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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比南明弘光皇帝朱由松及其马士英、阮大铖们要高明得太多了。这使风雨飘摇、艰难困苦中的南宋帝国终于站稳脚跟，并坚持了一百五十多年。成为当时中国汉族人最后的一点体面与希望。
从仅仅完成于北宋覆灭几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知道了北宋首都开封是如何令人悠然神往的。这座城市的繁华富裕，在当时即便不是世界第一，也肯定可以名列前茅。有资料显示，此次金兵北撤后，这座三、四十万户、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剩下的成年男子还不到一万人。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区域。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和此次金兵的荼毒，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武装割据者、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
此次金兵南侵北撤，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一位名叫杜充的人公开投敌。此人手握重兵，身居宰相名位，是岳飞的老上级，也是南宋时期变节投敌者中名位最高的第一人。他的无能与投敌是宋军长江防线全面崩溃的重要原因，并形成强大心理效应，影响相当一批军政要人先后叛变，对抗金战争的民心士气打击相当大。其情形酷似八百年后日本人侵入中国时的情景。中国人习惯上称呼这些人为“汉奸”，并归因于他们个人品行上的缺陷。至今还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探讨何以中国历史上每到关键时刻，就会经常大批量地产生此类人物。
杜充叛变，使赵构的自尊心备受伤害。据说，他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祥林嫂似的见人就唠唠叨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直到拜他做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39）
上述一切，资料来源于南宋时期的各种记载；假如这些记载与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误差不太大的话，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应该不算特别冒昧的判断：其一，有一个极端的说法，认为赵构从当上皇帝那一天起就开始对金求和，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大历史谜团。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了他这样做的部分理由。用西方哲学家的术语表达，叫“环境的力量胜过父母的遗传”；用我国的谚语描述，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用今天中国人喜欢说的话讲，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不做，却还甘愿低三下四的天生贱骨头不是很多。对古人，大约也可以作如是观。
其二，这一轮金兵南侵，事实上形成了物极必反的分水岭：赵构与南宋政权在金兵的打击下，终于跌入谷底；之后，开始了虽然并不强劲，但却很有后劲的反弹，并从此由没头没脑的全面溃败进入战略相持之中。
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翻开当时的历史记载，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大宋的文官武将们叛乱、投降、城池陷落、溃败、全军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的记载。南宋的军队建设差不多是从头开始的。赵构利用金兵北撤的喘息间隙，指挥他的追随者们，剿抚并用，迅速平息了散处各地的土匪、盗贼、割据者、叛乱者和与金国势力相勾结的异己力量，使健康的规范化社会力量开始复苏并成长。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领导的军事力量正是以此为契机发展壮大起来，并在未来的若干年里逐步成长为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四将”。南宋政权相当艰难地一点点培养着与金国抗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出，从北宋崩溃到南宋站稳脚跟，其间充满惊涛骇浪。艰难困苦的程度实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赵构表现得并不昏庸，也不怯懦，显示出了不错的政治才能。历史上欲求偏安而不可得的事例触目皆是，或许这是赵构在南宋人的诸多记载中被称为“中兴之主”，受到相当推崇的原因所在。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此人做得并不是特别糟不可言。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
第五章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问题在于下面这个更大的历史疑团：当南宋帝国已经相对稳固之后，韩世忠、岳飞等中兴四将在江淮荆襄一带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防御体系，南宋军队在对金作战中也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宋、金之间的实力消长与整体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宋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赵构不肯乘胜追击，北上收复失地，而是仍然一味主和，并杀死当时最杰出与忠心耿耿的军事将领岳飞？
这才是宋高宗赵构令人困惑的最大历史谜团。
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为什么这样做，现有的资料相当混乱：云遮雾罩，情绪化，各执一词，还常常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当日情形混乱的程度，提醒我们不要一厢情愿自说自话。因此，我们恐怕只能根据这些资料，尽量拼凑、还原当时的情景，到赵构的经历、中国帝制文化、大宋帝国的帝国传统和当时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在中国帝制文化中，皇帝具有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至高无上地位，其如影随形的共生伴侣则是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翻遍史书，我们找不到哪一个皇帝曾经摆脱过这个阴影。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为此进行过骨肉相残，从而造就了皇帝和皇家文化对皇位皇权可能受到侵犯的高度敏感，成为帝王们心头永远的“痛”，——一种命中注定伴随其终身，不论白天黑夜永远无法消除的“痛”。
在以往的世代里，中国皇亲贵戚、帝王将相中发生了许多血腥故事，应用常识常情根本就无法理解，常常使人一头雾水；而一旦放到这个背景之下，就立马豁然开朗，洞若观火。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武帝。他喜爱小儿子刘弗陵，将其立为太子。为了防止太子年轻的母亲在自己死后出问题，于是，提前将这位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杀死。这种作法，在历朝历代堂皇文书中大受称道，成为这位皇帝所谓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类似和比这糟得多的故事，史不绝书。中国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凶残。其指向，对于皇亲贵戚和臣僚百姓是一样的。事实上，认真思索一下的话，我们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些部分的确相当令人不安。
因此，就像阳光下必然出现阴影一样，我们的煌煌帝制则必然伴随阴谋与血腥，成为令人毫无办法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消除阳光下的阴影，我们的祖先以令人骄傲的聪明才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开始于周公之礼，并最终使中国社会演变成为彻底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那一部分努力。
按照这套制度，天子正妻所生的长子，叫嫡长子；这位嫡长子不论长幼，不分愚贤，是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其余的孩子只能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部，只有诸侯的嫡长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代诸侯，其余诸子只能被封为卿、大夫；以此类推：卿的嫡长子天然为卿，其余诸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为下一代大夫，其余诸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人，也就是一般平民了。天子——帝王是最高一级的大宗，无条件受到天下的尊崇。
这套制度最关键的规定是：各级嫡长子均为本级的大宗，有资格祭祀宗庙，是帝统、正宗、正统、“尊之统也”；其余诸子均为小宗，是旁支，没有祭祀宗庙祖先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接受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小宗可以绝，大宗不可以绝。遇到大宗绝后时，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后，才能继承正统。小宗本身没有正统、正宗的继承权。中国“嫡长子继承”、“长兄为父”这套说法就是来源于此。
与此相配合，周公给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在服饰、用具、居住、出行、饮宴、祭祀、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极为详细烦琐的礼仪规定。就是所谓周礼。
于是，宗法等级，礼仪制度，再加上后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儒家教义，从天子——皇帝，一直延伸到普通民众的氏族、宗族、家族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严密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即宗法等级制度。
这套制度、观念与相应的国家机器和分散的小自耕农经济一道，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而长期延续。为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打下了至今清晰可见的印记。
按照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制度，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违犯者，很容易被看成不忠不孝，犯上作乱。这种人常常被冠之以一个标准的称呼，那就是——乱臣贼子。按照儒家的正统说法，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杀掉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这种事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相当常见，到南宋初年，也就是赵构的时代，已经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至少一千多年了。
作为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属于小宗，本来没有资格继承帝统大宗。公元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侵，把国家祸害得一塌糊涂的宋徽宗，将皇位让给了大儿子赵桓，就是宋钦宗。赵构的这位大哥实在倒霉，他本来是嫡长子，正儿八经的大宗帝统。却在八方风雨之际，被自己的父亲推出来顶雷。他诛窜令人厌恶的蔡京等所谓“六贼”，力图振作。然而，终是回天乏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和父亲一道成了金兵的俘虏。于是，唯一漏网的嫡系皇九子赵构阳差阴错地成了大宋皇帝。
看起来，赵构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但是，他充当“告和使”时的诡秘行径，的确让人觉得不那么光明正大，鬼鬼祟祟、假借谋私、别有用心的味道颇重。使人在金人的讥讽面前很难为他辩护。更重要的，则是大哥赵桓还活着。这位名正言顺的皇帝一旦返回，赵构的皇位会立即受到威胁。在帝统大宗面前，他不可能不面临尴尬。三百年后，在大明朝皇室里发生的英宗复辟表明，帝统正宗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天然政治号召力相当可观，带着一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天生魔力。这种代表祖先与上天意志的魔力，具有让任何反对者都低下头闭上嘴的惊人功能。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赵构最大的一块心病。只有这个推测成立，才能解释为什么他能迎回自己的母亲韦太后，而钦宗大哥却要终于客死异乡了。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可能：金国坚持不放回宋钦宗，是为了在必要时，扶植一个钦宗系统的傀儡政权，这将是大宋皇统的正宗嫡系。岳飞曾经因为这种担心，而一再劝告赵构早立太子，从而直接导致了赵构对他的嫌恶。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五、六年，大约十年左右时间里，赵构的工作中心显然是在争取生存权上。不被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压垮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赵构及其臣僚们的努力下，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在此期间，南宋政权经历了从全线溃败到稳住阵脚，再从重点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变化。到绍兴十年前后，宋军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完善的、针对金国骑兵的步兵战术，并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给予金兵主力部队以重创。岳飞甚至率领岳家军一直杀到距离开封只有二十几公里远的朱仙镇，令带兵南侵的金军统帅吃尽苦头。
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元1140年即绍兴十年冬，赵构曾经放出大话说：“我如果亲自率领一支部队，赏罚严明，激励将士，一定可以抓住金军统帅兀术。”“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伐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从现有资料中，我们知道，赵构曾经冠冕堂皇地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漂亮话。上面这些话，很可能就属于此类（40）。
事实上，赵构对金国军事力量的畏惧相当深重。史书显示，赵构的私生活颇为不幸，他身患阳痿，始终没能治愈，并就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只能过继一个儿子做继承人。而之所以如此，据说就是在被金兵追出扬州，“泥马渡江”那一次惊吓所至。这样惨痛的经历，如果在心理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倒是一件怪事了。
建炎四年，赵构在海上逃难回杭州后，仍然常年在候潮门外钱塘江上备有二百只船，并在昌国县即舟山群岛备有船只粮草，随时准备应急，再次出逃。
绍兴十二年，完成对金国屈辱的和议后，赵构曾经抚摩着头发，相当感慨地对秦桧说：“我今年才三十五岁，头发已经大半都白啦。都是操心操的呀。”（41）
公元1163年，即隆兴元年，当了三十六年皇帝的赵构，主动退位，作起太上皇。到了此时，他还经常戒慎戒惧地告诫继子宋孝宗：千万不要轻易言战。一旦开打，“对于金国只是胜负的问题，对于我们可就是生死存亡了。”
这番话，很有可能是他的真心话。他确实是被金国给打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