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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这是美国人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当然这要取决于人们对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种天真而神化的信仰。这种方法很少起作用。对于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指望学校能帮助我们解决。毕竟，对于铅字在塑造文化中起过的作用，我们的学校还没来得及思考。确实，哪怕你允许有500年的误差，你也不可能在100个高中生中找到两个人可以回答“字母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我怀疑，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字母是人发明出来的。我发现，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后会一脸茫然，就好像他们听到的问题是“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或“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一样。这正是神话的原则，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把历史转变成自然。让学校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勉为其难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不失去信心。教育家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电视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由于电脑的到来，他们开始产生了某种“媒介意识”。但是，他们的这种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样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但是，我们提出解决措施应该具有超前的意识，否则还要什么梦想呢？而且，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班格》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译注】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