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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兼职均可；最后，实在没有本事的，扛大包卖力气维持生活也行。
核心管理理念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管怎样，反正不要因为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军饷而影响了大家的生计。
于是，在帝国军队中，形成了一条奇妙而完整的生态价值链，或者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构成了价值增值的完整闭环。价值链终端和闭环的核心，则是雍容而智慧的高太尉。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帝国百万大军，从中央禁军到地方部队，再到预备役和民兵组织，实际上成了由国家发放薪水的高氏大作坊中的打工仔。
既然如此，高太尉以军队所有的土地、劳力、工匠为自己修建宅第苑圃，也就肯定不值得大惊小怪了（31）。
知道了这些，我们自然可以明白，何以宋朝军队在辽、金军队面前，动不动就全军覆没了。
在这二位的长期领导下，帝国军队中想靠本事晋升的军官，被认为是迂腐和可笑的；据说，每一个军官职位都有相应的价格，只有战功和资历远远不够，还必须能够拿出钱来，才能得到这些职位。得到这些职位的军官，通常利用下列三种方式收回自己的投资并获取利润：其一是吃空饷。意思是按一万人报名请饷，按两千人实际发放；其二是喝兵血。方法是该发给士兵的钱粮不足额发放，想出各种名目克扣之；其三是无偿使用士兵的劳役，这比较容易理解。再加上下级军官为了晋升所做的逐级贡献。这些，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制度，为大家所默契。
上述种种情形，遍布全国所有军队的各个等级。就连种师道领导的部队也不例外。这位种师道在《水浒传》中曾经多次被提到，时人称呼他为“老种经略”或“老种”，大概是当时公认最有威望的将军。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前后，宋代的官方史书上，已经有大量关于士兵逃亡，部队在大街上到处拉夫抓壮丁的记载，酷似我们在电影《抓壮丁》中看到的场景。当时，帝国军队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为了防止兵士逃亡，不得不像在战马屁股上烙字一样，在所有士兵的右臂上或烙或刺而留下永久记号。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那些被刺配流放的罪犯额角脸颊上的黑字。
查阅当时的记载，我们发现：在以往相当长岁月里，这支军队面对辽国时，很少有光荣的记录——在宋、辽、金三边军事关系中，辽军在与金军交锋时，金军如狼似虎，辽军经常一败涂地；而一旦宋军与辽军开打，则辽军立刻变得如狼似虎，宋军很少有不被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只有在镇压国内百姓时，帝国武士们才变得如狼似虎，显得特别能干，特别英勇，特别能战斗，所到之处，常常能够留下一路哭声地满载而归。比如，史书记载了就在前不久发生的事情：童贯领兵平方腊时，“东南之民死于天兵者，十之五六。”这种情形很悲惨，却是宋军当时的实际情况（32）。到1126年种师道病死后，宋朝就连威望稍微高一些的将军都已经找不出来了。
因此，公元1125年年底到1126年年初，宋钦宗登基之后，曾经派遣中央禁军，也就是直属中央的精锐正规军二万人，前去保卫黄河渡口。结果，欢送保家卫国健儿出征的首都市民们开心地看到：这些好不容易爬到马背上的健儿们，双手紧抱着马鞍子或者马脖子，不敢松手（33）。当时，人们很有可能在快乐地拿这件事情当作笑话传讲，大概类似今天人们快乐地阅读手机短信和段子一样。很少有人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着的凶险信息：自己的身家性命原来是由这样一些人在掌控和保卫！
果然，史料记载说，金国骑兵的旌旗刚刚露头，数万黄河守军便一哄而散。金国人是用临时找到的小船，一船一船平平安安地把自己的兵马送过天险黄河的。在敌人的国土上，他们不受打扰地花了五天时间，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运送骑兵的工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运送步兵。面对此情此景，金国军队的统帅们全都大惑不解，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宋帝国君臣们到底想干什么。按照一位金国将领的说法：只要有一千兵马守在这儿，想过河都会变得极其困难（34）。
公元1126年下半年，金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时，历史资料显示：大宋帝国曾经派出将近三十万正规国防军，前往阻击拦截。结果，无一建树。最典型的一次战例仍然发生在黄河渡口。当时，共有十三万帝国军队守护在黄河岸边，与金国军队隔水相持。当天夜里，金军并未进攻，只是猛擂战鼓，通宵达旦。结果，第二天早晨，宋军主将发现自己手下的士兵已经全部逃亡，眼前只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军营（35）。
如果有人要求时年二十一岁的赵构，带领这样一支军队，去战胜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骑兵，这种要求本身就是脑子进水的表现，相当弱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仅仅因为是皇帝的儿子，就挂上了兵马大元帅的头衔，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就是皇帝，不是也都成了俘虏吗？而且，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人的计算方法，赵构的二十一岁年龄，指的是虚岁，当时，他的实足年龄可能还不满二十岁。
事实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宋徽宗君臣一口气行了二十多年恶政，积累起来的那些当量巨大的破坏性能量还远没有释放完毕，其恶果才刚刚开始显示；另一方面，金国崛起，在它崭新肌体中，蕴藏着同样当量巨大的进攻性能量也同样没有释放完毕。因此，宋高宗赵构的噩梦也就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离“谷底反弹”着实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要和金兵抗衡，二十一岁的他还实在太年轻。他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培养自己的才能、经验、阅历和威望，他需要不少的时间来积累力量。
总之，像美国人喜欢说的那样：Longwaytogo！_——他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五章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金国铁骑来去如风，狂飙般所到之处一片血雨腥风。这还不算，赵构面临的内忧也挺吓人。建炎二年，实际当了刚刚一年皇帝的赵构，东躲西藏地逃到了扬州。一口气还没有喘匀，就在金兵的追击下，溃逃到杭州。随后，建炎三年年初，他当时的一支主力部队——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等人——按理说应该是他比较信任的部队和将领——就发动兵变，逼迫这位当了一年半皇帝的赵构退位。实际情况是，很有可能，他还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真正能够信任的部队。
这次兵变给赵构的打击极大，以至于韩世忠等人平息了叛乱后，这位已经二十三岁的青年皇帝当众拉着韩世忠的手大哭不已。他泣不成声地问韩世忠：“中军吴湛最坏，现在还留在我的肘腋之间，你能帮我先干掉他吗？”韩世忠二话不说，立即去见吴湛，这位中军吴湛大约相当于皇家部队的一个分部司令。韩世忠见到他后，握手致意间，突然发力，当场将吴湛的手骨头捏断，随后将其斩首（36）。就此，韩世忠深得赵构信任，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步锤炼出一支令金兵闻风丧胆的韩家军。
当年六月，金国铁骑再次南侵，直下江南。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赵构及其朝廷被敌人追得一路奔逃，从杭州逃到越州，就是今天的绍兴，再逃到明州，即今天的宁波，再跳上海船逃到定海，就是今天的浙江镇海，从镇海逃到昌国县，即舟山群岛，从舟山群岛又逃到台州的章安镇，即今天的浙江临海，最后逃到温州，并准备南逃福州。
这次逃难充满艰险。在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准备下海船之前，又一次发生兵变。起因是皇帝的卫队亲兵因为无法把自己的亲属全部带上船，而喧闹不止。宋高宗此次行事很果断。他亲自布置，指挥部队将这些卫士们解除武装，并披带铠甲，弯弓搭箭，将两个爬到房上的卫兵射落下来。结果众卫士“骇惧，悉就擒”。这种情形再一次表明，这位青年皇帝身边，连一支忠心耿耿的卫队都还没有建立起来（37）。
建炎四年大年初一，赵构君臣就是飘荡在大海的波涛上度过的除夕与春节。第二天，正月初二，他们才靠岸停泊下来。
这一次，赵构在茫茫大海上东躲西藏了四个多月。个中滋味，大约苦不堪言。最惨的一次，众多臣僚将士只找到五块炊饼可以充饥，赵构一个人就狼吞虎咽地干掉了三块半，还意犹未尽。这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赵构君臣苦中作乐，过得相当别致，起因于他们收购了两船的橘子。史料记载说：当时，君臣将士“常郁郁不乐”，十分郁闷烦躁。突然，发现两艘海船鼓着风帆，乘风破浪，直冲皇家逃难船队航来。大家吓坏了，很紧张。因为当时的确切消息是，金兵打到宁波，已经组织船队下海追来。经拦截盘问，知道是贩运橘子的商船，装了满满两船橘子。于是，赵构下令全数收买，分给皇家卫队将士们吃。正月十五这天入夜，赵构让大家把油灌进橘子皮里，点灯放到海上。当夜，“风息浪静，水波不兴，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景致很有看头。当地民众奔走相告，大开眼界。至今，民间传说中仍然津津乐道。可惜，逃难之中，这种快乐不会很多；到后来，连宰相这个级别的官员都穿起了草鞋。君臣境况之狼狈不难想见（38）。
从常理推断，没有人会喜欢这种境况。任何人但凡有一点能力，恐怕都不会愿意如此狼狈，何况是在臣民面前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因此，把我们皇帝遭遇到的一切，理解成是实力对抗与对比的结果，可能是比较起来最贴近实际情况的。当时，民间产生康王赵构“泥马渡江”的神话，显然带有相当深切的同情、理解与祝愿的成分在。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当时他连像样一点的马匹都没有。这里面包含的天命因素，恰恰是中国人表达自己爱憎的惯用手法。比如，面对为非作歹的大坏蛋，在现实中无法惩治他时，中国人就会加上天命的成分，在想像中认为这个坏蛋将会或者已经受到了神灵的惩罚。多亏有这样的联想或想像机制，不然，漫长的两千多年里，在如此悠久的帝制传统下，面对历朝历代数不胜数又让人基本无可奈何的坏蛋们，中国人的心理平衡如何保持，实在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情。有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切是赵构畏敌如虎、苟且偷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气壮如牛，永远都不会错，却也让人无话可说。
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赵构就是这样度过了他登极之初几年的岁月。这样的经历，想必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应该说，任何人有了如此经历，恐怕都很难不受影响。
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横扫大江南北的金兵终于决定从江南撤兵。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金兵耐不住江南渐次来临的卑湿闷热气候；同时，在军事上，蛛网般密布的河湖港汊水田丛林，也不利于骑兵的大兵团奔腾驰骋、展开攻守。
这种看法可能是一部分实情，但是，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五百年后征服全中国的满洲骑兵，就是今天这些金兵的正宗后代，来自一模一样的自然环境。满清的辉煌成功表明，自然条件并没有成为他们勇猛善战文治武功的障碍。使他们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条件是：他们远远比自己五百年前的祖先更加成熟，更加富有政治智慧，他们的雄心与目光更加远大，同时也具备了象皇太极、多尔衮这样雄才大略、文武双全的领袖人物。
而此时，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赵构们所面对的金兵，从最高统帅，到一刀一枪拼杀的士兵，他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念念不忘的只有金银财宝子女玉帛。这些骁勇剽悍的北方骑士，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用自己勇猛绝伦的武力，去攻占、征服、烧杀抢掠和不由分说的敲诈勒索；然后，把抢来的女人、财宝、奴隶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寒冷的老家。在溃不成军、望风而逃的大宋君臣、军队面前，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也可以做这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因此，在以往胜利的鼓舞下，他们的表现相当轻率而野蛮，总是来去如风，除了烧杀抢掠敲诈勒索，从来看不到他们有过像皇太极、多尔衮那样目光深邃胸怀远大的从容展布。
好像是宿命一样，女真人似乎注定要统治中国，只是这项工作要在五百年后，由他们的子孙来完成。
毫无疑问，金兵北撤使赵构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与五百年后的情形比较，北宋和明朝的崩溃同样根源于帝国内部的朽烂，他们面对的也同样是女真人的铁骑。不同的是，南宋高宗赵构君臣显然比南明弘光皇帝朱由松及其马士英、阮大铖们要高明得太多了。这使风雨飘摇、艰难困苦中的南宋帝国终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