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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奸臣的行列。不过在当时，他们还算宽大，没有灭掉岳飞，只是下令把这个年轻人遣送回老家。
岳飞很郁闷。他转了一圈，又去投奔河北招讨使张所。这一次，张所相当欣赏他，让他以中军统领的名义，隶属王彦领导，渡河抗金（2）。
这位王彦很有可能是建炎初年最了不起的将领。此人素有名将之称，并且也确有名将之实。他在金国骑兵所向无敌围攻首都汴京之际，慨然弃家从戎，奔赴战场。河北招讨使张所“异其才”，就是惊异于他的才华，委任他为都统制，担任当时的前敌总指挥。他出手不凡，率领岳飞等十一员将领和七千士兵，屡破大敌，威震当时。致使金兵把他们当成了宋军主力部队，调动大军前来对决。当时，金兵重金悬赏要王彦的脑袋，搞得他很难受，连晚上睡觉都要一夜换好几个地方。他的部下们了解了这种情形后，相率在脸颊刺上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大字，表示愿意不留退路地追随他，决无异心。这就是当时极其有名的八字军的来历。没有多久，中原地区各义军首领纷纷归附，一时间，八字军达十余万人众，绵延数百里，“皆受王彦约束”。为此，王彦成为金兵的心头大患。金军专门召开军事会议，准备集大兵攻打王彦的营垒。结果，一位剽悍的金兵首领居然跪在地上哭泣着说：“王都统的营垒坚如铁石，实在是不太好办。”
遗憾的是，岳飞与这位王彦对不上眼，二人发生冲突。而且一气之下，岳飞拂袖而去。按照大宋军法，凡部属擅自离开主将，均以逃兵论处，罪当斩首。岳飞不可能不知道这条军律。但是宁愿顶着如此重大的罪名离去，很有可能是这两个人同性相斥、实在是互不相容的结果（3）。
他们都自视甚高，个性都很倔强，军事才华不相上下，同样是坚定的主战抗金派，两个人对当朝的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同样不以为然，同样当面言辞激愤地忤逆过两位宰相。王彦领导八字军抗金，威震河朔，并屡屡冒犯当朝权贵；于是，很早就犯了忌讳，被剥夺兵权转成文职官员，成为治理一方的地方大吏。当时的舆论相当为他不平和惋惜。但是王彦却由于事亲以孝，居官清廉兼才干出众而很快在文官的职位上也享有了很高的声望。就这样，他们本来应该是相当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同志和战友。结果，极其可惜地却反目成仇。我们只能用一句俗不可耐的成语来形容，就是一山难容二虎。而且，二人之间的嫌恶如此之深，以至于七八年以后，岳飞成为方面大军统帅，驻屯在襄阳；王彦也成为声名卓著的文职大吏，被委派为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这时，已经年届知命的王彦，宁肯辞职，也不愿和岳飞同处一地共事。这真的令人十分惋惜（4）。
就这样，岳飞离开王彦的八字军，辗转来到京城开封。结果，在开封街头，真的被人认出，当作逃兵给抓了起来。就在即将被砍头的危急时刻，岳飞碰上了当时京城的最高负责人——开封尹兼东京留守宗泽，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兼军管会主任。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一眼看出这个小伙子不是凡俗之辈，喝令刀下留人。交谈之下，宗泽认定这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将他收留在自己帐下。当时，正值金兵来犯。宗泽令岳飞率五百名士兵出战。岳飞勇猛善战，以少胜多，大捷而返。从此深得老人的喜爱，被破格提拔为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团级干部。岳飞一战成名，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5）。
宗泽当时年届七十，威望极高，连金兵都很敬畏，每每提到他时，必定称呼他为“宗爷爷”。老人家爱人以德，正确地指出，岳飞虽然具备了不亚于任何古代良将的优秀资质，但自恃勇力武艺过人，太喜欢野战，忽略行军布阵，缺乏兵法造诣。因此，倾己所学，教授岳飞阵图兵法，为他成为一代名将打下基础（6）。
不久，宗泽老人在忧愤之中去世。临死时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意思是，打过黄河，收复失地。可惜，这个愿望历南宋一百五十二年都没能实现。
接手宗泽职位，成为岳飞顶头上司的是杜充。此人特殊地残暴，特别喜欢以微小的过失杀人立威。谁知，在赵构眼中，居然认为这一点表明此人果决有为，拥有大才。于是，连连委以重任。最后，拜他为宰相，将十余万大军交给他，令其负责南宋长江防线中最紧要的建康一线的防守。建炎三年六月，金兵大举，直下江南。在杜充的指挥下，宋军长江防线全线崩溃。赵构君臣被追杀得在茫茫大海上奔逃飘荡了四个多月。而杜充也成了南宋第一位叛国投敌的宰相。现在，这位宰相终于有机会用自己的无耻，来证实赵构皇帝的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了。
直到这时，岳飞终于获得了一个独当一面、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收拢溃散的兵马，带领他们转战于宜兴、常州一带。黄天荡一战，是韩世忠创下的虽败犹荣的辉煌战例。倘若不是几个小汉奸见利忘义，这一仗很有可能会使后来的历史重新写过。令人回肠荡气的巾帼英雄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故事，讲的就是这次战役。岳飞配合韩世忠，设伏于牛头山，也参与了是次大战。这一年，岳飞二十六岁。
建炎四年，即公元1130年春天，金兵北撤。他们错过了消灭南宋政权的最佳时机，从此再也没能渡过长江。南宋帝国利用这宝贵的喘息机会，下力气平息疆域内几股叛乱、割据巨患，稳定政权，渡过了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张俊的推荐、重用下，岳飞在一连串恶仗、硬仗中，以少胜多，连战连捷，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帝国最为耀眼的一颗将星。1133年秋天，皇帝赵构将他召到首都，亲自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制成锦旗赏赐给他。同时，要在京城为他建造府第。岳飞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大敌未灭，要家干什么？这情形，很像汉代名将霍去病的故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此，皇帝赵构相当喜悦，很亲切地征求岳飞的意见：“你觉得天下什么时候可以太平？”岳飞回答道：“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就可以天下太平。”据说，赵构很吃惊，没有想到一介武夫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不久，刚过三十而立之年的岳飞便被授清远军节度使，封武昌县开国子，成为整个长江中游的最高军事指挥官（7）。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节度使，是北周到隋朝时期开始设置的官职，唐朝沿袭下来，是镇守地方的最高官职，常常总揽一个大地区内的军政、民政与财政，辖二、三州到十数州不等；所辖区域内的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很像中国曾经有过的“东北局”、“华北局”、“华南局”等等大区建制。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变成一种针对将相与皇室成员的荣誉和待遇，受封者并不赴任，或者赴任后没有实权，其味道大概和今天的“享受大军区司令级待遇”差相仿佛（可能并没有这种说法，仅仅为了说明问题而已）：“武昌县开国子”则是一个贵族称号，子爵是五等贵族封号中的第四等，低于侯爵，一般用来封赏那些立有出色军功的军人和皇室成员。这个称号表明，岳飞一家从此进入了帝国的贵族行列。事实上，到此时，已经开始有人称呼岳飞为“岳侯”或“侯爷”了，这可能是当时一种略带恭维性质的叫法，和今天我们称呼副首长时常常略去那个“副”字的作用一样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二月，岳飞奉命进京述职。在此之前，曾经发生了一件对赵构影响不小的事情：稍早一点，正月里，皇帝两年前派到金国去的一位使者返回，带来了发自金国最高决策层的信件通知，赵构被掠到金国的父亲宋徽宗，已经在两年前即1135年去世；宁德皇后则是在九年前即1128年，就已经去世。得此凶问，赵构“号恸擗踊”，捶胸顿足号啕痛哭，连续几天不吃不喝。表现得相当悲痛。平心而论。金国的做法的确挺野蛮，即便是敌对双方，也不必在亲生父子的骨肉之情上如此不通人性。这常常可能激起人们的同仇敌忾。事实上，先皇帝惨死异乡，怎么说也是这个国家的奇耻大辱。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给赵构的刺激很深。于是，他召岳飞进京，除多次讨论北伐中原恢复故土的各种可能外，还为岳飞加官晋爵，在职权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就在这一次，赵构对岳飞褒奖有加，授予了岳飞太尉的头衔。太尉是个很古老的官衔，大约自秦汉时期开始设置，为全国的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地位尊崇，权力很大。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时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从此以后历朝历代大多都曾设置。但渐渐虚化，变成荣誉性的加官，没有实际权力。从宋徽宗的时代起，太尉并不是实职官衔，却是军人官职级别中的最高一级，“同二府之列”，“崇以辅臣之礼”。就是说，官拜太尉，就已经可以享受与宰相同样崇高的待遇了。同时，赵构将岳飞的实职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成为仅次于宰相，与执政同级，与韩世忠、张俊平行的大将。这一年，岳飞还不满三十五岁。
随后，赵构前往建康府，命岳飞扈从。三月初到达丹阳县，韩世忠率亲兵朝见。四日，赵构在镇江府单独召见岳飞。九日到达建康府后，赵构又一次单独召见岳飞，而且是在皇帝的“寝阁”就是卧室里召见的。皇帝对岳飞说：“光复国土，中兴大宋这项事业，我就托付给你了。从今以后，除了韩世忠、张俊之外，其余的军队都交给你节制（8）”。古代汉语中，“节制”一词带有约束、指挥、管辖的意义，相当于今天归岳飞领导的意思。这相当不寻常，其意味深长之处在于：这个作法与宋朝的帝国传统相去甚远。与皇帝素无渊源的岳飞，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大宋开国一百七十多年，对军人深切忌讳与防范，还没有哪一个将领得到过这样的信任与权力。这道命令一下，岳飞就将是全国大部分军队的实际统帅。以岳飞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统领这样一支称得上强大的军队，大举北伐，其成功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很可能将深刻地改写中国历史；赵构也将以雄才大略的一代伟大君主的形象，出现在史册之中。可惜，假设对历史毫无意义。事情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得一塌糊涂。
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成军阀藩镇，成了一群不受节制的骄兵悍将，叛乱、割据、混战层出不穷，导致大唐帝国的衰微与灭亡。其后的五代十国，是典型的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弱肉强食是为时代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兵连祸结，上演了不少“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悲喜剧，成为一个个短命帝国。宋太祖赵匡胤以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从而形成有宋一朝根深蒂固的帝国传统。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待遇，是赵匡胤一项意义深远的设计。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皇帝的统兵体制。
枢密院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就是说，枢密院是全国主管军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中书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首长、副手、助理等等。有时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枢密院的职责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视、迁补、屯戍、赏罚等等。尚书省设有一个兵部，在理论上讲，兵部的权力很大，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样子，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等。但实际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大权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全国军队。
而全国军队中各部队的统兵首长，并不是由固定的将领担任，而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率臣”。率臣无定制，品级高低不同，管辖地区大小不同，所辖兵力的多少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