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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这样他说，不论法律的其他责任为何，它的首要责任就是认识法律自身的缺点。立法者或审判官的首要责任就是作出明确的、无歧义的陈述，而解释这种陈述的方法，不仅对于专家，而且对于当时的普通人讲来，都只能是唯一的，而不能多种多样。对于过去判件的解释技术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一位律师不仅应该知道法庭讲过什么，而且应该以最大的可能性猜出法庭正要讲什么。因此，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
在法律的许许多多部门中，法律想说的话和法律所考虑的实际情况之间缺乏令人满意的语义方面的一致性。每当这种理论方面的一致性不存在时，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无人管辖的地区中，其情况好比我们有两种流通货币而没有共同的交换基础一样。在不同的法庭之间，或者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之间，缺之一致性的地区总是给不诚实的经纪人钻了空子，无论从财政方面或是从道德方面来说，他仅仅按照对他最为有利的货币制度来接受别人的支付，他也仅仅按照使他牺牲最少的制度来付款。在现代社会里，跟不诚实的经纪人一样，罪犯的最好条件就是钻法律的空子。我曾经在前面一章指出：噪声可以看作人类通讯中的一个混乱因素，它是一种破坏力量，但不是有意作恶。这对科学的通讯来说，是对的；对于二人之间的一般谈话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的。但是，当它用在法庭上时，就完全不对了。
我们法律体系的整个性质就是斗争。它是一种谈话，其中至少有三方面参加，譬如说，在民事案件中，有原告、被告，还有审判官和陪审员所代表的法律体系。这是十足的冯·诺意曼意义下的博奕，其中，当事人力图用法律条文所规定的种种方法使审判官和陪审员成为自己方面的合作者。在这种博奕中，对方的律师，不同于自然界自身，能够设法把混乱引进他所反对的那一方的消息中去，而且他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他设法把对方的陈述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并且有意识地把对方和审判官与陪审员之间的消息堵塞起来。在这种堵塞的过程中，欺骗手段有时不免非常需要。在这里，我们无需用加登纳（Erie Stanley Gardner）的侦探故事的票面价值来描述法律程序，就能了解诉讼中的若干场合不仅允许使用欺骗手段，而且鼓励使用欺骗手段，或者说，不仅允许有意识地把发送消息的发讯人的意图隐瞒起来，而且鼓励他去这样做的。
第七章 通讯、保密和社会政策
在世界事务中，两种对立的甚至矛盾的趋势成为近些年的特点。一方面，我们有空前完善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通讯网。另一方面，在参议员麦卡锡（McCarthy）及其模仿者的影响之下，军事情报盲目而过度的分工以及他们最近对国务院的种种抨击，使得我们的思想日益趋于谨防泄密的状态，这种情况只能用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来比拟。
威尼斯的大使们拥有极其准确的新闻搜集机构（它们成为欧洲史研究的主要来源之一），加上他们对于秘密有民族性的爱好，使得这些机构竟然扩展到这个地步：国家下令暗杀侨居国外的工匠，以此来维持某些精选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垄断地位。“警察和强盗”这一现代游戏——似乎标志着俄国和美国这两个本世纪世界霸权的主要竞争者——令人想起了古意大利的“斗篷和短剑”这出闹剧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舞台上演出。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是现代科学经受临盆痛苦的地区。然而，今天的科学是一项远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科学巨大得多的事业。我们现在按照某种比马基雅弗利时代更为成熟、更为客观的思想来考查现代世界中信息和保密方面的一切因素应该是可能的。鉴于前面讲过的事实，情况尤宜如此：目前关于通讯问题的研究，就其独立和权威的程度而言，已经达到使它有权成为一门科学了。这门现代科学对于通讯和保密的状况及其职能不得不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写这本书主要是给美国人看的。在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信息的种种问题都是按照标准的美国眼光来评价的：一物之有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项商品之进入公开市场的情况。这是官方的正统学说，它愈来愈会受到美国居民的怀疑。我们指出这个学说不能代表人类价值的共同基础，也许是值得的：它既不与教会的学说即寻求人类灵魂得救之路的学说相当；也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即以实现人类福利的若干特定理想以评价一个社会的学说相当。在典型的美国世界中，信息的命运变成了某种可以买卖的东西。
我不是存心找岔子，去指摘生意人的态度是否道德和明智。我的任务是指出：这种态度导致了对信息及其有关概念的误解和错待。我将在儿个领域中讨论这个问题，先从专利法谈起。
专利证明书就是授予发明家对其发明物以有限的垄断权。对他说来，专利证明书就是特许状，而一个特许状就是一家特许公司。在我们的专利法和专利政策的背后，就是大家所默认的关于私有财产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权利的哲学。这种哲学非常近似地代表了目前正将结束的时期中的实际情况，在那个时期中，发明物一般是由熟练技工在工厂里做出来的。对于今天的发明事业讲来，这种哲学甚至提供不出一个勉强可用的图景了。
专利局的标准哲学就是预先假定有位技术工人。他具有一般所谓的机械发明才能，通过一系列的试验和失败，然后由一定的技术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体现为一种专门仪器。专利法把制出这种新工具所必需的发明才能同另一种发明才能，即发现世界上的种种科学事实所必需的发明才能区别开来。后一种发明才能是列在自然规律的发现这个项目下面的；在美国，如同在许多具有类似的工业实践的国家里一样，法律否认科学家对他可以发现到的自然律有任何私有权。由此可知，在某个时候，这种区分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因为工厂发明家有一种传统和背景，而科学家则有一种与之迥然不同的传统和背景的。
人们显然不会把狄更斯的《小多立特》（Liitle Dorrit）一书中的但尼尔·道意斯（Daniel Doyce）错认作他在别处谈到的麦佛协会（Mudfog Association）的会员们的。狄更斯赞美前者是一位富有常识的技术工人，有手工工人的租壮的大拇指头，有永远面对事实的诚实态度；至于麦佛协会，那只不过是不列颠科学促进会早期的一个有损声誉的诨号而已。狄更斯诽谤后者是由一批一无用处的梦想家组成的团体，他所用的讽刺语言，斯成夫特不会认为不适于用来描写拿普大的骗子手们的。
目前，象贝尔电话实验室这样一个现代科学研究的实验机构，即使它还保持着道意斯的实用性，实际上都是由麦佛协会的子孙们所组成。如果我们把法拉第（Faraday）看作不列颠科学促进会早期的一个卓越而典型的会员的话，那么，到了今天的贝尔电话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这根链条就是完整的了，它经由麦克斯韦和亥维塞（Heaviside）到坎贝尔（Campbell）和申农（Shannon）。
在现代发明的初期，工人远没有掌握科学。锁匠就能评定机械能力的等级。按照瓦特的看法，一个活塞是否适用于蒸气机气缸，就看一个薄薄的六辨士铜币能否刚好塞进二者之间。钢是技术工人炼制出来的，用来铸造刀剑和其他武器。铁是炼铁工人的产物，形状七古八怪，还混着矿渣子。在我们能有一位象法拉第那样善于实践的科学家来代替但尼尔·道意斯之前，他的确得走一段很长的道路。大不列颠的政策，甚至当这种政策是由目光如豆的、象狄更斯小说中的“拖沓部”那样的机构体现出来时，它会直截了当地把道意斯当作真正的发明家，而否决了麦佛协会的绅士们，这是不足为奇的。世代相传的官僚主义者柏纳可的家族（Barnaclefamily）会把道意斯折磨得象个鬼，直到他们不再叫他一个机关又一个机关地奔走为止，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是害怕他的，怕他变成新工业体系的代表人而把他们排挤掉的；至于麦佛协会的绅士们，他们既不害怕，也不尊敬，更不了解。
在美国，爱迪生（Edison）代表了道意斯和麦佛协会会员之间的正式过渡。他本人非常象个道意斯，他甚至非常想做一个名符其实的道意斯。但虽然如此，他从麦佛阵营中挑选出许多人作为自己的职员。他的最大发明就是发明了工业研究实验室，把发明事业变成了生意经。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司公司的各个企业以及贝尔电话实验室都是步着他的后尘的，雇用了好几百个科学家，而爱迪生只不过雇用了几十人而已。发明已经不再意味着工厂工人偶而有之的洞察力了，它变成了一批胜任其事的科学家进行细致而广泛的研究的成果。
现在，由于到处都有从事应急发明的智力活动的组织，发明正日益失去它的作为商品的等同物。一物之成为好商品的条件是什么呢？扼要他说，这条件就是：它的价值要能从一手转到另一手时本质地不变，同时，该商品的各个部分应当如所值的金钱那样地在数学上是可加的。自身守恒的能力乃是好商品所具有的一种对人非常方便的特性。例如，一定量电能，除了微少的损耗外，在导线的两端数量相同，因此，给若干千瓦一时的电能以相应的价格就不是太难的事情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物质守恒定律。我们通常的价值标准是黄金的量，而黄金就是一种特别稳定的物质。
信息，在另一方面，不是那么容易守恒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通讯所传递的信息量是和一个叫作熵的非可加量有关，它和熵的差别是一个代数符号和一个可能的数值因子。正因为熵在闭合系统中有自发增加的趋势，所以信息也就有自发降低的趋势；正因为熵是无秩序的量度，所以信息是秩序的量度。信息和熵都不是守恒的，都同样地不适于作为商品的。
让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考察信息或秩序，以一副金首饰为例。金首饰的价值包含两个部分：金子的价值和“款式”（facon）的即艺术加工的价值。当我们拿一副旧首饰抵押给典当商或卖给珠宝商的时候，这副首饰的固定不变的价值仅限在金子方面。至于款式方面的价值之受到考虑与否，那得取决于许多因素，诸如售者的坚持，首饰制造之时该款式的流行与否，纯艺术方面的技巧，从博物馆角度看待这副首饰的历史价值以及购者的坚持等等。
由于不了解金子的和款式的这两种类型的价值之间的区别，许多财富丧失掉了。集邮市场、旧书市场、古董市场以及丹康·菲弗家具市场全都是人为的市场，因为除了拥有这类东西会给物主以真正的快乐外，绝大部分的款式价值不仅是在于事物自身的稀有性，而且是和暂时存在的竟相购买该物的活跃的购买力有关。经济危机限制了可能的购买力，它可以把该物的价格降低四、五倍，于是一大笔财富就会仅仅因为缺乏竞购者而化为乌有。如果另一种新的流行款式在有远见的搜藏家的关注之下而排挤了旧的款式时，那么最滞销的货物就会又一次地退出市场。搜藏家们的鉴赏力是找不到一个恒定不变的公分母的，除非大家都达到了审美价值的最高标准。因此，对名画所付的价格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买主想得到富有和内行的名气这种愿望的。
把艺术品当作商品，就产生了一大批对于信息论讲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首先，除了那种生性偏狭的搜藏家要把自己全部收藏品永远封锁起来外，艺术品的实物占有既非人们对它欣赏而得到快乐的充分条件，亦非人们对它欣赏而得到快乐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有几类艺术品本来是供大家欣赏的，而不是供私人欣赏的；谁占有它的问题差不多无关宏要。一幅伟大的壁画未必可以作为流通的证券，墙上绘有这幅壁间的建筑物也未必可以有此用途。无论表面上谁是这些艺术品的所有者，他至少耍把它们分给经常往来于这些建筑物之中的一定量的人们，通常是世界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分享。他没法把这些艺术品放到保险柜里，只在吃饭的时候拿出来跟几个行家心满意足地观赏它们，他也没法把它们当作私人所有物而全数封存起来。仅有极少数的壁囫是偶然地在秘密地方画出的，夕奎罗斯画了一幅用来装饰墨西哥监狱的一面大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