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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赋。（33）
誓约中，严重地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
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中，这是唯一一份出自皇帝之手的、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其意图，在于约束自己的子孙不要作恶。据说，这块刻着誓约的石碑，置于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封闭甚严。新天子继位时，朝拜完太庙，必须礼启后，跪着默诵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因此，除了历任皇帝，没有人知道誓约的内容。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国人为了搜罗战败赔款，将帝国皇宫宫门全部打开，人们才一睹其神秘容颜。据说，该石碑高约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乃大宋帝国的祖宗家法，世世传承。
想想汉高祖刘邦“不要封异姓王”之类的誓约，想想我们听到的许多皇家“祖宗家法”，想想帝国权势场上一阔脸就变、但凡得势就翻脸无情、对政敌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的狠毒，实在令人感慨系之。
坦率说，笔者沉溺于故纸堆的时日不算短了，每日和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昏君奸臣、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类相伴。很难有什么激荡起伏。奇怪的是，当读到赵匡胤的这份誓约时，竟然情不能自禁地潸然泪下。想想实在惆怅，即便是有这样一份誓约的约束，这个朝代还是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而且，就在出现了这样誓约之后的千百年漫长世代里，中国人绝大多数时日的生活甚至还远远不如出现这份誓约的当时。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惨痛所在。此时后话，打住吧。以后再说。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赵匡胤的文治武功，其概要大抵如斯。
在他攻城略地之后，制定了这些政策制度、祖宗家法，大宋帝国的“郁郁乎文哉！”就是在此基地上，成长起来的。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开始应用指南针于航海，大规模应用火药；在那个时代，世界最繁华最发达的十大城市里，大约至少有五个以上在中国；在那个时代，帝国汝、定、钧、哥瓷器，从当时到现在，都是全世界的珍宝；在那个时代，只有通过中国的贸易船队，世界才知道原来海船可以这样造，原来航海可以不迷航；那时，世界许多国家还在刀耕火种；许多欧洲的君主从生下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穿上来自中国的丝绸，是他们崇高的荣耀；在那个时代，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私立大学；那时，我们最大一所私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就已经几乎达到了一万人。让我们记住它的名字——白鹿洞书院。看看我们的教育现状，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感到惭愧：在那个时代，曾经产生了比任何时代都多的一连串响亮名字，口口相传一千年，直到我们今天。他们肯定还会在我们的子孙那儿继续传下去。他们是：寇准、包公、杨家将、狄青、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柳永、苏东坡、司马光、秦观、黄庭坚、宗泽、李刚、岳飞、韩世忠、梁红玉、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还有及时雨宋公明、打虎武松、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还有李师师，甚至还有秦桧——我们是他们的子孙，我们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鲜血。
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中国经济、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是中国在全世界最文明、最富裕、最发达的时代。
这就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也最应该令中国人痛心的——大宋帝国。
这一切，可能都与它的开国皇帝、好汉赵匡胤的那个“卧榻”情结有关。
注释：（1）《宋史》卷1《太祖纪一》（2）同上（3）《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1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4）《宋史》卷1《太祖纪一》（5）《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3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6）《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8）《宋史》卷256《赵普传》（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11）《宋史纪事本末》卷4（12）《宋史》卷481《南汉刘氏世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13）《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世家》（14）《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15）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辽全图”
（16）转引自张家驹《赵匡胤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版（17）《新唐书》卷50《兵志》（18）《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元年（20）同上（21）上述引文见《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载正月等前后各卷（22）＇奇·书·网…整。理'提。供＇《宋史》卷161《职官志》（23）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四章第十一世纪（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5）《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宋史》卷162《职官志》（26）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四章第十一世纪（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9）《新五代史》卷52《张彦泽传》（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1）汪藻《浮溪集》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32）文莹《玉壶清话》卷8，转引自《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153页（33）见王夫之《宋论》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距离司马光废除这些变法，也过去了四十一年；距离另一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这场变法，三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们能够多活一些年头，看到公元1127年的惨剧，那么，王安石可能会责问司马光和苏东坡：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变法图强？
而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诗人苏东坡，很有可能会一起痛斥享有伟大文学家与政治家盛誉的王安石：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祸！
据说，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于最高的一类；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对其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王安石的名字，曾经一度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大陆各类传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时，正值中国大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颓，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类似的声音不绝如缕。
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像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赋予新鲜的含义。“伟大”二字，时常被冠之于这三个字前面。王安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到达高峰。
二十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的今天，则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世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人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似乎不需要怀疑，他在诗、文、词上均“绝妙一时”，梁启超认为，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仅仅是有宋一代，“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1）
一句“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简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负的写照。酣畅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胜过万语千言；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又已经勾引出后代直到今天不计其数的考据与赏析文字来。
“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2）。用一位当代学者的话说，王安石“坚持艺术的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诗文，为大宋帝国的文化事业，“抹上了一层灿烂的异彩”（3）。这一点，是那些在政治上彻底厌恶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除了推测，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一些干巴巴的附着物可以想见且可疑（4）。从宋代风俗史所描绘的饮食习惯上，我们知道，开封的蟹黄馒首与鹌鹑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们喜爱的名小吃；当时人们比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猪肉、鸡、鹅、鱼、虾、蟹、螺、蔬菜和奶制品等，调味料常用的已经包括葱、蒜——可能是我们今天吃的土蒜、姜、酱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饮用量极大（5）。有一种说法认为，宋代所谓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们所说的花椒，故而当时所指称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们今天吃的辣椒，原产于南美洲。这种说法认为，南美洲的物种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传入我国，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没有资料表明王安石属于此天生丽质一类。于是，这种饮食习惯和上述卫生习惯相结合，产生的后果可以想见。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导致了另有记载说：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
我们所能找到对此提出质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位快三十岁才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从见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对名声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后来，发展为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绝。为此，老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他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博取不流俗的名声，其中，一定隐藏着绝大的奸恶狡诈。属于那种为害国家的大奸大恶之类（6）。
显然，如果仅从这一点上判断，苏洵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古今中外此类人士并不是绝无仅有，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无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时间，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国正统的人士里面，的确有一种人，他们非常像北京人所说的那种“事儿妈”。其特点是，特别喜欢把一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爱好情趣一类，和国家、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使——对不起——屁大的一点事情变得无穷大。
王安石的反应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来，他手中的权力极大时，也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与苏洵老先生特别过不去的举动。
另外一位提出怀疑的人，则是王安石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