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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翦伯赞、刘启戈等编，1955：497）。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1895年孙中山（1866…1925）赴日时，发现日本报纸将其称为「革命党」会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革命」意味着易姓和制造动乱，与他的政治目标风马牛不相及。1890年代以前，传教士将revolution译为「造反」（陈建华，2000：109）。用陈少白（1869…1934）的话讲：「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样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陈锡祺，1991：102）。1900年庚子事变后，严峻的亡国危机使得激进的知识分子怀疑清王朝能否保持中国的独立自主，清廷统治的正当性开始受到质疑。当改朝换代有可能成为正当时，「革命」一词开始出现正面用法。
必须注意，由于要推翻的旧王朝是满清少数民族政权，改朝换代亦是汉族摆脱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所以清末使用的「革命」一开始就是和排满联系在一起的。「排满革命」作为「易姓革命」的创造性转化最早出现在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字中，后与种族民族主义共同消长，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接生婆。推翻满族政权后，应建立何种新秩序？当中国在西方现代政冶经济制度冲击下谈政权彻底变化时，原有的建立新王朝模式不再具有正当性，「革命」不可能仅仅是改朝换代的代名词。如果说「排满革命」用于表达推翻旧王朝，那么「共和」则表达了所应建立的新秩序，「共和、民权革命」随着排满革命而勃兴。
表二 ：1894年至1911年「革命」所指涉的种类（以出现次数为单位）
（表二主要根据关键词统计作出，分类中其它为意义不确定者。频度上打有﹡号者为该年「革命」一词出现总次数减去表中所列各项关键词检索得到数目的数值）。
如前所说，传统「革命」意义中最常用的除汤武革命、易姓和改朝换代外，另两重意思为彻底变革和天道周期性更替，显然这两重意义亦随着革命观念的普及被创造性重构，形成现代革命观念的另外几种意义。彻底改变这一层意义，首先在表达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如「宗教革命」是最早出现的和革命有关的现代术语7。接踵而来的是表达知识分子风气或以诗言志的「诗学革命」、打破不平等的「女界革命」、「经济革命」和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然后「社会革命」、「家庭革命」、「文学革命」、「科学革命」、「产业革命」、「国民革命」等术语出现，其含义均为这些领域发生彻底变化和相应主体在该领域实行根本变革之意。表二为根据数库一按年代作出的「革命」所涉及对象、主体和领域统计从表二可见，1898年前，「革命」一词除了传统含义外，主要用于指法国革命和世界各国的革命。法国革命最早架起革命一词和revolution的桥梁，而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一词众多新含义开始出现，代表彻底变革和用暴力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女子革命」在激进知识分子中传播，开始扫荡几乎一切观念领域。必须指出的是：在「革命」一词的传统含义中，天道作为王朝更替的正当性基础，是处于周期性变化之中的。当「革命」用于表达新天道时，周期性的轮回被不断向前进步的观点取代了。当它用于指涉个人道德时，进步是代表天道的，亦意味着个人道德必须不断向前提高，首先是解除旧制度压迫和束缚。这既是对西方近代revolution意义学习的结果，亦是对明末船山哲学理随气而进步观点的现代阐释。
事实上，革命这些新含义作为传统结构的现代转型，通常互相关联，组成一个整体结构。例如邹容在其名著《革命军》中一开头就给出了革命的定义：「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凈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2000：333）这里，「革命」既是排满，也是天道进步和彻底变革，在政治上则意味中华共和国的建立。它体现在个人身上是一种全新的道德——黄帝子孙皆成为华盛顿；对于全人类则呈民族平等，也就是汉民族的独立。
正当中国传统革命观念因排满民族主义兴起并整体重构之际，大量留日学生东渡日本，把日文中革命观念带回中国，开启了中日革命观互动的新时代。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日本翻译了解西方revolution意义，并不可避免受到了日本革命观念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传统革命观念的整体结构是如此深根蒂固，以致他们很快就发现中日革命观的不同。1902年梁启超（1873…1929）写〈释革〉一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日本用「革命」译revolution是一个错误。因为在中文语境中「革命」一词必蕴含易姓和改朝换代，而revolution只是彻底变革，和易姓与改朝换并不相关。为了与彻底根本变革相区别，他将reform译为「改革」；改革可以由当政者推行，并不一定是整体彻底的变革。在该文中，梁启超接受达尔文进化论（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认为不断变化是不可抗拒的公理（当时人们曾用生物学种种「革命」以表达进化），在此意义上，他同意对「革命」意义作创造性运用，但和革命相比，他更推崇改革（梁启超，1936：41）。
三、改革的失败和革命的兴起
梁启超对改革和革命差异的看法，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识。当权者推动的变革一开始就被称为「改革」。图二为1830年至1911年间「革命」、「改革」、「改良」三个词在数据库一中出现频度统计。从中可见，1898年戊戌变法之时正是「改革」一词出现的高峰，其次数远远多于「革命」。戊戌政变的发生意味着改革的失败，从此「革命」一词的频度不断上升，1903年出现第一个高峰；1906年「革命」一词在政治文献中出现频度高达一千多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但令人惊异的是，自1908年后「革命」一词使用却日趋减少，19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但这一革命在语言上找不到证据；「革命」一词在这一年反而很少使用。这种局面一直维系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统计现象，或许可以用革命和改革、改良之间存在着互相取代性关系来解释。它首先可以概括为改革的失败导致革命的兴起。
郭廷以曾把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比喻为在中国领土内的世界大战。它意味著作为改革的百日维新流产后，清廷利用义和团全面排外和反洋人的失败。在激进知识分子心目中，它则是清廷腐败、无能、卖国的象征。正如陈天华（1875…1905）所说：「政府之不足与有为也，殆已成铁据。…中国未有于一朝之内，自能扫其积敝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尽去，民困克苏。不革命而能行改革，乌头可白，马角可生，此事断无有也。」（陈天华，1978：124）。这里，明白地道出革命对改革的取代关系。推翻旧王朝的革命一旦获得正当性，排满革命说、共和革命说也即随之兴起。而1903年之所以成为革命观念普及的关键年代，是和俄国在庚子事变中占领东北并拒不撤兵直接相关。1903年拒俄运动在留日学生和激进知识分子中风起云涌。事实上，知识分子自行组织拒俄义勇军等同于否定清廷的合法性，当时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季子，《江苏》第四期，1903）。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甚么1903年是「革命」一词使用的第一个高峰。
「革命」一词在1906年呈现的第二个空前高峰，则是因为日俄战争带来巨大的思想震撼。清廷和广大士大夫心目中，日本战胜俄国是君主立宪优于皇帝专制的明证。清廷派六大臣出国考察，准备在十二年后改为君主立宪政体。清廷的改革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大争论，主张立宪的士大夫认为共和与社会革命会导致中国被瓜分，共和决不可取。在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看来，清廷是少数民族政权，已沦为列强的奴隶，根本无能力立宪。而且即使实行君主立宪改革，也不能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中国变更了政治体制之后，仍难以避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蕴育的社会革命。1906年革命派和立宪派进行大论战，「革命」一词在这一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一方面表现出论战之激烈，另一方面亦标志着革命各层次的意义从排满、共和到经济领域的彻底变革一一呈现出来。 自1908年起「革命」一词出现频度逐步减少，1911年其频度降至100次以下。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清廷预备立宪改革有效地遏制了革命思潮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改革失败引起革命勃兴、而改革顺利则革命消沉这一革命和改革之间的逻辑联系。但「改革」这一词在1906年后并没有出现如同1898年那样新高峰则表明，1906年学习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预备立宪尚没有被普遍地冠于「改革」一词。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改革是指当权者改变原有制度，但并不一定触及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根据。而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与以往的改革（包括戊戌变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原有的政治制度正当性论证结构发生了二元论式的分裂。儒学部分地退出公共领域，只在家族内部有效并根据惯性支持着原有社会制度和秩序。而在公共领域中，西学（西方政治思想、进化论公理和公德）成为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因此严格说来，1906年以后的预备立宪不能被归为改革，我们曾将其称为绅士公共空间的呈现（金观涛、刘青峰，2001）。
图二 数据库一（1830—1911）中「革命」、「改革」、「改良」三个词频度统计
我们最近曾讨论过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是绅士公共空间扩张的结果（金观涛、刘青峰，2003）。这样就可以解释当时士大夫较少使用「革命」一词来谈1911年的事件。这种现现象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8。图三为《新青年》杂志中「辛亥革命」这一词出现的频度，可见要等到1920年代「辛亥革命」才成为一个指涉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的常用词。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知识分子称其为武昌兴师，即使有人认为它是一次革命亦强调它既不同于传统革命，亦非社会制度彻底变革，而是革命军起，是移交政权之革命战争。在民国初年，「革命」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政治术语。而且知识分子对其态度否定居多。例如，梁启超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著名论文中，就指袁改变国体乃属革命，因此必须要反对（梁启超，1966）。
图四为《新青年》杂志中「革命」一词出现的频度。将图四和图二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自1908年「革命」一词使用频度开始减少后，到1915年才达到200次，这是同1910年差不多的水平。换言之，整个新文化运动前期，虽然法国革命再次被启蒙知识分子强调，但1919年前「革命」一词的频度一直在100次到200多次之间徘徊。直到1919年后则「革命」一词频度呈直线上升，呈爆炸性趋势，最后高达2000次。这显示了革命再起和绅士公共空间失败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在中国建立类似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既是清廷在预备立宪时期的目标，亦是民初共和政治的主要内容。其推动者为城市化绅士。新文化运动是因绅士公共空间导致严重社会整合危机而引发，新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信奉中学西学二分意识形态的城市化绅士是不能完成中国现代化的，理应退出；历史舞台。新知识分子举起全盘反传统大旗，「革命」一词作为局部变革（点滴改良）的对立物，代表了社会、家庭、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必须彻底变更的意愿。它随着对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肯定而勃兴，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基础。
图三 《新青年》杂志中「辛亥革命」一词出现频度统计
图四 1915年至1926年间「革命」等词出现频度之变化（以《新青年》杂志为例）
四、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和西方革命观念的差异
综上所述，自1902年排满革命兴起之后，在西方现代思想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学习西方revolution内容并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