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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长者，若毛公、申公、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虽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东坡《记墨君堂》云：“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是足证公者，不专以爵贵也。洪景卢采子厚、东坡语，记公为尊称，又曰：“范蔚宗《汉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尝或紊。如称邓禹为邓公、吴汉为吴公、伏公湛、宋公弘、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荀公爽、皇甫公蒿、曹公操也。三国亦有诸葛公、司马公、顾公、张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韩公、富公、欧阳公、司马公、苏公为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语，宋颜延之与何偃同从上南郊，偃遥呼延之曰颜公，延之以其轻脱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偃羞而退。或以田舍公、阿公，皆当为翁，岂延之不知其义？疑其不欲当尊称，语因过激尔。自时俗崇谬敬，若彼犹贤矣。班书公主亦云翁主，公、翁，古或杂用。
《石林燕语》云：“尚书省文书行下六司诸路，例皆言勘会，曾鲁公为相，始改作勘当，以其父名避之也。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蔡鲁公为相，以其父名准，亦改为平货务。”按此则史卫王为相，曾祖名诏，内外文书避嫌，名“照会”皆易“证会”，亦犹此也。后唐郭崇韬父讳弘，宰相奏改弘文馆为崇文馆，以大臣家讳更易公名，崇韬以后，蔡京亦过矣。丛书之论，准字为多，如《野客藂书》云“今吏文用‘承准’字，合书‘準’，说者谓因寇公当国，人避其讳，遂去‘十’字，只书‘准’《瓮牖闲评》：“今州县判单子书，‘准’字合书‘準’字，而去下‘十’者，盖真宗朝寇莱公名準，故天下不敢全书‘準’字，后世遂因之而不改。亦犹唐穆宗在东宫时，判‘依’字去‘人’而书‘衣’时，韦绶为侍读，问之，穆宗曰：‘上以此可天下事，我乌得全书？’此亦去下‘十’字，书‘准’字之意也。”仆考魏、晋石本，吏文多书此‘承準’字，又观秦、汉间书与夫隶刻，‘平準’多作‘準’，知此体古矣。《干禄书》、《广韵》注，谓‘准’，俗“準”字，既古有是体，不可谓俗书，要皆通用。《石林燕语》：‘京师旧有平準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言蔡鲁公为相，以其父名準，改平準务为平货务。’仆谓‘平準’字，自古以来更革不一，观《宋书》‘平准，今避顺帝讳，改曰染署’。其他言‘准’字处，所避可知。’《项氏家说》云：“敕札书‘準’为‘准’，相传为避寇忠愍公名，或云蔡京家讳，皆非也。按《唐韵》已收‘准’字，注云：‘俗字也。’颜氏《干禄字书》并出准、準二字，注云：‘上通下正。’则‘準’之为‘准’久矣，然则‘准’非避讳而省文。”二书引证既同。淳熙间，周公秉政，黄敕始用‘準’字，且记其事于二《老堂杂志》，云：“敕牒‘準’字去‘十’为‘准’，或谓因寇为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实不然，予见唐告已作‘准’又考五代堂判亦然。顷在密院，令吏辈用‘準’字，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写，至今遂定，后世岂能推其源流也？”
铜人凡四铸，秦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史·索隐》：长人见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汉在长乐宫前，董卓坏其十为钱，馀二犹在，此秦铸也。汉灵帝中平三年，使掖庭令毕岚铸四铜人，列苍龙、玄武阙外，此汉铸也。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霸城南，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司马门外。郦氏《水经》以为文帝黄初元年，小异，李长吉以为明帝青龙九年八月，《缃素杂记》辨明帝青龙五年三月改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无青龙九年，李集一本自云青龙元年，后石虎使牙将张弥徙洛阳钟簴、九龙、翁仲、铜驼、飞廉入邺，苻坚又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此魏铸也。夏王赫连勃勃凤翔元年，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属，饰以黄金，列於宫殿之前，时当晋义熙九年，入长安在义熙十四年，则铜铸金饰犹在统万，此夏铸也。由嬴秦包括四海，尽敛锋利於无用，且千万岁，方将震耀黔首，而竿木已为兵矣。时君僭王不悟其缪，相承若镇宝，何耶？铜驼或疑即铜马，抑二物也。马伏波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以进，诏置宣德殿下，是铜马也。然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长安飞廉、铜马置上西门外平乐观，云武帝时东门京所作置金马门外者，董卓因尝与飞廉俱坏之，曹石何所徙，《水经》注：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蛇尾，豹文。董卓销为金，用铜马徙於建始殿东阶下。五代丧乱，此象遂沦，则飞廉毁而铜马存。石氏徙之邺，苻氏徙之长安也，兹物与盛衰无情者，苏子训有五百年之感，索靖发见汝荆棘之叹，岂其阅历年数之夕、盖有可悲欤？况其迹已亡矣，世有道感慨之故者，讫无以外是数物，甚於蓟、索之亲见，想玩制作，殆其末耳。故集本末为好古者道之，赫连铸作在入长安先，后当更考。
汉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曰：“舆轿而逾领。”服虔曰：“轿，音桥。”瓒曰：“今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是也。”项昭曰：“陵绝水曰轿，音旗庙反。领，山领也，不通船车，运转皆担舆也。”师古曰：“服音，瓒说是也，项说谬矣。此直言以轿过领耳，何云陵绝水乎？”予按韵书皆於平去二声并见，若渊明使门生二儿举蓝舆，又非南方竹舆之类耶？富郑公乘小轿过天津，盖中州尊者用之。而司马公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元□元年正月，有诏左仆射司马光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公尝奏即日上下马未得，及足上有疮，深恶马汗，乞如圣上权许乘轿入内，至常时下马处下轿，又言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执政出省后，有合商量公事，许乘小竹轿往诸位商量，是公晚在相位，固乘轿矣。然本优礼也，《麈史》记唐丞相乘马，至五代乘檐子，“近年唯文潞公落职致仕，以太师平章重事，司马温公始为门下侍郎，寻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骑，二公并许乘檐子，皆异恩也。”《文公语录》云：“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惟元勋大臣老而有疾，方赐乘轿。而宦者将命之类，亦皆乘轿。”《却扫篇》云：“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执事，皆乘马出入。司马温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骑，乃诏许肩舆至内东门，盖特恩也。建炎初，驻跸扬州，以通衢皆砖□，霜滑不可以乘马，特诏百官悉用肩舆出入。”《朝野杂记》云：“故事，百官皆乘马。建炎初，上以维扬砖滑，谓大臣曰：‘君臣一体，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许乘轿。’盖东都旧制，惟妇人得乘车，其它耆德大臣、或宗室近属行尊者，特旨许乘肩舆，已为异礼。靖康末，高宗奉使至磁，磁守宗汝霖以所乘轿进，黑漆紫褥而已，上犹却之。盖在京百官不用肩舆，所以避至尊也。今行在百官，非入朝，无乘马者。”观汪彦章集有《行在百官谢许乘轮轿表》云：“方披棘以立朝，适雨霜之在候。虑乘□段，或至颠挤。乃曲轸於睿慈，俾获安於徐步。”事与李氏记思陵天语合。自大观二年，诏巡检县尉毋乘轿，提点刑狱司察之，是郡县有司多已乘轿矣。政和三年诏：“时雪洊降，路滑马蹶，臣僚造朝，或至坠伤，可特许蹔乘肩舆，惟不得入宫门。”则肩舆之制始权宜通同於京师，《北盟会编》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旨“勘会百官马既行在，根括殆尽，不可步行。今检政和三年大雪例，许乘轿子出入，仍不得入皇城门，省符下开封府榜示。”百官乘轿，实不自建炎始。丁特起《靖康录》云：“金人索良马万疋，在京除执政、侍从、卿监、郎官许留一疋，自是士大夫跨驴、有徒步者。”皆言京师也。竹舆之用，久著於江表，由东南马少，故从土俗之便尔。
唐令狐綯为翰林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宣宗命以金莲花炬送还，此莲炬故事之始。治平末，神宗召知制诰郑毅夫对内东门小殿，命草吴文肃出守青州、张文定参政制，赐双炬送归舍人院。熙宁间，王岐公以翰林承旨亦召对内东门小殿，夜深赐银台烛双引归院。元□间，东坡为学士，草吕申公平章、吕汲公、范忠宣左右仆射制，夜对内东门小殿，撤御前金莲炬送归院。乾道间，周益公权直学士院，草虞雍公、梁、郑二公相制，晚对选德殿，退御药司，自复道秉烛锁院，益公记之，自谓庶幾金莲故事，极儒生之荣遇。淳熙间，史忠定入侍经幄，赐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莲烛，宿玉堂直庐，进诗以谢，有“金莲引双烛”之句，宠待词臣，而优礼旧弼，尤前此稀有。
《田敬仲世家》：田乞“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其以小斗受赋，大斗予民粟，齐之粟民，齐之民也，景公不得用之，则闇矣，宜思归田氏。使田氏行之，景公能禁之，民何为归田氏哉！左氏亦谓“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民人痛疾，而或□咻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避之。”盖晏子知其事矣。《史》於《殷纪》书西伯自羑里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此失权重。”《周纪》书“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余谓阴者，权谋诡秘之术，田乞可以用也，文王肯为之乎？此语开奸臣盗国之谋，况以德为阴德，异乎所谓德也，为善由私也者，非也。
汉惠帝太子，名张后子，既立而废者，无其名山更名义，又更名弘，即《史》云：“少帝不疑，先殂，武彊太与少帝俱遇祸。”《通鉴》书所名孝惠子，余读《史》始有疑焉，以文疑之，则《史》云：“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后宫子者，孝惠诸子邪？”又云：“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云云，美人子，犹前后宫子，第非张后所产也。又云：“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后宫子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於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此谓弘，非前以太子得立而复幽死者，其言后宫人子，则诸称孝惠子者，皆使母张后，而本后宫所育也。又云：“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直书皇子，愈无辨矣，况张辟疆言帝无壮子而已，独《史》云：“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后已崩，渐寓微词，然指诸封王者，不若外戚世家继嗣不明之语也，以事疑之，则齐王遗诸侯王书，岂不能明斥其非是？而止谓高后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以废立为罪，则所废非他人，及吕党已诛，大臣始谓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於是滕公入宫，言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丞相平等至代邸，言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此时无足顾惜矣。假有真孝惠子，谁复为吕氏证之？大臣者诚审其非，纵不能争於先，及此变更，追数孽后乱国之罪，彼昏童孺，何自而至？布告天下，以易置之，顾不大公至正欤？方且相与阴谋曰：“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议欲立齐王，则瑯琊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代王毋家薄氏长者，且代王，高帝见子，最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乃迎立代王，渭桥请间，为宋昌所诃，始上玺绶，大臣处国势安危之会，惴惴计己之祸福，何以免人之疑？至选士教后族，又曰：“吾属不死，命乃悬此。”两人如休戚之有不关汉之存亡、独无可虑哉！因教窦宝长君兄弟之谋，而重疑焉，谓孝惠诸子冤乎？否也。夫以扫除吕党，援立贤主，培西都久安之基，平、勃委曲济事，非无功，天下后世恶得而疑之？疑之者，大臣自疑之也。余又考班志云：“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此著本末最详。乃知始立者，似真孝惠庶子，亦与齐王书论废立事合。弘，书吕氏子，馀可推矣。於外戚恩泽侯表诸吕之间，列义朝武大四侯云：“以孝惠子侯。”如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