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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波普评论说，牛顿相信他必须采用培根的归纳方法，这会使他的成就“更加辉煌：它们是在同错误的方法论信仰里古怪的东西作斗争中取得的”（见波普和埃塞利斯1977年，是190页；又波普，1972年b，第106页—7页）。甚至对于爱恩斯坦，波普在很长时间里也把他看做是教条的实证主义者和操作主义者（见1976年，第96—7页）。
①人们通常还能发现对波普的解释忽略了在他的方法论法则中阻止“免疫战略”的重大要素：例见艾尔（1976年，第157—9页）；哈雷（1972年，第48—52页）；威廉斯（1975年）；甚至可参见马吉（1973年）。
①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25页）评论说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现代统计学中某些最有趣的发展的哲学基础。”内曼－皮尔逊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拉卡多斯并没有指出在事实上内曼－皮尔逊的理论是独立地发展的，并且大部分是在波普的证伪主义之前发展的，而波普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理论。又见阿克曼（1976年，第84—5页）。布雷斯韦特（1960年，第199页）在评论了“归纳问题”同费歇尔论检验的意义的早年著作，以及同后来Ａ。沃尔德在统计决定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之后，在一个毫不隐晦的注脚中说：
“虽然好几个论逻辑的作者都参考了费歇尔的‘最大可能性’方法，但是我知道只有两本论逻辑的著作，C。W。丘奇曼的《经验推断理论》（纽约，1948年）和R。卡纳普的《概率的逻辑基础》是参考了沃尔德的著作——或确实地说是参考了内曼和皮尔逊的早至1933年的著作的。”
①很有趣的是，达尔文（见1968年，第228—9页）在一点上做了这种波普主义的详细说明：“如果能够证明任何一个物种的结构中的任何部分是为了专属于其他物种的好处而建立起来的，这就将消灭我的理论，因为这是不能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对此他引了响尾蛇的响尾为例子，但是他又立即回避了利他主义行为的问题，补充道，“我在这里没有篇幅进入或这或那的这类事例。”如何解释动物中的利他主义仍然是现代社会生物学家所长期关心的问题。
①正象波拉尼（1958年，第6页）所评论的，“从术语的普通意义上来看，伟大的理论极少是简单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都很难理解；提起解释相对论的那些事实只需要几分钟，但是经过多年的学习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这门理论，能够从来龙去脉上理解那些事实。”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二章 从波普到新的异端
一、库恩的范例
我们已经看到波普的方法论是普通的规范式的，他劝告人们在科学中从事坚实的实践。这种劝告可能是根据过去最好的科学得出的，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在理论上和公认观点是一致的，虽然在很多其他方面他的观点和公认观点不同。然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几乎完全放弃了公认观点，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规范的劝告而是实证的描述。更有甚者，对于被波普视为背离最好实践的科学而不愿意接受的那些理论，库恩是倾向于保护，使它们免受批评，这些就成为库恩解释科学行为的中心问题。库恩把正规科学，也就是按照正统的理论框架解决问题的活动，视为统治的和革命的科学，视为科学史上的例外。革命的科学，也就是由于不断遭到反驳和异常现象的积累，一个理论框架被另外的理论框架所推翻。一种很诱人的说法是，对于波起来说科学总是处于不断革命的状态，科学史是不断的猜想和反驳的历史；而对于库恩来说，科学史的标志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时期的科学状态得到了保护，只是偶然地受到打搅，这是由于间断地出现了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范例跳到另外的科学范例，但是在两个范例之间没有概念上的联系。
为了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必须从给术语下定义开始。在库恩的第一本书里，他频繁地按词典上的释义用范例这个术语来代表过去科学成就中的某种典范的例子，这种例子还继续作为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的楷模。但是他还在很不同的意义上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选择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套技术手段，甚至处处都给范例以一个更广的、通用的、对世界形而上学的看法的含义；事实上，大多数读者读这本书后所记得的是这个术语的后面这个含义。在第二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年）里，库恩承认了早先版本中的术语是不精确的①，他建议用训练的矩阵这个术语来代替范例这个术语：“说是‘训练的’，因为它牵涉到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所共有的独特的纪律；说是‘矩阵’，因为它是由各种有秩序的元素组成的，每个元素都要求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见1970年a，第182页）。”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库恩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一个特定的团体成员们的信仰、价值、技术手段等等的完全配合。”库恩还说，再次写这本书时，他将从讨论科学的职业化开始，然后才考察科学家们各自的“范例”或“训练的矩阵”（见1970年a，第173页）。
库恩做了重大的让步，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和大家所公认的概念不同，有自己的独特特征，而是由于“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中的激烈的变动，特别是由于在“革命危机”时期交流的普遍失败这个特点。让我们来提醒自己库恩的论证中的主要论点：从事正规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团体，他们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和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有一致的意见；更有甚者，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规定中只有团体成员们的判断才被视为是贴切的，其结果是正规科学变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决难题的自立的、积累的过程；当正规科学的确被打破的时候，各种理论早已扩散，方法论的争论早已出现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方法，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就会发现，我们早已认识到这种方法，但是以前忽视了；新旧两代人相互之间把过去当做在旧的分析框架中未解决的难题来谈论，这种现象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巩固的例证；由于新的满意和新的失望总是并存的，向新方法的转换总是具有宗教经验的性质，牵涉到一种哥式塔式的转换；当新的分析框架取得了胜利之后，就挨次形成了另一代的正规科学。
熟悉科学史的读者会立刻想到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或爱恩斯坦——福兰克革命。然而，所谓的哥白尼革命花了150年才完成，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每走一步都争论很大①；甚至牛顿革命也费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赢得欧洲整个科学界的接受。而在这段时间中，对于牛顿的新理论每前进一步，在卡特主义者、莱布尼兹主义者和牛顿主义者之间都进行了痛苦的争论；①同样地，在20世纪从古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转换既与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无关，也与准宗教式的转变无关，而是一种哥式塔式的转变。如果科学家们直接卷入到“现代物理学的危机”是可信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说（见图尔明，1972年，第103—5页）。②但是，很难说对这些观点进行争论是有必要的，因为库恩在他的书的第二版中已经率直地承认了他早先对科学革命的描述受到了修辞上的夸张之害：在科学革命中范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科学争论的完全断绝，而是在互相竞争的但并不完全对应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在智力危机器间，科学家们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仅是一种程度的问题；范例变更的“革命”的说法仅是为了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提出来支持一个新的范例的论证总是含有非理性的要素，这些要素是难以从逻辑上或数学上验证的（见库恩1970年a，第199—200页）。就象这样说还不充分似的，库恩抱怨说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被错误地理解为仅仅指大的革命，如哥白尼的、牛顿的、达尔文的或爱因斯坦的革命；他现在坚持说他的理论概念正是直接指在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小的变化，对于那些在“拥有也许不到25个直接成员的孤单的团体”之外的人，这些变化也许看起来一点也不是革命的（见库恩1970年a，第180—1页）。
换句话说，在库恩后来的版本里，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由大量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范例为标志的；这些范例中有的可能不是相对应的，当然不会全都这样；各种范例之间不是突然地相互替代的，无论如何，新的范例不会是充分成熟的，而是通过在长期的智力较量中取得胜利才出现的。①
很明显，这种让步大大地冲淡了库恩最初的观点的看起来很激烈的含义。然而，在库恩的观点中留下来的是强调在科学争论中规范判断的作用，特别是在关系到对相互竞争的科学方法的选择时，这种判断就更加重要。这种判断带有一种模糊的公式化，在象认识论的理性化这种认识因素方面比在象权威、等级和有关团体这种社会学的因素方面有更深的可疑性，而这些因素是科学行为的决定因素。看来库恩所做过的事情是把劝告和描述溶合了起来，从而从科学史中导出他的科学方法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而不是对方法论的贡献，这样对于库恩主义者和波普主义者之间的对抗产生了某种绝境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因此，库恩自己强调了他的方法和波普的方法的相似点，坚持认为他也象波普一样是“科学进步的信服者”，然而同时又承认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固有的社会学本质（见库恩1970年b，第1—4，19—21，205—7，238，252—3页）。同样地，波普主义者也承认在事实上“按人－小时计算的正规科学要比不正规科学多得多”（见沃特金1970年，第32页；还有阿克曼，1976年，第50—3页），但是他们把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让步看做是同基本上是致力于规范研究的科学哲学无关的；用波普自己的话来说，“转向科学的目标及其可能的进步的启蒙、蒙，转向社会学或心理学（或……转向科学史），这样的思想依我看来是令人惊讶和失望的”（见波普，1970年，第57页）。
二、方法论和历史
对库恩的书的讨论已经完全把我们带回到关于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证的科学史之间的关系这个老的难题中来，这个难题缠着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已经超过了一代人。这个难题是这样的：如果相信有可能写一部“象事实上所发生过的”科学史而不带任何区分“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的偏见，不带任何关于可靠的科学实践的先入之见，那么在写知识的历史时就会犯推理谬误。如果波普关于推理的神秘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那些想告诉人们“它是什么”的人将发现自己结果被驱使去告诉人们“它应该是什么”：由于用这一方式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来陈述历史，他们必定会把他们暗含的关于科学解释的本质的观点显露出来。总之，在科学史上所有的陈述都装满了方法论。
另一方面，看起来所有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陈述也同样装满了历史。鼓吹某种科学方法的优点而却完全忽略了现在或过去科学家们是不是事实上运用了那种方法，这种做法完全是武断的；事实上波普也发现他不可能不引用科学史作为他的方法论观点的部分证据。这样，我们就显得是陷入了恶劣循环，这个循环暗示着我们既不可能摆脱方法论而完全进行编纂科学史的描述，也不可能进行与历史无关的纯科学方法论的描述。①我想，并没有真正的逃脱恶劣循环的出路。为了证明这个断言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参考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很清楚地是筹划把恶劣循环转变为良好循环。拉卡多斯在一系列文章中把波普的科学哲学发展和延伸为历史研究的批评工具。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1968—1971年间发表的，在其中他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中的一句译文作为他的格言：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02页）这句格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所讨论的难题或恶劣循环。
三、科学研究框架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进攻的方法论，因为按他的方法论标准，很多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由于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而被抛弃。库恩的方法论则是一种防守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寻求为科学实践辩护而不是对之批评。①
在另一方面，拉卡多斯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是把波普的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