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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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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
有以益之,而是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
犯者,二千石先坐。”(同上)
六、同十二年二月诏:“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
者。”三月诏:“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
氏流离,困于道路,朕??救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竟为苛暴,侵
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势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
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同上)
这六次诏书的语气,虽采取了官家的惠政形式,而农民生活上所遭遇的
痛苦之深,已可一览无余。于此,我们要特别指出:农民战争尾声的悲剧,
对于王充的影响是深刻的:至于尾声而后的流民活动,在农民战争史上,只
是东汉安帝以降第二个高潮的准备。这对于王充,即对于“贫无一亩庇身”,
“贱无斗石之秩”的代表“微贱”阶级的“异端”思想家更是惊心动魄的血
淋淋的现实。例如:在论衡的明雩篇所谓“建初孟季,北州速早”;在宣汉
篇所谓“岁遭气运,谷颇不登”,皆指此时此事。对作篇更说: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
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
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滴饮酒,盗贼不绝,
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
这可见处于流亡状态的农戾痛苦,是如何地引起了王充的关心,他的“酒
论”虽然不是贫乏的关键处,但农民贫困问题引起了他的同情,从而也反映
到他的具有人民性的思想里面。
王充的时代,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和统制政策变本加厉的时
代。此所谓变本加厉,即已经由西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子学,独尊大艺之科、
孔子之术,变而为东汉光武的宣布图谶于天下;已经由经今文学家董仲舒的
推演灾异的神学体系的御用,变而为谶纬之术的露骨神权思想的御用。前者
之取得具“正宗”的合法地位,远在王充百年以前;后者的发生,也在前于
王充的五十年的成哀平三朝之际,而其取得“正宗”的合法地位,则为王充
壮年时代(光武中元元年,充三十岁)的现实。两汉“正宗”思想的表现形式
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上则同为有神论世界观向荒唐无稽处愈陷愈深;“正宗”
思想之无止境的向下堕落,则由于统治的王朝,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
自觉到不能在健康理性里说明自己统治的合理,而不得不从天人感应的神学
里,甚至从低级迷信的图谶里来寻求其统治农民的合理性。例如:武帝之钦
定经今文学为“正宗”,与当时的“山东群盗大起”自有其照应的关系;光
武之宣布图谶于天下,也与建武年间的“度田”事件以及两次的“妖巫”大
起有其联系。此即是说,两汉的“正宗”思想都负有反对农民战争而为汉代
统治阶级辩护的宣传侄务,都是王朝御用之以对抗农民战争的奴婢思想。由
于被敌对王朝的思想上的反对命题作用所推动,灭秦而王天下的汉代,不得
不在内藏法术刑名的苛刻政策之外,利用堂皇的文化欺骗而定儒学为国教;
又由于反对农民战争,不得不假途于神学及迷信,以为统治阶级辩护。于是,
汉代的“正宗”,必然地走入了曲解原始儒学(孔子思想)的道路。关于此点,
章太炎曾说:
“孔子之在周末,与夷惠等夷耳;孟荀之徒,曷尝不竭情称颂,
然皆??未尝侪之圜丘清庙之伦也。及燕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说
经者多以巫道相揉。??伏生开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时适用少君
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验火灾,救旱止雨与之校胜。以经典
为巫师豫记之流,而更曲传春秋,云为汉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梦政
纪;昏主不达,以为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伦。谶纬蜂起,
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前导也。自尔,或
以无变灾异,宰相赐死,亲藩废黜,巫道乱法,鬼事干政,尽汉一
代其政事皆兼循神道。”(文录卷二驳建立孔教议)
与“正宗”思想的堕落相平行,王朝的思想统制也愈加严厉。到了光武
建武二年(王充生前一年),“异端”一词开始获得了新的语义(其原义详见本
书第一卷第七章),而与叛道的“邪说”可以互驯。例如,博士范升,上疏指
费氏易与左氏春秋为“异端”,极言不应立博士(后汉书卷六六本传),此即
为“异端”与“邪说”同义的开始。这一语义的转化,无疑地是中世纪思想
统制政策的直接产物。在长期的“正宗”思想支配之下,循着统制的道路终
于僵化了古代逻辑思想里的矛盾律,而通过儒家经典的神圣化,在西周“皆
原于一,不离于宗”的官学形式上找到了定思想于一尊的先王仪范,把“离
于”正宗,“不原于一”而“裂”道术为多元并存的“异端竞进”(范升语)
的思想自由发展,遂武断成了“叛道”的别名。在这里,古语的“异端”便
不得不变为“邪说”的同义语。汉儒注论语“异端”,以“善道有统,故殊
途而同归”为理由,而认定“异端不同归也”,这种看法,正是中世纪思想
统制时代的特定产物;古代思想自由的判断论里,绝不可能有此逻辑。但是,
这样的逻辑,恰是王充所要冲决的桎梏,在以谶纬化的儒学为“正宗”的东
汉,他敢于公然揭出道家的旗帜,不但问孔刺孟,而且对于“正宗”的全盘
思想,“订其真伪,辨其虚实”,而揭发其“是反为非,虚转为实”的欺骗
本质。毫无疑义地这是对于思想统制的英勇的抗争,是对于“正宗”的大胆
的反击。仅就他在武帝以来一统“法度”之外,独立地创成一家之言而论,
也可以看出他的斗争精神和人民性思想的端绪。
复次,“异端”之名虽起于东汉初叶,而反抗思想统制,自贰于“正宗”
的“异端思想”,则自武帝以来未尝中断,远之如汉代司马迁的反抗思想,
次之为桓宽监铁论的暴露思想,最后为通贯两汉的经古文学派反今文“正宗”
的积极传统,都具备着鲜明的“异端”色彩。此事有关于王充的思想渊源,
茲更分别说朋于下:
第一,王充对司马迁的赞扬将在后面详说,他对桓宽有这样的赞语:“两
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桓宽之监铁论??之类
也。”(案书篇)至于他宗左氏而不宗公羊,是古文而非今文,自刘光汉以来
已成定论。所余的问题则为:王充为什么具有一般的经古文学的性格及其对
经今文学斗争的思想。关于此事,我们认为,这是依据着一般中世纪思想史
上“正宗”与“异端”之争。但这不是说凡经今古文学之争都是这样,相反
地,后来经今古文之争的外表虽表现为儒家经典的解释,而争论的实质则为
在中世纪王权的思想统制夹缝里争取合法的地位。
第二,汉代的经古文学家,由于“经学偶像”的约束,有着种种的缺点。
例如,只敢准诸神圣的教条以争思想的“邪正”,而不敢本之客观的事理以
争思想的“是非”,只以取得“正宗”博士官的合法地位为满足,而没有否
定现实黑暗的变革思想;及其未流,更不惜推演谶纬及其天人感应之说,以
求容媚于王权,丧失了自别于论敌(经今文学家)的理论特点。然而,统观大
体,两汉思想史上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仍然具有着中古“正宗”与“异端”
相争的意味,仍然表现着“正宗”与“异端”相对立的基本特征;这一相互
訾应的进程,从经学的内部斗争出发,终于循着由量变质的原理,导出了经
学自己的炸裂,王充公然从道家的世界观上批判了整个的儒家,从而更明确
地显示出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具发展
规律。
最后,除了一般的经古文学的传统为王充所承借所发展而外,在王莽与
光武之际,尚有郑兴、尹敏与桓谭等“非毁俗儒”“尤好舌学”的反谶纬思
想,这对于王充尤有直接的影响与启示。茲分别言
其生乎行事与思想概略如下: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是从今文派转人古文派的经学家。
所以范书本传说他“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傅,遂积精深思,通达其
旨”。在王莽天凤年间,刘歆美其才,“使撰条例章句驯诂,及校三统历。”
更始立,为长史合。光武建武六年,为太中大夫;九年,坐“私买奴婢”,
出为莲勺令,旋去任卒于家。
郑兴的学术,据本博所记:“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是于历数,自杜
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达自传其父业,故
有郑贾之学。”东汉初叶的古文学派,如前所述,多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
郑兴也未能免俗。例如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他上疏说: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
往年以来,谪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夫国无善政则谪见,
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今
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于贤圣之君,
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
福也。”(后汉书卷六六本传)
似此,以日食天降谪咎,欲人君反政,与令文家的思想殊无二致。但郑
兴的思想仍有矛盾。此矛盾表现于他主张有神论而不信谶纬说。本传说:
“帝(光武)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
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
‘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
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兴去莲勺后,遂不
复仕。??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
生于谶纬“正宗”统洽的王朝而自称“臣不为谶”,明为“异端”思想。
至于他的思想的自相矛盾,与他在皇帝面前不敢自认“非谶”,则是东汉“异
端”思想初期阶段的性儒表现。但从他“三公速辟不肯应”的消极不合作与
“以不善谶故不能任”的被黜斥看来,已经说明了“异端”思想的悲剧运命。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
毛诗、谷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后三迁
长陵会。尹敏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自以为钟期伯牙,
庄周惠施之相得。水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善于敏,敏坐系免官;
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
尹敏的思想态度略同于郑兴,他相信天人感应之说;所以建武二年他曾
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但也不信图谶。本传记:
“帝(光武)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敏对曰:‘谶书非
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
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
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
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从此沈滞。”(后汉书卷一九上)
尹敏的“异端”思想,表现出对于神学的讽刺,与郑兴以“逊辞”获免
的态度,形式虽有不同,然也不免于“从此沈滞”。尤其永平五年因友人周
虑事件入狱,及出叹曰:“喑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比,何谓(刘■校:“谓”
当作“为”)察察而遇斯患乎!”此寥寥数语,已经活现出了初期“异端”的
悲剧。
综观郑兴与尹敏的思想成就,均颇贫乏,只不过对于王室御用的神学“正
宗”显示出了若干的离心倾向。但对于“正宗”的离心力的出现,则正是“异
端”思想的初步;其思想史上的价值并不能因其量少而降低。此一新的思想
趋势,在桓谭那里,可以看出较为展开的成就。
桓谭(字君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对天文学更有研究,主谭
天说;又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
疑义;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熹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哀平间,
位不过郎。新莽之际,儒者莫不称引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光
武朝,官给事中,后以反对谶纬,光武目为非圣无法,将下处斩,谭叩头流
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病卒于道,时年七十余。著
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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