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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哈耶克回顾了很多他早期的反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现在他采取的是和波普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见巴里，1979年，第2章。
①实际上整个争论是由克里斯曼（1969年，第7期）和奥内尔（1973年）重新挑起的；又见尼格尔（1961年，第535—44页）；卢克（1973年）；瑞安（1970年，第8章）；莱斯诺夫（1974年，第4章）。
①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345—67页）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的审慎企图，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真的是低劣的吗？他的回答是是，但又并不象大多数人看起来所想的那样差。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三章 证实主义者，大部分十九世纪的故事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史前史
一种有点费解但又很有意义的差别，把19世纪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和20世纪的、或干脆说和最近40年左右里的现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区别开来。大不列颠的19世纪方法论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理论的前提上，并且不断地告诫他们的读者说，对经济预言的检验最多不过是一种冒险的事情。据说前提是通过一个人的内省，或者通过对自己的周围的因果观察中得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前提就成为在前的真理，而人们也知道这种在前的真理是比经验优越的；纯推理的过程从前提导出结论，但是只有在不存在干扰的原因的情况下，结论才能成为在后的真实性。因此，检验经济学含义的目的是要判决经济论证的可用性，并不是真的要判断它的确实性。这些19世纪的作者们是富有独创性的，他们的独创因忽略了经济预言而出现争议，在寻找其中的原因时，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束缚，他们只知道没有任何经验的或其他的依据能够证明一个人可以反对某种特定的经济理论。简而言之，大不列颠19世纪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是证实主义者而不是证伪主义者，他们所鼓吹的是防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设计来保护年轻科学的安全的，使之能抵挡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攻击。
如果我们把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视为经济学做为一种独立的原理“诞生”的标志，那么到1827年拿骚·威廉·思诺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导论》，政治经济科学的萌芽刚好过了50年。这是第一本自觉地讨论经济方法论中的问题的著作，作者10年后在他的《政治经济科学概况》（1836年）中精细地扩大了这种讨论。在1836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发表了他大名鼎鼎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这篇论文树立了他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评论者的声望。他通过一部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大作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声望，这部大作是《逻辑体系》，紧接其后的是一本严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另一本重要的划时期的著作是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1875年），而整个古典方法论年代都被约翰· 纳维利·凯恩斯以不会出错的权威性的术语概括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1890年）里，这本书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同一年发表的，这两本书呈现了共同的调和的方法论前景。
这并不是说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缺少方法论原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们明白地说出来，也许是他们认为方法论原理的重要性是太明显了，以至用不着为之进行辩护。亚当·斯密是一个特别使人震惊的例子，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不同部分的论证采用了极不相同的模式。在《国富论》的第一、第二册，斯密无拘无束地运用了比较静态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和李嘉图的著作连在一起。而在《国富论》的第三、四、五册以及在《道德情感论》中的大部分，斯密举例运用了所谓的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极不相同的方法。
要把这些苏格兰历史方法的特征描述出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其他这个学派的成员都没有用很多文字把这些方法记述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方法显得是一方面包括了对历史阶段理论的坚定的信念，认为经济生产的一定的“模式”或类型和人的本质的某种永久的原理是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深深地承认简单和优雅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充分解释的至高无上的标准（见斯金纳，1965年；麦克菲，1967年，第2章和斯密1970年，第15—43页）。亚当·斯密的确给科学哲学写了一篇令人吃惊的、学识渊博的论文，即《带领和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用天文学史来描述》这篇论文大概是在1750年左右写的，但只是在作者死了以后在1799年才发表。①斯密的论文是在牛顿的《基本原理》问世后仅仅60周年的时候写的，他把牛顿的方法描述为一种这样的方法之一，即“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某种基本的或被证明了的原理，我们就以之解释一些现象，用同一条链把它们串连在一起。”由于《道德情感论》把对他人的同情做为中心的作用，而《国富论》把利己行为做为中心的作用，这两本书都可以看做是斯密首先是审慎地企图把牛顿的方法用于伦理学，然后才用于经济学（见斯金纳，1974年，第180—1页）。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关于天文学的论文里，斯密并不认为科学起源于人们对了解物质的本质的一种清闲的好奇或冲动，而是认为科学起源于人们要把“奇妙、惊讶和赞美”推向极限的欲望。甚至他判断科学思想的标准更多的是审美学而不是严格的认知论。他也更多地强调用象引力这种单个的熟悉的原理能解释不同的现象的优越性，而不是强调做出精确的预言的能力，这种偏好如果不比他判断科学思想标准的偏好更甚，至少也是同等的。
无论是在斯密对哥白尼革命的解释还是对牛顿革命的解释中，都有很多因袭主义的东西，这也许是受到休谟初期同样的因袭主义激励的；这也就是说，斯密拒绝把牛顿力学做为一种“真理”来描述，这是和当时一般的观点截然相反的（见汤普森，1965年，第223—3页；林格伦，1969年，第901页；霍兰德，1977年，第134—7，151—2页，斯金纳，1974年）。然而，对于斯密把科学理论当做“想象中的机器”这种观点中的真实含义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他的论文完全没有引起那些紧跟他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注 意，而且看来对19世纪的科学哲学也的确没有什么影响。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甚至李嘉图的社会哲学也只有在大量的讽刺里才隐约可辩（见哈奇森，1978年，第7—10页，第2章）。虽然李嘉图的方法论观点只有在他著作中的字里行间才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信服我们今天所谓的“解释的假说—推理模式”，是这种模式的维护者，他有力地否认事实能自己解释自己。人们总是很难弄清楚李嘉图究竟是把他的理论体系的预言——生产食物的不断增加的成本、人口对食物供应的压力、收入中归于地主部分的不断增加的份额，以及投资机会的不断消失——当做是有条件的趋势描述还是无条件的历史预告，因为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的确，熊彼特已经把李嘉图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称为“李嘉图恶习”（见熊彼特，1954年，第472—3页）。一方面，“李嘉图告诉马尔萨斯说他的目标是阐明原理，因此他就“设想有力的事例……这些事例也许能表明这些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不断地告诉国会说，某些经济学结论“象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确定无疑。”①不管怎么样，李嘉图的继承者从他的著作中得到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启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研究方法，而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结果的确定性。
对于李嘉图的方法论，特别是对李嘉图专一地注意经济作用力的长期均衡推论的习惯，马尔萨斯有很深的疑惑，虽然他从未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怀疑，但是他确实是怀疑在斯密的著作中有一种归纳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完全和李嘉图的演绎方法相反的。然而，虽然马尔萨斯的论证风格和李嘉图的有别，在价值问题和“一般的供过于求”的可能性上两个人也有很大的分歧，可是他们分析这些问题时的方法论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二、穆勒的论文
李嘉图在1823年去世，而在19世纪的30年代就发生了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激烈争论，在这个争论中，李嘉图的主要弟子詹姆斯·穆勒和约翰·雷姆萨伊·麦克库勒克企图把李嘉图主义和经济学本身等同起来。这个知识的争论时期好象是要产生一场方法论分类，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处于这种危急的局面。这时，不管是思诺还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认为有必要建立统治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的原理。
对于纯粹和严格地实证的科学和不纯的、继承下来的经济学的规范艺术（这个问题我们将到第五章再讨论）之间的区分，我们是很熟悉的，但第一个宣称这种区分的是思诺；他还第一个明确地建立了这样的思想，即认为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基本是“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这些前提是观察的结果，或者是一些觉悟，几乎每一个人只要他听到这些前提都会承认这些前提对于他的思想来说是很熟悉的，”从思诺的这些结论于是就得出只有在不出现“特别的搅乱原因”（鲍利，1949年，第43页中引用）的情况下才站得 住脚的东西。更甚的是，思诺还把“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简化为四条，即（1）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小的牺牲使财富最大化；（2）人口的增长趋向于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要快；（3）使用机器的劳动能够生产正的净产品；（4）农业要受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见鲍利，1949年，第46—8页）。思诺在这里也象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一样显得是最有独创性的古典经济学家。然而，对于这些同样的问题的讨论，穆勒就立即变得比思诺更加小心和有眼力，更甚的是，穆勒比思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检验纯理论的结论上。
穆勒1836年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从思诺对科学和政治经济艺术的区分开始的，这种区分是在一系列现实的真理和一整套规范的规则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再次以思诺的方式把经济学科分类为“思想的科学”，这种分类主要是考虑到人的动机和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模式（见穆勒，1961年，第312页，317—18）。这种区分直接导致穆勒写下很有名的一段文章，在这段文章里，“经济人”这个邪恶的概念诞生了。尽管这段文章很长，但是很值得我们几乎全部引用以便反复阅读：
现在人们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通常理解……把每个其他人的热情或动机完全抽象了；没有被抽象的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出自与人们对财富的欲望永远是对抗的本性的热情或动机，即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情或动机是有其自己的精打细算的，因为它并不象其他的欲望那样仅仅是偶然地和对财富的追求相抵触，而是总象一种累赘或阻碍一样伴随着这种追求，因此它是不可分离地和追求财富的考虑揉合在一块的。政治经济学把人视为仅仅是要取得财富和消费财富；它要表明，生活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人，除非他们的行为动机处于我们上面说到的有两个永远相互对立的动机制约的程度，否则，只要他们的动机是他们的全部行为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有的行为过程是应该鼓励的……这种科学……进行……处于这样的假设之下，即人是一种由其本质需要所决定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想要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更少的财富，这一点就象我们在上面已经特别指出的人是由两种互相对立的动机构成的一样，没有任何例外。这并不是说有哪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经荒唐到认为人真的是这样构成的，而是因为以上所说的是科学有必要处理的一种模式。当一个结果是依赖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时，这些原因每次只能研究一个，必须分别地考察它们的作用规律，如果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原因来取得预告或者控制结果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这样做……也许，没有哪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的活动仅仅是由于对财富的欲望而没有受到任何冲动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考虑到人的这部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