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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CR…V的荣越上市，将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CR…V在巅峰之上的自我进化；同时，在30万用户群体的基础之上，新CR…V的各项升级也更加贴近消费者需求。
新CR…V外观更加时尚、大气、锋锐、动感，更加符合现代都市人群的审美需求。内饰更加精致、典雅，人性化的设计使驾乘更加舒适。配置方面，优化NVH的隔音降噪系统让车内噪音大幅度降低，全面提升驾乘舒适性。安全方面，新CR…V以“超五星安全”的高度，更上一层楼，全车系标配侧安全气囊，豪华版及以上车型的倒车雷达得到全面升级，倒车行车更有安全保障。
东风Honda相关人士表示，秉承“信念突破远界”的企业理念，新CR…V此次的全方位升级必将引领中国SUV市场进入一个更加高远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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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第二人生”激变“第二色情”
“性和金钱是这个世界的发动机”，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现实世界，也适用于虚拟世界。
至少在表面上看，一度被视为网络乌托邦的“第二人生”（Second Life，简称SL）已经衰落了：新闻媒体已经遗忘了它，现在当红的是Facebook和Twitter。当年信心满满入驻的微软和IBM这些行业巨头悄悄撤走，路透社清空了它的虚拟办事处；当年摩肩接踵欣欣向荣的虚拟大陆如今渺无人烟，简直成了荒凉寂静的数字鬼域。——这是PC Pro杂志编辑巴里·科林斯在《“第二人生”怎么啦？》一文的开头描述的景象。
2009年10月，SL开发商林登实验室公布业绩报告称，SL自2003年创立以来用户总在线时间超过10亿小时，年增长33％；用户间交易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每月近5000万美元，每年超过5亿美元，已经成为第一大虚拟经济体。但业绩报告和人们看到的现象显然不符，于是，巴里·科林斯试图找出SL的吊诡之处：既然它声称用户平均在线时间每人次达100分钟，那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SL又是凭什么成为第一大虚拟经济体？
巴里·科林斯的发现是：自2008年9月SL的成人区——辛德拉（Zindra）开张以来，所有人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成人淫秽色情内容被扔进这块大陆，人们都忙着“猎艳”（hunting）。辛德拉火爆的同时，以往那些最受欢迎的景点如“登陆月球’经营惨淡。而推动SL经济增长的因素，“很讽刺的，恰好是导致外部世界崩溃的因素——土地和房产。但是和外面那个让人头疼的政府不同的是，SL的政府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上地资源”。而林登币和美元的兑换率，也从2006年的270：1变成现在的260：1。
“性和金钱是这个世界的发动机”，从SL的例子来看，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现实世界，也适用于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的金钱纠葛
美国康奈尔大学会计学教授罗伯特·布卢姆菲尔德近年来潜心于虚拟经济研究，并创造了“虚拟经济”（Metanomies）这一术语。他说：“这是一个让人着迷、令人激动的地方，因为人们是在没有那么多的法律和法规的约束下进行交易。”让SL得意的是，虚拟经济之于Facebook、MySpace这样的社交网站是软肋，之于它则是利器。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美国《科技商评》杂志曾经报道了一个真实的个案：斯蒂芬妮·罗伯茨，33岁，在现实世界中，单身的她与母亲和弟弟一起生活在芝加哥郊区，是一名公园服务人员；而在SL中，她的“化身”（Avadar，没错，就是因为电影《阿凡达》而红到爆的那个词）是一个名为扎尼亚·特纳，以影星凯瑟琳·泽塔·琼斯为原型的大美女。凭借明星般的外表，特纳得到了赌博游戏女侍应的工作，每小时可以赚100个林登币（按270：1的比值，合37美分）。当“她”在SL里穿着绸缎长裙到处转悠时，看到了一个叫Ginko的地方打出的以高利率吸引储户的广告，“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很快账户上就存了3。9万个林登币，价值144美元。但结果是，Ginko是个骗局，它消失了，储户们的钱也都没有了。据估计，总共带来的损失约70万美元。相比之下，特纳的损失算小的，有些“化身’损失了数千美元。
林登实验室拒绝对涉及林登币的交易、纠纷和损失承担责任。鉴于虚拟金融纠纷的出现，该公司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认定和暂停一些涉嫌欺诈性活动的大额林登币转账和兑现，并鼓励户主们采用第三方认证服务。因为相关法规的缺失，斯蒂芬妮·罗伯茨这样的用户只好自认倒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执业律师马克·布拉格则是就SL导致其资产损失而提请诉讼的第一人。马克·布拉格在SL里的化身叫马克·韦伯冈，主业是买卖虚拟土地，还卖虚拟焰火。林登实验室指“他”在一次土地拍卖中违规，不仅取消了账户，还没收了“他”的所有林登币和财产。马克·布拉格认为他被剥夺的不仅仅是SL的账户，还包括自己的真实资产，于是将林登实验室告上法庭。根据法院作出的判决，他拿回了账户和一些财产，但具体数字没有披露。
布拉格案的核心在于，在虚拟世界的财产究竟是不是人们真实“拥有”的东西？人们在虚拟世界进行金钱交易，用虚拟货币为自己的化身买各种东西，在虚拟银行存钱，甚至投资虚拟股票，这一切该如何保障？林登实验室的CFO发出警告称“无论在现实中还是SL，都要提防无风险高利率报价的人，如果条件太好，那就可能是假的”，这还远远不够。根据法律界人士的看法，需要主管当局从司法角度来看待虚拟经济出现的问题，引入现实世界的监管体系。
最新的消息则是，2010年1月，韩国最高法院就转卖一款游戏中的虚拟货币“亚丁（Aden）”牟利案作出最终裁决。两名被告被控以低于市场价的现金购买价值2。34亿韩元的“亚丁”并转售给约2000位玩家，从中牟利2000万韩元。一审两人分别被判罚400万和200万韩元。韩国最高法院则推翻了原判决，两被告被判无罪，理由是虚拟货币等同于现实世界的货币，且他们是通过技能挣得，而不是靠运气。评论称，这一判决“可能对虚拟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虚拟强奸的法理讨论
正如巴里·科林斯在SL中的亲身所见，“这真是个奇怪的世界：搜索‘打赌’（还不是‘赌博’）被禁止，搜索‘强奸’却出来一大堆结果”。有网络评估师认为，两性关系已经成为各大网络游戏的一个主要卖点，更成为一些网络游戏公司的市场策略。在开心网上被熟人搂搂抱抱在一些用户看来可称为性骚扰，SL上有用户因为邻居用私宅经营“未成年人士性爱俱乐部”而愤怒，“虚拟强奸”则是网络意淫的最强烈的表现形式。
“我被强奸了！”2007年年初，SL的一名比利时女玩家声称自己的化身在虚拟世界被强奸，“太可怕了，当看见自己电脑画面上出现强奸画面时，简直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这位女玩家在真实世界选择了报警，比利时警方随即展开调查，以了解事件当中是否确有犯罪行为的存在。
但没有人受到起诉，尽管女玩家认为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侵犯，而且整个过程是自己不愿意的，符合强奸的定义，但目前尚没有法例能对此进行惩处。而如何定义以“虚拟强奸”为极端例子的网络犯罪，还存在争议。专家认为，虚拟世界内的每一个“化身”。背后都有一个真人操纵（看看《阿凡达》），这个“化身”在虚拟世界内所犯的罪行，或多或少反映出其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想法。换言之，需要防患于未然，一个人在网上所犯的罪行，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他人构成威胁。持不同意见者如《连线》杂志编辑瑞基纳·林恩则认为，“虚拟世界中的犯罪，其危害程度远低于真实世界中的违法行为。为了一起发生在游戏中的虚拟强奸案而出动警力进行调查，我看不出其合理性究竟在哪里。虚拟强奸可能是不道德的，但终究不是犯罪”。
界定的困难还在于技术层面。就像瑞基纳·林恩所质疑的，虚拟强奸“究竟指的是操纵某个虚拟角色违背他人的意愿实施某种行为，还是以文字或画面的形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因此有网民开玩笑称，“SL是什么？就是可以每天强奸但永远不用坐牢”。确实，如果需要给虚拟强奸定罪，目前适用的可能是“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构成民事侵权。而如果对虚拟世界实施监管，还面临一个困境：是否有侵犯言论和表达自由之嫌？
有人担心，毕竟虚拟强奸只是个人行为，限于两人之间，如果网络犯罪升级，比如在SL上有人为了争夺土地和房屋而发动几百人甚至上万人的战争呢？那由谁来控制这种趋势的蔓延？——呃，这好像有点杞人忧天。
“第二人生”曾经的辉煌
“第二人生”是林登实验室（Linden Lab）于2003年7月推出的一款3D模拟现实网络游戏，也是一个虚拟社会。在这个虚拟社会里，每个人可以设定自己的化身（Avadar），买房买地、结婚生子乃至开疆拓土，建立虚拟的“第二人生”。所有的法则都由用户定义。SL目前拥有超过600万用户，影响力在2006、2007年达到顶峰。“钟安社”（真实身份是德籍女华人爱林格雷夫）是SL造就的首个百万富翁，她靠在SL买卖虚拟土地致富，还登上了美国《商业周刊》封面。SL虚拟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微软、IBM、英特尔、Sun、阿迪达斯、可口可乐、丰田等公司的入驻。路透社于2006年10月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马尔代夫成为第一个在这里设立大使馆的国家。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也在在这里设立虚拟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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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张元试镜北漂
说出你的故事——张元有约！
但导演张元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这与电视访谈有所不同。”从1月26几到28日，张元在北京798尤伦斯艺术中心为他的新电影《有种》招募演员，条件只有一个：不靠谱青年。
“他们每个人讲的故事对我而言都是一个震惊。”张元这样形容那三天的试镜。情形像是北京不靠谱青年大出动，填表、坐下、面对镜头、自我介绍，然后被要求讲出故事。在这样一个预设的场景中。日常生活被剥离了，试镜者的“倾诉欲望”被打开。其中的一位坦承：“如果说我有缺憾，就是我现在还没做过爱，没谈过恋爱，没爱上过别人也没被别人爱上。”
每天100名试镜者面对镜头讲述他们的故事，3天一共300名，最后挑选出10名演员出演《有种》的主角。张元说这项工作既疲惫又令人兴奋。
他说：“电影《有种》与摄影展“有种”会有很大的不同，电影所讲的故事与摄影所讲的故事并不是一回事。”
80后比前辈更难
《有种》显然是导演张元对《北京杂种》的一次精神沿续。换句话说，1993年上演的《北京杂种》经过17年的时代嬗变后，已经成为“美好的过去”。张元最近是在国外一个电影节上回顾了这部影片：“那个时代还是那么吸引人。”而现在的年轻人又是什么状态呢？
“我听说北京聚集了—万支乐队。”张元纳闷，“他们靠什么生活呢？”但这次，《有种》不想如《北京杂种》那样关注摇滚青年，而是将其扩展到80后、不在体制内生活的群体——如今，几乎是青年人漂浮在北京的共同面貌。
第一位试镜者描述说：“大厅里没几个人，突然发现一个满头卷发留着小胡子体型较胖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就是张元。”这位名叫陈卓的落选者在慌乱中完成了试镜，但他并未沮丧，而是称：“虽突破不了现实给生活的无奈，仍期待无拘无束地向理想进军。”
与其说3天的试镜是工作需要，倒不如说是张元在“闻味”。通过“大剂量”地接触80后，张元找到了对80后的感觉。张元曾猜想，现在年轻人会不会比我们当年容易得多，生活不是那么艰难，毕竟物质条件比起以前好很多。但在接触过程中，张元发现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他的结论是：“并非如此，他们的艰难程度更大。”
与《北京杂种》中当年的崔健、窦唯等摇滚青年一样，今天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一方面，惊人的相似，“而在情感生活和表达上面，则更加剧烈”。
有一个普遍现象令张元无比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