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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活动并不多。然而有几件事很值得一提，一是他加入了光复会，二是参加了文化译介工作。关于入光复会，后人回忆多有不同，可我觉得，他并不很激进，如他所说不是振臂一挥的英雄。但心里照例还是充满殉道感的。这说明他在思想上，与孙中山的排满意识很是一致。那时的光复会，是松散的组织，鲁迅究竟参加了多少活动，亦未可知。但有一件事，却是被后人记录了下来，这便是为《浙江潮》撰文。许寿裳回忆说：
一九○二年春，章太炎先生避地东京，和中山先生会见，英杰定交，同谋革命，同时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有云：“……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
翌年，章先生在沪，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先生和邹容虽因此而入狱，然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了敌国之势。这时候，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百里撰《发刊词》，有云：“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其最引人注意的，是登载章先生狱中的诗四首，最为鲁迅所爱诵，现录两首于下：
“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六月十八日
神狐善埋搰，高鸟喜回翔。
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
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
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
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
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
藉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还有章先生的《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所爱诵的，其末段有云：
“……乃夫提师数千，出入江海，一呼南畿，数郡皆蒲伏，至江淮鲁卫诸豪，悉诣军门受约束，群虏詟栗，丧气而不敢动。若公者，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余生后于公二百四十岁，公所挞伐者益衰。然戎夏之辨，九世之仇，爱类之念，犹湮郁于中国。雅人有言：‘我不见兮，言从之迈’，欲自杀以从古人也。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犹得是编丛杂书数札，庶几明所向往。有读公书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也！”
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我觉得他感到孤寂，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他的这种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与众不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后来他虽自惭幼稚，其实天才没有不从幼稚生长来的。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
鲁迅又撰一篇《说■》，这是新元素“镭”的最初的绍介。那时候“镭”刚刚被居里夫妇发见，鲁迅便作文以飨国人，并且唤起纯粹科学研究的重要。［5］
许寿裳的文字，大致勾勒出鲁迅那时的思想兴致。一是喜爱尚武的文艺，二是对科学思想发生兴趣。《斯巴达之魂》最初发表于1903年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五六期上。鲁迅后来谈及此译文，自谦道：“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6］这文章译得确实古奥，受到了章太炎古风的影响。可细读一下内容，你会觉得，他选择此文译介给人们，与那时的心境是一致的。所谓血气方刚，正是如此。鲁迅觉得，中国人缺少的，是斯巴达故事中的那种昂然之力。几千年的汉文明，已把人的生命热力，弱化成僵尸般了。没有血气的民族，要自救，恐已很难。读《斯巴达之魂》，我们大致可见出他的精神状态。《说■》系鲁迅的科学译文，那时他对科学的热衷，并不亚于“尚武”的文学。这在他后来的《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诸文中，已见端倪。为什么要选择科学？这也是时代风气影响的结果。他清楚地懂得，中国之弱，在于无科学。无科学，则挨打，倘欲振国兴邦，当自科学始。这看法十分朴素，也是留学生中普遍的思路。鲁迅不是盲目地接受这一观念的，自从接受进化论，其观念便大变起来。所以那时的兴趣，是由切身的感触而来，看到日本维新的成功，便将目光集中到实业中去。大约也是在1903年，他竟把兴趣移向地质学上，在那一年的《浙江潮》第八期，发表了《中国地质论》。这篇文章是他后来《中国矿产志》一书的纲领。此文叙述中国地质分布规则，对华夏地质之发育，进行较详细的论述。文中所列地质学原理等，得力于他过去学习路矿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未就地质而谈地质，所涉知识，也十分广泛，鲁迅先是感叹中国无精密的地质图，此非文明国的标志之一。中国地大物博，却被列强瓜分，宝藏悉被外人所掠，是我中华的悲剧。地质学，是地球进化的学说，中国居世界一隅，内在矿藏不可胜记，可历代华人，鲜有记载或研究此物者，确是憾事。鲁迅看到近代以来，各国侵略者来华探险，意在掠夺资源，长叹不已。“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这样的文字，在文中不断出现，使论文有诗的成分和政论的特点。鲁迅此文不仅专业知识较为详备，尤其是内中所迸射出的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期待，对祖国贫弱的痛心，都甚为感人。鲁迅从事自然科学伊始，就没有唯科学而科学，“立人”的意识，一直蕴含其中。故读他早期文章，背后总有一种阔大的忧患感在流动。这是危亡的民族有志向的子孙的悲慨的心灵自救。所以那声音便异样的苍冷，读此类文章，我们除了肃然与敬慕外，已无话可说。
正是由于这一点，鲁迅那时选择医学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吧？这里固然也有早年父亲的病所带来的一丝影响，但更主要的，欲以自然科学拯救民族，是不可忽略的原因。爱国主义，在那一代人那里，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半点的伪情与私利。中国早期启蒙者的磊落与崇高，是足以使后代人永远仿效的。
因此，当鲁迅只身一人，告别东京的弘文学院，来到仙台学医的时候，他内心的活动，想必是格外复杂吧。那还只是一个23岁的青年，周围是陌生的世界，没有自己的同胞，没有乡音，也没有熟悉的语言。这是生命新的开始，他眼中呈现的，或许是诸多的召唤。一个弱国的青年，不畏困难地在异邦里奔走着，他心里要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他后来写文章回忆那时的生活，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这一点。那时他是怀抱希望的，不像后来那么多黑暗的感觉。他被一种确切的理性支使着，对未来也有着快慰的信心。希望是附丽于行动中的，他便是一个行动中的先觉者。此时，周作人还在国内，对长兄的情形了解甚少，但他从东洋的来信中，也依稀地感到了一点。但那也只是零星的印象，要更切实地理解鲁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
周作人承认，他在日本的那几年，心情是颇为愉快的，远不像哥哥那样有什么挫折感。这或许是彼此所处的环境略有差异，再者，敏感与否，也是个因素。鲁迅是多疑的，认识他的人，也不回避这一点。可我觉得，仅从气质上理解他，恐并不能说明原委。坦率地讲，这是个价值承担问题。鲁迅内心总承受着沉重的东西，又不耽于个人享受，读书也远离自娱者流，精神常常处于紧张状态，这自然不会像一些留学人员那样醉心于异域风情。周作人大概属于后一种。他在日本所学的，大多是知识性的东西，历史文化意识，收获很大。一开始，他便习惯于那里的自学生活，渐渐养成学者的性情。而鲁迅并非如此，他此后的经历，便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1904年6月1日，鲁迅正式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提出入学申请，立即得到校方批准。9月8日，他来到仙台，起初住于田中旅馆，后搬入片平丁五十二番地的“佐藤屋”公寓。那里景色虽佳，但住的环境并不好。客店旁是一座监狱，很煞风景。初冬又冷，蚊子也多，又是只身一人，他的孤独可想而知。我读到他给友人蒋抑卮的信，颇觉凄凉。在寒冷的仙台，他不仅要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还要和不适的环境相抗，那感触是复杂的。学校的课程很多，也紧张，不仅要熟悉日文，还有拉丁文、德文，也极费神的。至于解剖学、物理、化学，要背的内容更多。鲁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压力，他差不多将全部精力用于学习。这大约也是打发那些清冷日子的唯一办法。
他的功课很用心，成绩也较好。教解剖学的藤野先生，对他也很关照。有时，偶尔生病，也得到了日本人的看望和帮助。他似乎得到了一丝慰藉。但不久，他发现情况并不像起初那么友善。其一是第二学期开始，在公布学生的成绩时，鲁迅的分数排在了许多人的前面，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有人甚至认为是老师把考题透露给他。在一些日本学生眼里，鲁迅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分数的。于是便写侮辱信给他。这是刺伤他的很重要的原因。那一瞬，他感受到了一个弱国的青年，在异邦的被排挤的痛苦：“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7］其二，更主要的是，仙台学习的时候，蒙受了民族自尊心被亵渎的刺激。他后来写道：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朵。［8］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先生当时内心的那种苦状。他的敏感的神经此时所蒙受的，已不仅仅是己身的荣辱，而是系着一个民族的沉重的羞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难受和痛楚，仿佛巨大的磐石压在身上，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深深地体味到了中国人忍受歧视、压迫的苦境，一种巨大的激愤，把他卷入到深刻的反省之中：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9］
科学救国的梦，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破灭了。这是除祖父入狱、父亲病死的第三次人生打击。应当说，这个打击对他人生的影响，差不多超过了一切不快的记忆。他已经看清了中国人的一切个人的不幸，均与国家的不幸相联系着。腐败衰弱的民族，是不会给人生带来亮色的。这恰如枯木，即便有新枝冒出，也不过荒凉中的一点微光，不从根底上拯救它，是没有出路的。鲁迅似乎在那一时候突然地长大了，他已不单单沉浸在个体的哀怨里，也不单单是浪漫的英雄主义。他开始被一种巨大的历史长影纠缠着，生命的天空被涂上了无边的灰色。那是怎样撕心裂肺的日日夜夜。异邦的自然山色与民俗情调，已难以唤起多少新奇的快慰，他时刻不忘记自己是一个被歧视的中华子孙。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开始直面它的时候，精神的角斗是深刻的。他后来毅然地告别仙台，选择文艺的道路时，我想，心里是充满难以言说的苦楚的。正是从这时候起，他的精神，开始了质的飞跃。
1906年8月，周作人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