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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君之有政，犹水之有限防，？？政教一坏，贤智驰骛，不能复
还。”（后汉纪卷十八）
这虽说的是偏指乳母，然而用意却在宦官。李固以大臣之子（父为故司徒
李郃），被举敦朴，代表着豪族地主阶级的官僚群的利益而说话是很明显的。
他抬出天意，经典，祖宗等尊严的牌子，来证明这种封爵是不应该的，是败
坏政教的。顺帝看了诸人的对策，以李固为第一，史称“诸常侍悉叩头谢罪，
朝廷肃然”。同一年，李固又以内竖乱政，奏纪于梁商（时梁商以后父辅政），
说：“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沈阴郁决，宫省之内，容有阴
谋。”是年八月，洛阳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李固曰：“阴类专恣，将有分
坼之象。”都是对宦官的攻击。
顺帝建康元年（一四四年），九月，皇甫规举贤良方正，对策说：
“臣伏见孝顺皇帝（时顺帝于八月崩，冲帝即位——引者按）初
勤王事，纲纪四方一天下欣然，几以获治。自后中常侍小黄门凡数
十人，同气相求，如市贾马。竞思作变，导上以非。因缘嬖幸，受
赂卖爵，分贼解罪，以攘天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吏，交私其门，
终无纪极。顽凶子弟，布列州郡，并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扰扰，
从乱如归。至令风败俗坏，招灾致寇。今宜庭问百僚，常侍以下，
尤无状者，及便绌遣，与众共之。披扫其党，荡涤其贿，以答天诫。
大雅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此之谓也。”（后汉纪卷十九）
桓帝初立（一四六年），太后临朝，梁冀辅政，大将军掾朱穆奏记于冀，
欲言宦官，恐泄漏，附以密记：
“今年夏，月运房星，明年又有小厄，当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
塞天咎。”
穆为侍御史时，自从冀故吏，数奏记谏说：“今宦官俱用，螽
水为害。”
元寿元年（一五五年），宗室太学生刘陶上疏：“当今忠谏者诛，谀进者
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在于讒口，擅阎乐以咸阳，授赵高以车府”，因此
他主张引用朱穆李膺夹辅王室。
这些，都是攻讦宦官的，而最激烈者，是白马令李云。李云在桓帝延嘉
二年（一五九年）梁冀被诛，宦官单超等五人封侯，专擅朝改之时，露布上书，
副在三府。他引纬书的教义，说：
“故大将军梁冀难特权日久，今得诛之，犹召家臣而杀也。而
猥封谋臣（按指单超等）万户，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
无不事？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日进，财货公行，
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谛乎？”（后汉纪卷二十一）
但李云因此获罪下狱，五官掾杜众上书愿与同日死，大鸿臚陈蕃上疏救
云，均无效。结果云众死狱中，蕃免官归田里。
上面所引的所谓“权柄不可不慎，号令不可不祥”。所谓“政教一坏”，
所谓“风败俗坏”，所谓“官位错乱”，所谓“帝欲不谛”，都是着眼在宗
教和礼制的神圣性上讲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所规定的宗教和礼教的神圣性，
所谓“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身份，不容随便变动与于犯。因此，宦官群
在整个的汉制度上当然是一种纲目的添补，白虎观奏议上是没有此等人的地
位的。在诗礼世家的豪族地主看来，这都是不可原谅的和不容存在的凟冒，
不能不运用宗教理论把这群人物打下去。
诗礼世家的人物，面对着这一种飞扬跋扈的御用势力（所谓宦官），愤怒
憎厌之余，自然容易厭怀起往昔的耆旧来。后汉纪卷二十一，载桓帝永兴元
年（一五三年）十一月，“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
旧，从劝风俗。？？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这种耆旧传的著
作，后来广泛流行，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有如下几种：汝南先贤传，
先贤行状，海内先贤传，楚国先贤传，汉南纪，襄阳记，冀州记，丹阳纪，
兖州纪，凉州记，东阳记，高士传，名士传，江表传，英雄记，逸士传。其
他如家传，别传，家谱，也兴盛起来。于追怀之外，不胜其当前的怅惜，心
情是非常黯淡的。
反对这一宦官群的御用势力的，既为官僚群的强宗豪族，则儒学，关陇（李
云所谓西北列将），当很自然的与之取同一态度。特别是作为官僚的后备军的
太学生，所表现的愤激恼恶，最为强烈，这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考自桓帝永兴元年（一五三年），至延熹二年（一六二年），这十年间，太
学生曾三次上书：第一次上书讼朱穆；第二吹上书议铸大钱；第三次上书讼
皇甫规。除第二次外，其余两次，都是针对宦官的。第三次讼皇甫规，诸公
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指阙讼冤，规模是很不小的。其所以有这样的规
模，是因为豪族地主阶级的潜在势力非常强大。
太学生对宦官的斗争，指阙上书以外，尤在平日的交游与活动，这就是
所谓“浮华”“交会”。关于这，我们有详细研究的必要。
范书儒林列传序里，叙述汉末太学生数量的发达，写道：
“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
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一四六年），梁太后诏曰：大将
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从此为常。
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
风盖衰矣。”
这三万余的太学生，都是从天下各处来到京师的，所以称为“太学游士”，
“京师游士”，或称为“游学”。三万余生，数量不算少了，然而数量尤其
众多的，是郡国学以及私人精舍中的学生。汉代郡国有学，屡见载籍，生徒
之众，自不必说。而各地经师，私人讲学，注籍的学生，常有数百数千以至
万人之众的。在儒林列传中便有不少例证：
（1）刘昆字桓公，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
（2）任安宇定祖，少游太学，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
（3）张兴宇君上，习粱丘易，以教授，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
人。
（4）欧阳歙宇王思，教授数百人。以臧罪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
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髠剔者。
（5）曹曾字伯山，门徒三千人。
（6）牟长字君高，自为博士，及在河南，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
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
（7）宋登字叔阳，教授数千人。
（8）杨伦字仲理，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
（9）包咸字子良，立精舍讲授。
（10）魏应字君伯。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
著录数千人。
（11）伏恭字叔齐，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
（12）杜抚字叔和，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
（13）杨仁字文义，静居教授，拜什邡会，劝课掾吏弟子，悉令
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
（14）董钧字文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
（15）丁恭字子然，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
人。
（16）周泽字穉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
（17）甄宇字长文，教授常数百人。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
讲授常数百人。
（18）楼望宇次子，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
（19）程曾字秀升，受业长安，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
常居门下。
（20）颖容字叔陵，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此外，不在儒林传，而教授门徒的，例子还很多：
（1）姜肱字伯淮，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
人。盗掠其衣资，后悔，乃就精应求见，皆叩头谢罪。（后汉书卷八
十三本传）
（2）刘淑字仲承，学明五经，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后
汉书卷九十七党锢列传）
（3）檀敷字文，立精舍讲授，远方至者尝数百人。（后汉书卷九
十七党锢列传）
（4）郭泰字林宗，党事起，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后汉书卷
九十八本传）
（5）夏恭字敬公，习皆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后汉
书卷一百十文苑列传）
（6）刘茂字子卫，习署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卷一百十
一独行列传）
（7）索卢放字君阳，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同上）
（8）李充字大逊，立猜舍讲授。（同上）
（9）廖扶字文起，习督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
卷一百十二方术列传）
（10）班英字季齐，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隐于壶
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同上）
（11）唐檀字子产，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后
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同上）
（12）公沙穆字文乂，习韩诗公羊春秋，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
而至。（同上）
（13）董扶字茂安，少游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同上）
从这里，可以窥见私人教授的盛况。其中有的居官讲授，如伏恭杨
仁，而大多数是隐居教授。这居官教授与隐居教授两类人物，便是
郑玄所谓“在位通人，处逸大儒”（语见郑玄传戒子书）。隐居教授
的经师们，自立精舍，或称精庐，以便招致远方来学之士。读书的
人，便不远千里，负笈寻师。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裴注引原别传，
写原千里寻师的情形，颇为精详具体，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
“（原）欲远游学，指安丘孙崧。崧辞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
原答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文疆识，鉤深致远，诚学者之
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原曰：‘？？
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人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
者不知海之深，人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崧辞谢焉。？？原旧能饮酒，
自行之后，八九年间，酒不向口。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
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庐子干。”
这种千里寻师，负笈单步的苦学情形非常普通。他们离乡别井，远行千
里，苦志求学，累年不归。在老师门下，有的经好多年还见不到老师的面，
如郑玄之于马融，便是这样。或偶婴疾病，赍志而殁，临终，只得拜托同学
好友，送丧归家，如陈平子之于范式，便是这样。后汉书儒林列传论里，对
这些情形有个总括的说明，颇为扼要：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战，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
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
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
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论杂，至有分争王
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可见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
树朋私里”。如果没有豪族地主作为背景，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盛况。
在太学中，在私人精舍中，学生对师长要恭敬尽礼，对经师的家法，尤
其要篇守勿莲。所谓“享相传租，莫或讹杂”。在师长殁后，门徒常自动的
制三年的丧服。在远道的学生，常从千里外来赴，也有从千里外送师丧归家
的。荀淑殁后，李膺自表师丧。独行列传载：“陈国强季礼远赴师丧，遇寒
水车毁，顿滞道路。”又载：“封（戴封）指太学，师鄮合东海申君。申君卒，
送丧到东海。”这种师弟间的关系，颇为密切。但如学术门径不同，家法互
异，相攻讦起来，却也毫不留情。儒林列传载：“张玄，？？少习颜氏春秋，
兼通数家法。？？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
言，玄兼说严氏宣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
则家法一杂，诸生就要上书告他，连博士也做不牢了。这种师弟关系的密切，
与经学家法的篇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
的现象，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官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一直沿
袭到后来的书院制。封建制的党争常是拿这种学派招牌作为号召的。但这种
所谓笃守家法的风气，汉末自马融以后，学术界好像不再畦町分别，相反的，
却着重所谓抉破藩篱的通儒了。例如荀淑（范书卷九十二本传）韩融（卷九十二
韩韶传）都是不为章句，而博学辩理。后汉纪卷二十五，也说韩融博学不为章
句，又说申屠蟠学无常师，博览无不通。这种形式上抉破藩篱的现象，并不
是知识基尔特的解体，而是因为在宦官群势力新起之后，豪族地主所培植的
儒学官僚群的系统，为了对付主要敌人不能不采取较扩大的形式。
东汉的名公钜卿，宿儒大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