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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便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很凶。因此，朝野上下颇有烦言。听到风声之后，正中这位仁兄下怀。他倒是不贪恋权位，马上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赵构赏赐给他了一些珍宝古玩，刘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四更时分。就是赏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在中国，这种人政治上的安全系数一般都会很高，而且生活幸福。赵构的此次安排，主要就是让岳飞接管他的部队。
皇帝为了岳飞能够顺利接收刘光世的部队，专门为岳飞写了一道下达给刘光世及其主要将领的手诏。手诏中要求这些人，听从岳飞的号令，就像皇帝亲自在场下令一样；如果有人胆敢违反，“邦有常宪”，就是依法严惩不贷的意思（13）。
谁知，皇帝的这个安排，遭到了时任宰相张浚和刚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而且，反对的理由极其强有力，那就是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大宋防范与裁抑武将的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不少文臣陆续谈到了应该防止武将坐大的问题。但是，战争的需要，使南宋君臣很明白，他们不可能一边限制和得罪这些将军，告诉这些正在出生入死的人们：你们是靠不住的，是一些潜在的坏蛋；一边要求他们奋力保卫自己的家国。因此，尽管皇帝和他重要的文臣们为此相当焦虑，但是，他们不能也不敢在这么敏感的问题上轻举妄动。
如今，活着还是死去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那么，君臣议论过不止一次的恢复以文制武政策，就理所当然地提上议事日程了。张浚与秦桧认为，委托岳飞统领大军北伐，可能是在生身父亲宋徽宗去世噩耗的刺激下，皇帝短暂地发生心智失常所致。因此，作为臣子有责任提醒皇帝，这是违背帝国传统与祖宗家法的。于是，宰相张浚忠告皇帝：让一员武将掌握过大的兵权，一旦此人功盖天下，威震人主，便悔之莫及了。所谓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之谓也。
赵构听了张浚和秦桧关于“以合兵为疑”的陈述后，深以为然，当即给岳飞另外写了一份手诏，告诉他：合军一事，“颇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然后，让张浚想办法处理善后（14）。
翻阅当时与后代的史书，对这位张浚的评价都不算低。在像我们这种普通中国人一般会肃然面对的“二十四史”《宋史》中，甚至将这位南宋初年的宰相，与诸葛亮作过一番比较，认为他对王事的忠诚，很像这位极受中国人敬爱的诸葛孔明。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史书记载，张浚出身儒臣，为人豪爽有大志。他是唐朝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嫡系后代。四岁失怙，但“行直视端”，从来不说假话，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南宋朝廷被迫迁到东南之后，上下一度混乱不堪，曾经发生过韩世忠的部下把一位谏臣逼到水里淹死的恶性事件。张浚坚决要求将手握军队、立有拥立大功的韩世忠撤职查办，结果真的把韩世忠观察使的职务给罢免了。史书说：从此“上下始知有国法在”。建炎三年护卫亲军兵变时，正是这位张浚居中调度，使韩世忠、张俊协调起来，方才平息叛乱，由此大功，得到了赵构的信任与重用。赵构回忆说：兵变发生后，自己被隔绝在宫中。有一天正在吃粥羹，忽然听说张浚就要被贬到湖南郴州去了；大吃一惊之下，把一碗粥都打翻在手上了。当时想，完了，张浚要是被贬走，还有谁能平息得了这场叛乱呢？据说，叛乱平息后，赵构曾经极为亲热地将张浚引入内殿，对他说：皇太后知道你忠义非常，想要见见你。随后，解下自己佩带的玉带赐给张浚，并且当时就要拜张浚为宰相，张浚以自己是后生晚辈，资历不够而推辞了（15）。
张浚做的事情里，可圈可点的确实不少。平息护卫亲军兵变时，他把韩世忠、张俊手下的军官们召集起来，厉声对他们说：叛贼悬重赏，要我这颗脑袋。你们要是觉得我该杀，就取了这颗头去领赏；不然，就跟着我去杀贼，任何人胆敢退缩，我都将严惩不贷。结果，众人感愤，都愿服从他的领导，拼死杀贼。有一天深夜，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戒备森严的张浚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重金悬赏要您脑袋的文书。张浚说：既然如此，你干吗不拿了走呢？这个人回答说：我虽然是个粗人，却也知道好坏，怎么会为贼所用？我来只是想提醒您，我走后，恐怕还会有人来，而您的安全警卫是有漏洞的。说完，此人飞身上房，飘然而去。张浚也很绝，他马上杀掉一个人，对外放风，将被杀者说成是捉到的刺客，用来吓阻后来者（16）。
建炎年间，一个叫薛庆的江洋巨盗，在江淮地区啸聚数万之众。当时，张浚担任枢密使，害怕这股势力蔓延开来不可收拾，于是，自己一个人径直来到薛庆的巢穴，居然凭三寸不烂之舌和凛然正气，使这位薛庆“感服下拜”，愿意为朝廷效力，对抗金兵。此时，朝中盛传张浚已经被盗贼扣押了。不久，张浚安然返回，令赵构惊叹不已（17）。
据说，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张浚在当时享有极其崇高的威望。绍兴初年，由于在川陕地区主持工作时的一些做法引起非议，张浚曾经被罢免枢密使职务，贬到福州居住。到绍兴四年时，金国元帅兀术率领十万大军打到扬州，下战书，约宋军决战。此时，赵构紧急将张浚召回，官复枢密使。结果，韩世忠接到兀术的战书后，派人去见兀术应战，并且告诉这位金兵统帅，张浚已经来到镇江。兀术不信，说：张枢密不是被贬到岭南去了吗？怎么可能到了镇江！韩世忠派去的人拿出张浚所下的文书给兀术看。据说，兀术的反应是“色变，夕遁。”就是说，这位金兵统帅当时脸色就变了，连夜撤兵走掉（18）。
到绍兴六年，张浚已经担任右宰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各路军马。这一年，金国扶持下的傀儡伪齐军南侵。当时，金兵不肯配合这次军事行动，于是，伪齐军号称七十万之众，化装成金兵大举南下。南宋朝廷吓坏了，纷纷准备退保长江。张浚坚决主张顶住了打。他说服赵构后，星夜急驰到采石，严令正在后撤的刘光世部：“若有一人渡江，则杀无赦。”意思可能是说，若有一个人撤退过了长江，就要砍下部队最高长官的脑袋。所以，才有了一个记载：据说，刘光世相当惶恐，对部下说：“弟兄们往前打，救救我的脑袋。”结果，在张浚的指挥下，伪齐军被打得全线溃败，宋军大获全胜。
至此，张浚“总揽中外之政，几事丛委，以一身任之”。皇帝赵构，事无巨细，必定征求张浚的意见；凡是发给诸将的诏书，大都由张浚起草。他的人生事业达到顶峰（19）。
在这种情势下，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的晚春时节，张浚以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的名义，劝阻赵构不要让一个武将兵权过大，无疑具有巨大的说服力量。
就张浚本人的动机而言，下列三种考虑应该是可能的：其一，他十分清楚本朝对武将尾大不掉的传统恐惧；作为宰相，他有责任帮助皇帝避免此种局面的出现；其二，此时的张浚，自信或者自负，在内心深处，他很有可能觉得只有自己——张浚，才是统帅各路大军北伐，实现中兴大业的唯一人选。事实上，在此次伪齐军发动进攻之前，张浚已经在皇帝的支持下，对北伐作出了相当全面的军事规划和布置；甚至各路大军已经按照布置，进入了指定的位置。因此，这个统帅人选不应该是任何别人，包括岳飞；其三，南宋帝国政权设置中，有一个都督府。在理论上讲，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都督府则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协调机构。张浚兼任都督。我们知道，此时的各路大军都是在战争中自己冲杀出来的，因此，这个都督府的实权相当有限。显然，张浚非常希望都督府有一支直属部队。按照赵构的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部队，节制川陕部队，就在相当程度上“宣抚诸路”，取代了都督的职权。这肯定是张浚所不愿意的。这些，可能是张浚准备用都督府参军吕祉取代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真实动机。
于是，张浚将岳飞召到都督府，在这两位坚定的、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主战派战友之间，发生了一次给历史留下深刻遗憾的谈话。
这时，如果张浚能以一种豪爽磊落的方式，坦诚地把事情摊开来谈的话，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可惜，张浚这一次既不豪爽，也不磊落，他采取了一种最不高明、却是直到今天心中有鬼有愧的人仍然惯常采用的做法——揣着明白装糊涂，拿别人当傻瓜。结果，既侮辱了对方，也侮辱了自己，使事情出现了最糟的一种情形：他装作根本没有发生过让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征求岳飞的意见：“淮西这支部队很服气王德，现在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管，郦琼担任副总管，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名义统领。太尉你以为如何？”
这其实等于是通知岳飞，事情变化了，以前的安排不算数。岳飞不可能愉快地接受这种变化和这种方式，但还是相当克制而客观地回答说：“王德和郦琼素来不相上下，而且互不服气。这种安排必然导致二虎相争。吕祉虽然是位通才，可是毕竟是位书生，不习军旅，恐怕难以服众。”
张浚又问：“张俊怎么样？”
岳飞回答：“张宣抚是我的老领导，我本来不敢说三道四，但是为国家利益考虑，恐怕张宣抚性子太暴躁，缺少谋略，尤其是郦琼会不服。”
张浚阴沉着脸，沉默片刻，又问：“杨沂中应该高出这二人了？”
岳飞摇头道：“沂中虽勇，和王德差不多，怎么驾驭得了这支部队？一旦处置不当，变乱可能在弹指间就会发生。”
张浚终于忍不住了，说出了一句相当伤人的蠢话：“我就知道非太尉你来不可。”
岳飞也忍不住了，愤慨地说道：“都督您正儿八经地问我，我不敢不据实回答。难道我是为了图谋这支部队吗？”（20）
双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全然没有了回旋余地。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只是一句不相干的废话：但凡采用此种方式行事的人，十有八、九或者大抵是由于心中不干净所致。
岳飞离开都督府，立即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然后未等批复，就把军中事务委托给助手张宪代管，自己径直回到庐山，给母亲扫墓守孝去了。
结果，不该生气的人——宰相张浚和皇帝赵构丝毫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他们比该生气的人生的气还大：《宋史》记载，此后，张浚多次上奏皇帝，坚决弹劾岳飞说：“岳飞处心积虑一门心思地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此次辞职，真实的意图是要挟皇帝。”这种显然不负责任的弹劾，具有极其可怕的杀伤力，岳飞立即陷入险恶的涡旋之中（21）。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由此向前推十年，张浚曾经以同样决绝的态度，坚定地弹劾过李刚。
事情发生在公元1127年，也就是北宋靖康二年与南宋建炎元年。在此一年多以前，即宣和七年年底到靖康元年年初，金兵第一次围攻京城时，李刚临危授命，组织了京都保卫战，使汴梁终于坚持到各路勤王兵马赶到，没有被金兵攻破。
在与金兵议和时，李刚慷慨请行，宋钦宗怕他过于强硬刚烈，改派了一位名叫李棁的大臣前往。史载，这位仁兄见到金兵统帅后，吓得说不出话来，从营门开始，就只知道磕头，跪在地上用膝盖“膝行”进谈判的帐房。金兵提出的退兵条件是：索要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割让真定、太原、河间给金国，并以亲王和宰相为人质。这位大宋的谈判代表全部诺诺。宋钦宗在二十万勤王兵马云集京都城外，金兵一方只有六万兵马的情况下，同意了金兵的条件。于是，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主动请命，前往金营充当人质。当天夜里，发生勤王兵马为争功而偷袭金营事件。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宋朝君臣把责任推到了强硬主战派领袖李刚身上，将其撤职罢官。
此后，发生过两次数万京都太学生与市民伏阙请命，就是到皇宫门前集体请愿，要求罢黜求和派，让李刚主持工作的群众运动。据说，李刚与发动请愿的群众领袖们素不相识，但是皇帝与主和派大臣们则大都倾向于认为是李刚暗中操纵了这些请愿运动，意在要挟，居心叵测。
后来，赵构登极之后的第六天，召请李刚担任右宰相。七十七天之后，在李刚强硬的主战主张与求和派发生激烈冲突时，同样是主战派的张浚，突然剑走偏锋，上书皇帝，措辞激烈地弹劾李刚排斥异己，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