁而又纯真的灵魂,带着血色的童年记忆,跨进了新的天地里。有什么会像走异路、寻光明者那么富有刺激与兴奋么?倘读一读那时兄弟俩写下的诗文,当会有不小的收获。少年壮志,在他们的文字里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后来的精神的发展,在这儿,可以依稀找到一丝逻辑的起点。
  旧历的新年到来了,最快慰的,当然是孩子。周作人晚年写乡俗时,对过节乐趣,着实迷恋得很。我读这些文字,觉得他对中国人的礼节,尤其是祭祀之类的事情,理解得颇为精当。我常想,若要懂中国文化,单研究春节的诸多程式与礼规,便可对其要义深得一二。旧时文人写家人之乐与离乡之苦,都少不了春节的回忆。这大约已成习俗,文人欲超越此点,的确大难。
  但鲁迅似乎不是这样。他后来很少醉心地写家乡春节的美况,倒是对其间所含的文化旧习对人的窒息,多了几许怅然和冷落。《祝福》关于旧俗杀人的反省,是寒气袭人的。选取除夕的夜作为一个悲剧的背景,或许是早期记忆的一种外化?我读他后来写乡间民情的文章,一直感到他对乡土文化古老的负面因素的拒绝,那种毅然决然的态度,周作人是很少有过的。
  可少年仅存的暖色,毕竟与春节无法隔开。人不可能绝对地超越旧俗而存活。周作人早期日记,存有鲁迅早年的一些诗文,其中对年节的描绘,实在是兄弟友情的一次展示,亦有难得的文化心理的透视。我读《庚子送灶即事》、《祭书神文》,觉得青年鲁迅与周作人,那时的视野,已经很不平常了。《祭书神文》系兄弟二人合写的骚体诗,其境界之奇异,是同龄人难以比肩的。这诗不像以往旧诗那么儒气与迂阔气,它是奇幻的,像迷离的夜空的光泽,把俗界的晦气驱走了。这里的旧俗不是被当成神圣的为人敬仰的东西而存在着,虽然作者竭力渲染了节日的气氛,但旨意却在叛俗之中。鲁迅当时刚20岁,对生活的理解,已十分独特。家境的困苦,与精神的追求,均于此中流露无遗。
  《庚子送灶即事》云: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这是青年鲁迅由南京返乡过节时所写的诗句,周作人对长兄的作品颇留意,记到了日记中。读此诗,固然可领略到祭送灶神仪式的热闹场景,但更多的却是清冷与孤独。此时祖父尚在狱中,父亲也长眠于地下,家境之惨,可想而知。鲁迅大概已没有了少年的热情,对欢天喜地的宗教般的仪式,也少了兴趣。“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是怎样凄婉的句子!这已不存有一点世俗的狂欢,而被无奈和凄惨所代替了。许多年后,当先生提笔再现“鲁镇”的除夕的压迫感时,我想,早年的苦涩的记忆,大概起了很大作用吧?民俗中存有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苦乐观念。顺之者而得其乐,逆之者而多悲凉。周氏兄弟,是顺中有逆的人,但我以为尤其是其中逆世俗人生意识的行为,很有价值。这一点,《祭书神文》大概更为典型: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缊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鱼。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毋徐徐。君友漆妃兮管城侯,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鱼之来游。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惙惙以心忧。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
  这确乎是浪漫的咏叹。鲁迅与周作人,以后再未写过这类奔放奇异的句子。当除夕之夜,俗丁伧夫们在钱神与财神面前顶礼膜拜时,周氏兄弟却把目光投向了冷清孤独的书神。他们鄙视俗人的浅陋,喧闹的夜晚与温馨的祭堂,似乎未能唤起一点热情,独对书籍,发出连连感叹。这诗的热情是少有的,屈赋的痕迹十分浓厚。这里,苦难的影子隐去了,主要的,是对书神的诸多浪漫的描绘。在这位智慧之神的面前,周氏兄弟完全被神异之气所吸引了。他们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世界的节日,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爱欲。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俗意识,处处给予痛切的讥讽,在不断的对比中,把崇高感写出。旧礼俗中的迷信和信仰被驱走了,代替它们的,却是新的崇尚智慧的信念。这信念写得尽管朦朦胧胧,尚带有旧读书人的清高气,却是周氏兄弟人生志向的袒露。不合于世相,逆旧的礼俗而导之以新声,此乃二人不凡的象征吧?人是该有点志向的,不管那时还怎样有几许儒学气,只要有了它,苦楚的记忆,总该被挤掉些的。《祭书神文》的幼稚显而易见,我觉得,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了早年的周氏兄弟的心绪,这很珍贵,倘不是它的存在,说不定二人亦会淹没于滚滚红尘之中。越人一向有不俗的气象,二周在青少年时代,已染此习,且文采飞扬,超拔世俗。我以为一个人能否有出息,看他早年的抱负,便可略知大概。青少年的积习,是文化生命的源头,没有它的积淀,便不会有后来的一切,这是确实的。
  揣摩鲁迅早期的这两首诗,我总觉得还未达到出国留学时诗作的境界。这是转型期的作品,某些传统观念的痕迹也十分明显。那时兄弟俩的思想尚未定型,正处于寻异路的探求期,其状态,当然多夹有士大夫式的恩怨。例如对金钱的看法,对家境寒酸的感叹,都是不得志式的吟咏,不及后来思路的开阔和文辞的沉郁,也没有小说与杂文写作时的苍然大气。这样的诗,不独鲁迅如此,周作人也大致相似。《祭书神文》是兄弟合作的产儿,情趣的某种一致,在此是十分清楚的。周作人用心地把它录于日记,说明当时对此心境的看重。怀才不遇,欲求新路,正是当时心绪的写照。中国晚清以来的许多青年文人,在苦苦求路的时候,大约都有过类似的心境。茅盾当年从乌镇到北京求学,曾有过这样的描绘;巴金出离家庭,到上海漂泊时,忧患中的热忱,也在文中流出。读鲁迅的诗句,似觉得是那代苦闷的寻路人特有的精神写照。每一个人的境遇或许多少有所不同,但在那样的陈腐的环境里,一切有个性和抱负的人,萌生出哀怨和抗争,并不奇怪。从清末到民初,再至三四十年代,20世纪的读书人,有过这类体验的,何其多也!郁达夫、石评梅、丁玲,都写过类似的文字,在大家族中生长,而后又叛逃出走的人,都扯不断历史的旧影。周氏兄弟那时的感叹,今天读来,至少在心境上,是可以引起后人共鸣的。这是中国青年文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或许,也正是这种方式,才使历代文人在传统与非传统间,找到了一种求生的新途。
  无论如何,南京求学,在两人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鲁迅在水师学堂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后转入南京陆师学堂所属矿路学堂。周作人一直在南京的水师学堂,一学就是5年。两人都是从那时起,接触了西洋的知识,懂得了国学之外的其他一些文化知识。
  陆师学堂是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校。说其新,指可学到德文、格致(博物学)、地学(地质学)、金石识别(矿物学)等。鲁迅初接触这些,颇为惊讶,叹道:世上原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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