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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传及后汉书（卷七○）班彪传所载，分述如下：
一、按班氏得姓，始于秦之灭楚。班固的七世祖班壹及六世祖班孺，当
秦末汉初之陈，均为著名的边地豪强：“始皇之末班壹避坠（地）于楼烦，至
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戈猎，
旌旗鼓吹。？？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壹生孺，孺为任侠，州郡歌之。”
二、从五世祖班长起，班氏即由富而贵，从豪强变成了官吏：“孺生长，
官至上谷守。长生回，以茂材为是子令。
三、从曾祖班况起，班氏大富大贵，以农村的豪强进入了庙堂。“回生
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
女为倢伃，致仕就第，赀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
数于长安。”
四、从祖父班稚起，班氏一门，才人辈出，对正宗思想的生产上及对农
民战争的镇压上，均有大功：“况生三子：伯、斿、穉”，“王莽少与稚兄
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稚”，“建始河平之陈，许班之贵，倾动前朝，
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女宠至极，不可尚矣。”更分别言之：
大伯祖班伯，少受诗于师丹，成帝召见于晏昵殿，班伯“容貌甚丽，诵
说有法，拜为中常侍”，诏受尚书论语于郑宽中张禹，“既通大义又讲异同
于许商，迁奉车都尉。”“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河平中，“定襄大姓石
季郡辈，报怨杀追捕吏，伯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拜伯为定襄太守”。
“伯至，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迎延满堂，日为供具，执子孙礼。”
“诸所宾礼皆名豪，怀恩醉酒，共谏伯宜颇攝录盗贼，具言本谋亡匿处。”
“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吏，分部收捕，及它隐伏，旬日尽得。郡中震栗，
咸称神明。”及“许商师丹为光禄大夫，伯迁水衡都尉，与雨师并侍中，皆
秩中二千石。”
二伯祖班斿“博学有俊材”，“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
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
赐以秘书之副”。
祖班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哀帝即位，出稚为西河属国都尉，迁
广平相。”平帝即位，太后临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大司空甄丰“劾
闳空造不祥，稚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稚惧，上书陈恩谢罪，愿
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郎。太后许焉。”
五、伯父班嗣，父班彪，俱以学显名当世：“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
名当世”，“稚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
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其门。”然嗣与彪的思想属
性，则大异其趣：
1，伯父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桓生（谭）欲借其书，嗣报
曰：‘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
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遲于一丘，则天
下不易其乐，不绞ト酥瑁积M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
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繫名声之勒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
之极挚：既繫層谑澜桃樱斡么蟮牢匝Ｒ课粲醒Р接诤φ撸吹�
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嗣之行己持论
如此。”
2。 父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此所谓“圣人之道”，可分雨点：
其一，在王莽失败，群雄逐鹿之际，从符瑞迷信的宿命论观点，力说刘氏正
统不可动摇。他在王命论说：“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盖在高祖，
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徵应，四曰宽
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妊（孕）
高祖而萝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是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
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压其气，吕后望雲而知所处；
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历古
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厭斯位，
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
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铁铖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
超然远覧，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覬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
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此种拥汉思想的神学性，初不亚于董仲舒。其二，在儒学正宗时代，据儒家
观点攻击司马氏史学思想的异端性。其后传略论（见本传）说，“孝武之世，
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
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采经
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见为功，论议浅
而不笃。其论术学，则祟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经仁义而羞贫穷，道游
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仿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
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
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
曲，条例不经。”在这里，所谓“条例不经”，只指出了“进项羽陈涉而黜
淮南衡山”，至于迁之进孔子而黜墨子，则不在此例；其为正宗观点，其正
宗思想之“细意委曲”在乎拥汉，已昭然若揭。而此种史学，正是“班司同
异”的核心。
据上可知：两汉的班氏，自始即赋有边疆豪强的传统及正宗的？？家学
渊源。从班壹“以财雄边”，到班伯“家本北边，志节慷慨”，及其定襄太
守任中收捕盗贼的“杰作”，再到班超之西域冒险与劫杀，更到作为班固繫
狱致死主因的“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都是七世祖传的豪强铁证。所
谓“固不教学诸子”，则是旧日史家的误断。从班伯的晏昵殿儒教神父式的
诵说有法，到班彪的疾恶隗嚣及王命论之作，再到班固白虎观集议的“实主
其事”，即是正宗的家学承传，从班斿与刘向同校秘书，并“以选受诏，进
读群书”，及承“赐以秘书之副”，到班彪“继采前史遗书，旁贯异闻，作
后传数十篇”及后传略论的对司马氏史学攻击，再到班固的“除蘭台令史”，
“典校秘书”，与其断代史（汉书一百二十卷，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
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的创著，以及班昭的续成工程，则是正宗史学的家傅。
凡此等等，皆是雨汉儒学宗教化，学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学者神父化演
进程序上的产物。理解了这些情况，然后始可以理解班固的思想。据白虎通
义看来，班固的思想乃是董仲舒神学体系的延长和扩大。关于这一点，另有
专章详述，这里从略。不仅如此，班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也承袭了董仲舒
及刘氏父子滥释灾异的附会之法。这在五行志里，有明白的证据；其荒唐违
谬之处，也经刘知几驳斥。例如：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归氏薨，昭不戚而大蒐
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二大
夫围郓。’案：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围郓，定之六年也。其
二役去雩，皆非一载。夫以国家恒事而坐延灾眚，岁月既遥而方闻响（感）应，
斯嵦非乌有成说，叩寂为辞者哉？此所谓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也。”（史通卷
一九五行错误篇）
“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退蜚于宋都，
龙交门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盖于时有
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既而古今路阻，闻见壤隔，
至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之徒，始别搆异闻，辅申他说，以兹后学，陵彼先贤：
盖今谚所谓季与厥昆争知嫂讳者也。而班志尚舍长用短，损旧习新，苟出异
同，自矜魁博，多见其无识者矣。此所谓不循经典自任胸怀也。”（同上）
“所定各目凡二十种，但其失既众，不可殚论。？？又案斯志之作也，
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亦有穿鑿成文，强生异义。
如蜮之为惑；麋之为迷；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徵；溃七山者，汉七国之象；
叔服会葬，郕伯来奔，亢阳所以成妖；郑易许田，鲁谋莱国，食苗所以为祸。
诸如此比其类弘多，徒有解释，无足观采，知音君子，幸为详焉。”（同上）
倘由此推理，班固应有一套神学的学术思想史论，方见其上下一贯：然
而，班固承袭了刘氏父子人文主义的传统。如众所周知，他的艺文志完全抄
袭了刘氏的别录与七略，据姚振宗考释，班固对于别录与七略不过是将作为
总最的“辑略”折入“六略”里面：其诸书，除出入省并，皆“六略”所有：
其注亦不出七略之外。总之，艺文志乃七略的节本，所谓“别录繁矣，七略
从简；七略简矣，班氏裁为儒林列传，编为艺文志，则简而又简”。（师石山
房业书七略佚文叙）
诚然，白虎通义是笔录，艺文志是抄袭；笔录或抄袭不能与刽著同视。
然而，从其裁成取舍之际，未尝不可窥得班固思想的大体。事实如前所述，
白虎通义是神学的，艺文志是人文的，二者之间殊无必然性的内在联系，而
思想属性上判然两撅的两种文献，皆假班固之手传于后世，其为折衷主义观
点，似无可疑。而且此两大文献。所影响于后世学术思想者至深且钜，使我
们不得不着重地提出。
班固的史学与司马迁异。例如他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
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姦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
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凡此所说，是班固史迁之所以异，也是班彪
略论之笔直的学舌。班固依此清规，将陈胜从“世家”里拖出，将项羽从“本
纪”里拖出，取“以类相从”之义，而退之于“列传”：并在论赞里抄入了
贾谊过秦论。在游侠、货殖二傅的叙文里，复据“各有等差”的阶级观点，
对于司马迁的正义是非，颠之倒之。例如：将司马迁以郭解为“廉潔退让，
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换书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
罪已不容子诛矣”：将司马迁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
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换书为“四民不得杂处，欲寡而事节，
财足而不争，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
等等。这样，就完成了与史记严有区别的“是非不颇缪于圣人”的正宗史学。
但是，纵令如此，班固的史学思想与其天道观念，依然不能结合。例如
在陈胜项羽列傅论赞里，抄完贾谊以“仁义不施”为秦灭亡原因的论断以后，
接着又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怨王侯畔已，难矣；自矜功伐，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
东城，尚不觉寤，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这
样承袭史记从人为得失方面寻找王朝兴亡的原因，而与五行志及白虎通义里
的神学思想，显属两种，其为折衷主义更为明显。
如果将汉书的全部论赞及叙文，加以归类研究，则班固的是非评断，不
但自论相连之处甚多，且其思想的支离贫乏而无创见，亦难以为讳。
在这里，我们要问：官学的正宗思想，到了两汉之际，为什么竟转入于
折衷主义？为什么像班固这样典型的正宗人物，亦竟如此呢？关于这一问
题，我们不能从思想家的思维能力优劣来说明。其最大的原因为在于两汉之
陈的社会危机。西汉自成帝以降，农民战争渐趋高潮，而以王莽时代为最高
峰，到了东汉光武末年，方告一阶段。但中古的统治者，经此震撼，虽然“宣
布图谶于天下”，愈加走上神学迷信一途，但董仲舒以来的一元神学系统之
不足以解决问题，则渐唤起学人的注意。从这时，就产生了刘向歆父子及扬
雄的二重真理观。尤其到了班固时代（公元一至九二年），桓谭及王充的异端
体系正在形成中，他们的怀疑和批判的光芒，更使正宗思想暗淡无光：因而
连白虎观神学集议的主稿人（班因）也失去了对正宗的信心，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