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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和西方革命观念的差异
综上所述，自1902年排满革命兴起之后，在西方现代思想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学习西方revolution内容并对传统革命观念进行重构的过程。「革命」一词本来意义如易姓和王朝更替等传统内涵消失或隐藏，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共和、整体的彻底激烈变革、进步等新的意义；它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行动正当性基础。也就是说，「革命」一词已吸收了西方revolution观念的诸意义。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对革命意义的理解完全和西方相同呢？让我们重看图一，其中除了易姓和王朝更替、彻底变化外，还有一重意义我们没有详细讨论，这就是天道。天道进一步可以引伸出两重含义。一是天地变化，用今天的话讲是宇宙秩序或自然和社会变迁所遵循的普遍规律。二是指符合儒家伦理之统治，它属于天道的道德层面。第一重含义西方revolution中亦存在，这就是进步和演化为不可抗拒规律的思想。而第二重含义则是西方所没有的。在西方，马列主义虽赋予革命以正当性，具部分道德价值；但revolution毕竟和个人道德无多大关系。而在中国，天道是个人道德向社会和宇宙的投射，个人道德和普遍规律不可分离。传统革命观念中与天道相匹配的是儒家伦理，而一旦把作为宇宙规律的天道视为进步和演化时，它就直接推翻了宋明理学中天道是不变的信条。那么，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相对应的个人道德，就必须要被赋予新内容。这是西方革命观念所不可能具有的，那么这种新道德又是什么呢？
早在1896年谭嗣同（1865…1898）写《仁学》时己隐隐感到和新时代「革命」相匹配的个人新道德究竟是什么。《仁学》是戊戌变法前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既谈到革命又涉及新道德的著作。《仁学》的宗旨是通过重新解释「仁」来论述一种新道德，我们可以用平等来概括它。众所周知，「平等」作为扫除差别、破除伦常等级的代名词，从来不符合把伦常等级作为道德的儒家哲学，而为佛老所提倡。在中文语境中「平等」这个词就是随着翻译佛经运用的。儒学主张爱有差等的等级制道德观，所谓均平只对相同伦常等级而言，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是无所谓平等的。即儒学在政治哲学层面从未承认不同伦常等级的平等。正因为如此，1864年清廷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时，曾碰到一个难题，这就是如何翻译国际法中用于表达国与国平等的词——equality。由于「平等」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是取消等级差别，它不具备正当性；故《万国公法》将equality译为「平行」以表达各国有各行其事之权，而非平等。在清代官方文献中，这种译法一直沿用到1911年，可见儒学对平等观念之排斥。
谭嗣同则肯定一种积极有为之佛学，推崇类似于佛教主张的平等。他这样论述：「佛其大哉，列天于六道，而层累于其上。孔其大哉，立元以统天。耶自命为天已耳；小之，其自为也。虽然，其差如此，而其变不平等教为平等则同。」（谭嗣同，1998：333）他认为：「三教殆皆源于婆罗门？以同一言天，而同受压于天也。天与人不平等，斯人与人愈不平等。」（谭嗣同，1998：333）换言之，谭嗣同认为佛、儒、耶三教都可以从自身逻辑推出必须破除天与人不平等和人与人不平等的结论，所以平等应为一切宗教之最终价值。用谭嗣同的话讲：「三教不同，同于变；变不同，同于平等。」（谭嗣同，1998：334）那么，平等和革命又是什么关系？如果将革命理解为彻底变革，人通过解除束缚使自己道德不断向前进步，那么革命则不仅是达到平等的手段，而且还代表了破除一切差别、一切网罗的无束缚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必须包含个人身体力行的新道德，革命比平等更为妥切。因为它既包含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亦给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即革命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新道德。谭嗣同把解除一切束缚、破除一切差别之状态称为「通」，它是平等的最高境界。谭嗣同在《仁学》中并没有具体讨论「通」和「革命」的关系，但是从观念意义结构来讲，从「通」到「革命」只有一步之差。谭嗣同之所以没有把革命与平等直接等同起来，是因为当时士大夫还是从传统意义上理解「革命」一词的。换言之，谭嗣同写《仁学》之时，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还未丧失，这时革命仍蕴含着传统道德内涵——儒家伦理。有趣的是，谭嗣同和当时主张改革的士大夫否定革命不同，他己经开始肯定革命的正当性。他这样论述：「《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苏轼犹曰：〃孔子不称汤、武〃，真诬说也。至于谓汤、武未尽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谓其不当诛独夫也。…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谭嗣同，1998：343）谭嗣同认为传统革命观的缺点是没有摆脱家天下思想，至于诛独夫、倡勇敢任侠之风，则完全是革命应具之内涵。
1903年后，革命和新道德的关系开始被全面建构。首先，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相联系，排满革命作为民族独立必经之途，自然具有道德含义。邹容将这种争取独立的品德称为人皆成华盛顿。无政府主义者对革命道德作了相当完整的表达。他们这样论述：「地球之上邦国环立，然自有人类以来，无一事合于真公。异族之欺陵，君民之悬隔，贫富之差殊，此咸事之属于不公者也。…由是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遂为人民天赋之权。然环顾世界各邦，其实行种族革命者尚占多数，若政治一端，虽实行共和政治者，犹不能尽人而平等，经济一端更无论矣。试推其原因，则以世界固有之社会，均属于阶级制度，合无量不公不平之习惯相积而成，故无论其迁变之若何，均含有不平之性质。…非破坏固有之社会，决不能扫除阶级，使之尽合于公。顾今之论者，所言之革命，仅以经济革命为止。不知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为严。……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天义报，1978：818）在上述论述中，首先认为自有人类以来一切不道德的根源皆因差别造成，种族差异带来种族压迫，君主特权和贫富差异带来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故以消除不平等为目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应属天经地义。然后作者进一步指出：进行上述革命后，并没有达到完全平等，世界上最大的不平等是男女不平等；故只有实破除男女不平等的性别革命，才能建立一个代表「真公」的道德世界。
将上述逻辑进一步延伸，则可得到破除儒家伦常等级为新道德的结论。男女有别、夫为妻纲本为儒家伦理的一部分。儒家伦理以家庭为中心，主张一种爱有差等也就是父子、兄弟、夫妇处于不同伦常级别等级制的道德观，如果把破除一切等级为新道德这一思想贯彻到底，必定得到取消家庭、彻底反对儒家伦理为新道德。这正是革命所包含新道德价值的进一步展开。而1907年前后无政府主义的毁家论是上述革命观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他们这样论述：「社会万事，赖人而成，人之孳生，实由男女。故今日欲从事于社会革命，必先自男女革命始，犹之欲改造中华，必先逐满洲，而后众事克举也。否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顾此失彼，鲜克有济矣。顾一言及男女革命，则群疑众难因以横生。然我辈既提倡此事，亦不可不筹及拔本塞源之计。其计维何？则毁家是已。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自有家而后人各自私， 自有家而后女子日受男子羁糜，自有家而后无益有损之琐事，因是丛生…况今后世界大同，人人行踪自由，必不能如上古之世，老死不相往来。且人类平等…土地属之公有，无此畺彼界之分…故自家破，而后人类之中，乃皆公民无私民，而后男子无所凭借以欺陵女子，则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矣。」（汉一，1978：916）为了将这种代表新道德的毁家论与传统佛老的出家相区别，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他们的入世有为精神，而反抗压迫、解除束缚的革命是这种有为入世精神的最好写照。在此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已将革命和破除私有制、取消家庭相联。
中国佛老哲学一直主张取消差别限制，但我们在第一节谈到，佛教经典中从来没有使用过「革命」这个词，这是因为佛老主张解脱和消极无为。一旦将有为入世精神注入佛老哲学，革命的道德含义则自然显现出来。所谓有为入世精神和佛老平等价值结合，实际上是用积极入世精神去反抗纲常名教、冲击儒家伦常等级和种种差别限制所织成的网罗。事实上，不仅刘师培（1884…1919）、师复（1884…1915）、章太炎（1873…1929）等革命言论中存在上述逻辑而具有某种老庄、佛教色彩，辛亥革命前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被称为「金钢性的革命党」（朱谦之，1921），就连五四新知识分子的革命论述都与入世式的佛老思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例如被胡适（1891…1962）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1872…1949），曾区分积极革命和消极革命。他将法兰西革命称为积极革命，而中国人为消极革命派，老庄为其代表（吴虞，1917：3…2）。朱谦之（1899…1972）甚至用革命来概括其积极出家的主张，说他去西湖当和尚本志是要进行革命（陈公博，1921：3…2）。我们曾把以入世有为精神破除一切差别、以类似于佛教式平等作为新道德称为拟佛学（金观涛、刘青峰，2000：323），这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观所蕴含的道德性质。现我们将以这种新道德为核心的革命观，定义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
五、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凸现和形成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一词的众多含义中，表述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言论占多大比重？我们发现，其比重和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异。由于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念的核心是追求平等、独立（冲破网罗的有为精神）的新道德，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革命」、「平等」、「独立」等关键词的关系，来分析中国式现代革命观的起源和形成。图五和图六为1830年至1926年「革命」、「平等」、「独立」三个关键词的分布频度，从其变化趋势我们看到1894年前这三个词出现频度极低，革命几乎没有被使用过。这三个词的频频使用都是现代思想的产物，这表明正是甲午战争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而1895年后这三个词的分布可明确区分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98年以前，虽然三个关键词开始被使用，但频度都不高，更重要的是它们无相关性。「独立」最多，表示争取国家独立意识呈现，「平等」次之，「革命」一词出现频度比它们都少。在我们的数据库中1830年至1899年间，涉及「革命」一词的文章是21篇，谈到「平等」的有99篇，使「独立」一词的文章达84篇。但同时谈到「革命」与「平等」的只有两篇，同时包含「革命」、「独立」的有三篇，而「革命」、「平等」、「独立」三个词都提到的著作只有一篇。这一统计说明1899年前，平等、独立和革命三个观念无相关性。此时士大夫所持的革命观仍是传统的9。
第二个阶段是1899年至1911年，「革命」、「平等」、「独立」这三个关键词出现频度大大增加。分析当时有关革命的论述，正如上一节例句所表明的，在相当多的论述中革命的目的是排满自立，独立为革命之根据。有部分论述直接以平等为新道德，实行革命是为了消除不平等。在这两种情况中独立和平等之论述往往是被包含在革命论述之中的。比较图五中「革命」、「平等」和「独立」三曲线可看出：1900年至1904年间「革命」一词分布曲线和「独立」分布频度曲线类似，都在1903年达到高峰。再将该统计和表二相对照，可以看到1903年「革命党」「法国革命」出现最多，鼓吹革命党和法国革命即为排满和争取民族独立，而民族独立的一个前提是个人独立，积极追求个人权利。1904年后，「平等」一词出现频度增加，超过「独立」，并在1907年达到高峰。从表二可以该年「革命」一词所涉及具体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最多。所谓社会革命是指消灭经济分配和具他种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