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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所以“愿假臣两营二郡（注两营指马贤及赵冲等，二郡安定陇西也），
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
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从滌患，下
可以纳降”。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别种，寇钞关中，复没营坞。
规又上疏自效，歌：“臣生是邪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
筹其事，有误中之言。？？原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
泽。？？”其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夏，三公举规为中郎将，特节监关西兵，
讨零吾等破之，靳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明
年，规因发共骑，共讨陇右，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先是，安定太守
孙焦，受取狼藉，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吏郭闳，
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
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
复诣规降。规出身数年，持节为将，拥众立功，还督乡里，既无他惠，而多
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合其
文降（注：以文簿虚降，非真心也），天子玺书诮让相属，规惧不免，上书自
讼。书内说，“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复军有五，动资巨亿。有旋车完封，
写之权门（注言复军之将，旋师之日，多载珍宝，封印完全，便人权门），而
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还督本土，轧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
谤阴害，固其宜也。”其年冬，征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
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
吏。宫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
诸公及太学生强凰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及党事大起，规上言
前尝附党，且为党人所附，自原坐之。（以上旦后汉书卷九十五本傅。）
从皇甫规的意见来说，那些征羌立功的将军们，多半是买通仅贵宦官，
谎报成功，因而封侯赏爵的，如此，则段颖的功劳，就很可疑。但从段颖那
面说来，则皇甫规眼奂之流，又是“备拥强众，不时辑定”，恩抚策略，无
非是“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如今降羌与边民杂居，是犹“种枳棘于
良田，养虺蛇于室内”，祸患很大。
东汉政府，对羌人的战争，在段颖这一流入的主张下，长期的持续下去，
人民死亡在战场上，死亡在千里万里转输馈饷的道途中的，不可针数。东汉
政府消耗于对羌人的战争中的钱，共三百九十余亿，这笔钱，等于东汉政府
六个年头租税岁人的总数。这都是人民的血汗，战争粉人民带来死亡与饥饿。
因此对外战争久延不决，更扩大加深了国内农民起义的危机。永和八年，征
西将军马贤被羌人击败，羌众大合，攻烧陇西，那时皇甫规上疏乞自效，便
指出这种外患所引起的内变的危机：
“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
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置等，拥众四年，未有成
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人（注，平人，齐人也，即平民），
回人奸吏。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
延熹四年的上疏中，也同样指出：
“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矣。自鸟鼠至于东岱，
共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求孙吴，未若奉法。前变未远，
臣诚戚之！（注：乌鼠山名，在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钞处。东岱谓泰
山，叔孙无忌反处也。皆由郡守不加绥抚，致使反叛，其疾同也。）”
皇甫规不但指出是期对外战争，足从加深内夏，并且指出外患之来与内
变之起，同出一个原因，即郡将的不“清乎”，不“奉法”。这一点，实与
上举陈蕃的主张完全一致。虽然一个是对内的问题，一个是对外的问题，一
面是文官，一面是武将，而看法与立场却是一致的。这样，就非常明白的可
以理解，为什么皇甫规张奂不为宦官所喜，终竟牵入党祸，而段颖则结托宦
官，终于在司隶校尉任内，捕系了太学诸生千余人人狱。
现在，再引李固的“平贼议”，来证明一下官僚群对外患内夏问题的最
具体的看法。后汉纪卷十八永和二年纪：
“秋七月，日南蛮反，交耻刺史樊演出讨失利，寇遂攻掠郡县，
上甚夏之。议者宜遣大将军发荆扬竞豫四万人赴救。大将军从事中
郎李固议曰：‘荆扬安稳，发其吏救之可也。今荆扬盗贼盘结，武
陵南郡夷未集，是沙桂阳数被征发，难复扰动。其不可一也。竞豫
之民，间万里征役，无有还期，恐十五万户不得一士。郡县追促，
惧有叛亡。共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如有瘴气，恐死者十四五，
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士卒比到，万里疲劳，不可复斗。
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日五
升，用米十万斛，尚不计将吏纑马之食，但自致费但若此。其不可
五也。设使军到，死亡者众，不足当复益发，此为刻割心腹，而乐
四肢。其不可六也。今二郡叛徒，还自相攻，但坐征发之故，何况
乃发四州赴万里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使益州，益州谚曰，
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因共民困，旬
月破灭殄尽，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不可任之验也。可但选有勇略
仁惠，从为刺史太守，勿与争蜂，以恩信招来，赦杀访之罪，以息
发军’。”
经济破产问题。东汉封建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以及超经济剥削，引起经
济破产的危机。人民在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维特时，只得弃家逃亡，或举
行起义。这样，更造成生产的萎缩，加深了危机的程度。而贪官污吏的巧取
豪夺，荒淫政府的横征暴敛，却日益厉害。桓帝初年，侍御史朱穆奏记于大
将军梁冀，描写这种情形道：
“今宦官俱用，螽水为害，而京师之费，十倍于前。河内一郡，
尝调缣素绮榖，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宫无见钱，皆出于民。
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资者多，当复割剥，公赋
重敛。二千石攻吏，遇民如虏，或卖用田宅，或绝命捶楚。大小无
聊，朝不保暮。？？近永和之末，人有离心，兴徒发使，不复应命，
怀粮廪兵，云当向杂。？？今民心事势，复更戚戚，困于永和，抚
安之急，诚在大将军先易二千石长吏非其人者。”（按后汉书朱穆傅
与此引微异，后汉纪卷二十本初元年纪）
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食货，是在极度荒淫中消耗掉的。这里附带解释一
下，为什么强调地提户调的布帛，而和“田宅”并重呢？这是中国中世纪农
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特殊形式，而超经济剥削的调课，就对准了食货二者的结
合。后汉书卷九十六陈蕃傅说：“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
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资计。”又说：“青徐炎旱，
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寂不足。而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绮。”
为了挽救经济破产的危机，有人想到改铸大钱，从通货方面打主意。后
汉书卷八十七刘陶传，时（元寿三年）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
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
“当今之夏，不在于货，在乎民饥。夫生养之道，先食后民。
是以先王现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
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生民之至贵
也。窃见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
朝夕之餐，所患靡盐之事。所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
当今沙碟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
虽皇义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
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
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竟，造铸之
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
则万人夺之乎。虽皿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
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
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夏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
以救其敝，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乌烈火之上，水木本鱼乌之所生
也，用之不时，必至灿烂。？？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
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扁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
献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
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复鱼溃，虽方尺之钱，何有能救其
危？犹举函牛之鼎，组织枯之末，诗人所以眷然顾之，潸焉出涕者
也。”
刻陶的看法是与朱穆陈蕃一致的，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如出一辙，是
“止役”，“禁夺”，前者的目的在使农村的必要劳动力得以保持，后者的
目的在使农民的生产所获，还能留下必需的生活资料。换句话说，要养鹞生
蛋，而不要杀鹞取蛋。所谓“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在男耕女织的自然
经济之下，永远贡役输将。后汉书称陶著书数计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
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凡百余篇。可见
他是一个儒家正宗思想的继承者。
宦宫于政问题。宦宫干政问题，是豪族地主的官僚群热烈讨论的一个问
题。在第二节中，我们已大略举引了一些议论。最别致的，要算襄楷的意见。
后汉纪卷二十二，延熹九年纪，襄楷对尚书之问回答说：
“臣闻古老本无宦宫，孝武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
后稍见任。至孝顺帝时，遂益昌炽也。按天市内，宦者四星，不在
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当侍坐，得预内。今乃处古常伯之位，
决谋于中，倾动内外，恐非天意也。”
这是好笑的一种意见。襄楷原是方士，既十分荒唐地推荐了宫祟所上的
神书（太平清领书），又以星象来论人事，主张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谬
说。其所举宦官历史的渊流，尤为失考，难怪被尚书所诘责。后汉书卷六十
下楷传：“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其宦者之官，非
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
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
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这令司寇
论刑。”
我们并不惊奇襄楷的愚而诬，却佩服诘责的人虽是宦官的党羽，而竞也
抬出“ 析言破律，违背经艺”那样堂皇的话来。那样堂皇的话，原是清流们
的口吻。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论客的立场，尽管不同，而政论的理论依据
仍有宗教和名教普通性，这里便是很好的例证。
捧住了綱常名教和神学教条作为护身符，然后向敌对的一面肆意攻讦，
是汉末论坦的一个特点。因为有这样的护身符，表面上的是非藏否是分明的，
但又因为这个理论的敌对双方都可得而利用，所以实陈上的是非减否是很淆
乱的。朱穆在祟厚论里便曾指出这一特点：
“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减否。配短则兼折
其是，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故时敦俗美，
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
何则？先进者即往而不及，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
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
（后汉书卷七十二本傅）
在质帝时，有人作飞章诬李固，所说的话全是堂皇的大道理。灵帝时，宦官
诛窦武陈蕃，所数说的话，也全是堂皇的大道理。所谓是非藏否，只是为了攻讦
的便利而已。
“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从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
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臣固君不稽古，
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
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大
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短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
达，例皆阴徒，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