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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更可以看出他婉转地反对法度的干涉。
他在孔子世家中，着重纪述两点。第一点是说明春秋之义的创例，辞约
指博，谓“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
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甚至他以为孔子对于礼乐诗书的整理，是广义的历
史纪述，“以备王道”，不是如谶纬所说的“孔子为汉制法”。第二点是说
明大儒的道行，卓尔独立，结论是，“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
而不能为容，今尔（子贡）不修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颜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
也！”第一点是他所师承的，第二点除率己外，更反对汉儒的无行。
史记关于后期儒家，有孟荀列传，可注意者如下：
一、他记述孟子的思想并无内容，而特详于继承孟子的驺衍，并评论他
“其语闳大不经”，“其言不轨”，似以阴阳家与孟子有源流关系。
二、他记述荀子颇重在反对当时“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并开启“营于
巫祝，信禨祥”的风气；“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这似以荀子为战国学术之综合者。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史记中的子学研究，缺亡甚多。因此，关于名法墨
以及阴阳，甚少详远，多附在孟荀列传之后。如对名家公孙龙仅指出“为坚
白同异之辩”，对法家先辈李悝，仅指出“尽地力之教”，对韩非叙述略详，
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这和六家要旨是相同
的，惟对于纵横家的记载特别祥尽，这是战国史的一种侧面叙述。
汉书说他“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祟势利而羞贫贱”，实
在是大谬不然的。我们认为这正是他的思想富有人民性的地方。他不但独创
了广及人民各方面言行记载的先例，而且变相地发挥墨家的要旨。兹将他在
这方面的创例提要录后：
“布衣匹夫之人，不善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
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
取焉。作游侠列传。”
他在货殖列传中更有大胆的评论，他说：
“？？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
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所欲，？？各劝其
业，乐其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
力。？？人富而仁义附焉。”
他从自然史与社会史论远货殖家的理由，以为求富是“物之理”，“人
之欲”。他编次货殖列传，列举着春秋战国的名贤，把货殖家和百家之学同
样看待。这自然更要被汉代统治阶级目为异教徒，然而他说：
“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
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矣！”
这无异对乞贷献谀的儒者当头一棒！他以为素位而行，致富可以“比一
郡之君，与王者同乐，？？所谓素封”，何必从儒言儒行向皇帝乞憐呢！我
们认为这是墨家的变相说法，此义即所谓“能者富之贵之，不能者贫之贱之”。
他说：
“贫贵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据“六家要旨”说，“墨者强本节用，人给家足之道，不可废也”，他
在这里的货殖经济论，正是墨家的要旨。因此，他不写墨者列传，自有隐忧。
从游侠的叙述中，更明显地可以看出墨家的墨侠派了。游侠列传说：
“韩子曰、？？（墨）侠以武犯禁。？？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
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
急人之所时有也。”
按墨经说：“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司马迁的话正合此旨。战国墨侠
的言行早已失传，因此司马迁说：“（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
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他编次的游侠的旧闻，不失为墨侠的要旨。
墨子说，窃夫彘，世谓之不仁，而窃国都，则以为义，这是知小物而不
知大物。他更以为攻取国家民人财富，统治者可以铭于金石钟鼎，布为诰词，
以戒子孙对于所有权的曾重，为什么贱人窃取行为，不能书于竹帛铭于席豆，
把他的占有物成为合法的财产呢？他依此，说明仁义是俗人之论，不合逻辑。
这一理论很可能成了墨侠的行动原则，游侠列传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己飨其利者为有德。’？？窃钩
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
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
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
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
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
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
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
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醜之！”
这一段墨侠反抗统治阶级、而不苟取荣名，为人民打抱不平之流风余韵，
可以作为汉初墨侠的写照。司马谈比较稳妥，还说“其事不可遍循”，而司
马迁却为墨侠抱恨了。在他看来，真正与儒林对立的，实在是游侠义士。因
此说：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侠）令与豪暴之徒同
类而共笑之也！”
他所记载的汉初游侠诸人，朱家，“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
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軻牛。专趋人之急，
甚己之私”，这不是难以使人遵从或“时忧过计”的墨子传统么？郭解，“折
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邑中
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这不是像一
个墨者钜子么？
然而，王孟、周庸、玻辖越匆员焙老溃弧熬暗劬≈锲涫簟薄９�
之父任侠，文帝时被诛死，郭解则遭公孙弘所议“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这不能不使司马迁悲恨世俗之无知，痛惜侠士之不 幸。
汉儒多说山东儒墨，迁也说“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由此语
可知儒侠在汉的分野。据他说，游侠虽遭皇帝之杀害，而侠风尤甚，“其后，
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况，陕（郏）韩孺，纷纷复出焉”，“自是之后，
为侠者极众，？？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
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遂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
我们不能不想到前后汉之交的农民起义，和他们“大逆无道”或“时扞文罔”
的脉络关系了。司马迁不敢正面提出墨者，而以当时流行的游侠为墨者列传，
转折地说出前世“湮灭无闻”而汉兴风行的匹夫之侠，这种考究源流的史笔
是杰出的。
汉代墨者转化为游侠，与儒者棘化为博士，两相对照，其流变显示出时
代的学术斗争演化的显明痕迹，由此我们就知道到封建制社会，合法正统与
异教“邪道”是怎样地不可两立。司马迁说：
“？？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
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
害何可胜道哉！”司马迁的史学“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有内
容的。章学诚甚重此旨，而力辩迁无讪上谤君之意，对于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
感慨（文史通义史德）。章氏此论不确。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固然有史学价值，但他并非仅为史学而史学，其“成一家之言”的内容，多针对
现实的黑暗而批判，并对社会制度提出他的积极愿望与理想，这实在是他的史学
的战斗精神。他充满了感慨、深叹、愤恨、悲愍、伸诉与讽刺，更富有人民性的
思想，西洋中世纪的初期还没有这样的人物。
第五章 西汉中叶的社会危机和社会批判的思想
第一节 汉代异端思想的源流
严密地讲来，汉代的异端思想，起于贾谊，但贾谊还是在预觉的阶段。
第一，他主要认为汉循秦制（过秦论一篇作品寓意于秦之不可法，实在是“过
汉论”，后来葛洪的过汉篇即仿效过秦论），有蹈秦人末路的危险。第二，他
根据的东西，不是治安的有效政策，而是治安的主观图景，在理想与现实之
间发生极大的矛盾之时，便产生了他的悲剧歧路。第三，他从历史的教训之
中，强调了儒家对古制的观点，而在其思想血脉中又保留着道家的狂士传统，
因而离开现实更远，走进了理想主义的道路。第四，在汉朝封建王权已经确
立的时代，地上的世界并不是乐土，好像西方人在中世纪寻求到天国，汉代
人也在中世纪寻求到三代，来作幻想的寄托。有诸子传统的贾谊，不会成为
叔孙通的现状主义老，也不会成为晁错的权力主义者，因此，贾谊没有走入
庸俗化的途径，他的超俗的理想被司马迁赞为“其志洁、其行廉”的抗议思
想。
有正统思想的“法度”化和庸俗化，就会产生反抗正统思想的“异端”，
这二老中间的对立，正如恩格斯说的，通过中世纪历史的延续中有一条红线
贯注着，这基本上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罢绌百家而独尊儒术的
汉武帝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完成时期的人物。所谓中世纪的秦皇与汉武正如古
代的文王与周公，他们都是适应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出现的，一定的人物与
一定的社会关系即是典型与现实的关系。汉武帝的“法度”使正统思想确立
起来，这是中世纪历史法典他的产物。但法度与思想之间的主观的统一、现
实世界与“颠倒的世界意识”（马克思语）之间的讽刺画似的人为和谐，即使
在开始的时候，就已表现出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歪曲。到了农民起义之时，这
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被历史现实所拆散，“彬彬然文学之士”群的说教，在
竹竿铁锄的摇撼之下，显得越发矛盾，死的明堂辟雍和活的灾异变乱，显得
越发不成节奏。然而，正因为如此，神秘的宗教才更成为庙堂之上的最后根
据。武帝天汉二年的汉代初期农民起义，并没有使“法度”退伍，相反的，
宣帝“中兴”（汉书宣帝赞），更发扬了武帝待诏金马门的合法制度，创出了
钦定的“称制临决”，宣布了石渠阁的统一五经同异的思想，“综核名实，
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宣帝黄），诸儒也多以“论于石渠”（儒林列传）
为经院学者的标榜。汉书宣帝纪说：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箫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决焉。
（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二年）”
在西洋中世纪，皇权与教权是分立的，而在中国中世纪，则皇帝统一了
教权皇权，石渠阁的会议可为代表，这是吸取并复活中国古代“学在官府”
的传习而复转变成中世纪的制度。然而，以司马迁为首，就早已与武帝时代
的农民战争相应，在中国第一部伟大的史书里，发抒了个性嶙峋的批评，尤
其在讲制度的平准书与货殖游侠二列传，讲思想的儒林酷吏二列傅，裁植下
汉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根苗，以后桓宽撰述盐铁论所暴露的思想矛盾（文学之
评，即儒林眼里的酷吏：大夫之评，即酷吏眼中的儒林），多摹仿平准书的论
断，反映出武帝以来的社会矛盾。重禹的奏议更归纳成为原则，把汉代说成
是阴暗无日的世界。
这是汉代异端精神的第一期。它与桓谭到王充的第二期思想——名符其
实的异端思想不同的所在，是后者更深刻地形成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体
系，而与统治阶级的谶纬迷信的合法正统（白虎观的神学）正相对立。至于第
三期和鸿都门对照的王符、仲长统等人，则更指出了不可挽救的社会矛盾，
导入了现实的危机，王朝的崩溃。
第二节 司马迁叙迹的汉代社会矛盾与儒法诘辩的根源
上面我们曾经说到汉代统治阶级“内法外儒”的学术倾向，这一倾向，
前有司马迁的儒林酷吏二列传，后有桓宽所述的盐铁论一害，都暴白得甚为
露骨。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汉初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从儒法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