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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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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你说的娱乐是娱乐别人还是娱乐自己?

    邓建国:都有啊。酒行业没有绯闻,没有知名人物,而我刚进入八个月,已经被评为中国酒行业风云人物了。我希望这个传统产业让它有点新鲜的空气,让它变得活跃起来。有个人把我比喻得很好:他说以前中国给日本出口鳗鱼呀,时间长了会缺氧,于是在鳗鱼里面放几条狗鱼,就是在鳗鱼里面来回穿来穿去,那鳗鱼就游来游去不会死了,我就是娱乐圈里的那条狗鱼,现在游到酒行业了。

    采访者:你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你成为酒业大亨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要投资中国的影视业,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不是你重回娱乐圈的时候呢?

    邓建国:那我还要看,我会评判这个产业它的前景、市场的开放程度,也许可能我会投资教育。我其实就是一个商人,说白了,哪个行业挣钱,就转入哪行。

    采访手记

    如果将影视圈比作江湖,那么闯荡江湖的有名门正派,也有靠暗器或者绝活取胜的,邓建国就是后者。邓建国以其非规则的作为,影响了中国影视制作的发展,为中国影视制作带来新气息。

    邓建国,男,生于1959年12月28日,1977年高中二年级退学进林场做通讯员。1979年开始担任林场放映员,干了五年,共放了约五百部电影。1984年从林场下海,1990年末;带着一千元闯广州,1991年承包广东音像教材出版社一个部门,为企业做广告宣传专题片。

    1994年在珠影厂旗下成立了“明星创作室”,第二年开拍一生中第一部电影作品《广州故事》。1997年初正式成立广东巨星影业有限公司;同年拍《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八部影视作品。

    2000年被中国新闻社《视点》杂志评为“影视界十大风云人物”之首。2001年投拍《我这一辈子》,得到广泛好评;同年被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聘为客座教授。2002年;闯入酒业参与赤水河酒经营,并宣布退出影视圈。至今,共投拍电视剧三十部(约七百集),全部赚钱;电影八部,七部亏本。

    要论懂市场,学电影的肯定不如放电影的。

    市场经济就是好的作品加好的宣传。

    炒作我认为就是策划,现在称广告推广。有人认为炒作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但我认为炒作在不伤害别人、不是假新闻的前提下就是合理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我觉得你无论是做一个品牌,还是做一个事业,都要学会包装自己,包括演员本身。有些演员,拍了几十年戏,走在街上没人认识,那是很悲哀的。

    在鳗鱼群里面放几条狗鱼,在里面来回穿来穿去,鳗鱼就游来游去不会死了,我就是娱乐圈里的那条狗鱼。

    第一次给邓建国打电话约采访,怕出错,问:“这是邓建国先生的手机吗?”电话那头有人笑着回答:“这是邓建国小姐的电话。”

    接电话的就是邓建国,他刚从广州飞到北京。电话那头的他,说话速度有点慢,还带着些许乡音。

    邓建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影视圈明星,杂志、报纸、网络,到处可以找到有关他的新闻和故事。他曾经是江西林场里的电影放映员,短短几年却变成了“影视大鳄”。专家说,他演绎了中国影视走向市场的成功范例;百姓说,他创造了一个普通人成功的奇迹。

    和老邓谈话很轻松,你可以提所有想问的问题,他有问必答。他似乎可以袒露自己的一切,没有任何隐私。虽然有时候答非所问,用词不当,但能感受他正经在答,说的都是心里话。

    他连高中都没毕业,这应该是制约他事业发展的致命弱点,但在很多时候这反而成了他的优势。说起自己的命运,邓建国最有感触的话是:谢天谢地,我父母将我生在了江西农村,要不然弄我去上电影学院我就完了!表面上他这是胡言乱语,但仔细一品,又确有些道理。邓建国说,要论懂市场,学电影的肯定不如放电影的,原因很简单,放电影的知道什么电影老百姓爱看,而学电影的都容易被文化的酸气弄瞎眼睛。

    邓建国的传奇经历中,炒作可以说是他的制胜法宝。他说,市场经济就是好的作品加好的宣传,就是炒作。邓建国其实是个普通的炒作者,但他在中国影视圈最早实践了炒作,而这确实影响了无数的后来者。

    市场经济给了他一块可以尽情耕耘的田地,邓建国就像一位铆足了劲的老农,挥舞着他的那把破锄头,在中国的影视圈内东锄西刨,终于开垦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让影视界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和新鲜。

    这样的一条狗鱼,暂时游离了影视圈。但是,谁都不会怀疑,邓建国还将归来。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30节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1)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

    访《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文/于涛陈瑞晞姚鲁南

    采访者:《新周刊》创刊快七年了,作为最早的主创人之一,你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封新城:我可以举几个实例来说明这种变化。开始我担任执行主编,上任的第一天,编辑部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会,社长孙冕激情满怀地作了一个开场白,然后就让我讲讲,希望我呼应他。可我却说:“老板是做梦的,我们是干事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开始讨论选题吧!”那时候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很清楚,就是把刊物编出来。

    当时《新周刊》的队伍很小,配备不齐,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都是编务人员,其中广告、发行这两个部门还是《晨报》时期留下的老班底。

    大概三个月以后,我开始在广告发行方面有动作。我先找负责发行的人谈话,第二天还没等我去他们那里,发行部办公室的门已经锁了,所有的人已经跑光了。于是重新策划,将其变成新的部门,这是我的第一步。

    第二步针对广告部门。《新周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告,是跟香港一家广告公司合作后出现的。《新周刊》创刊初期用的是新闻纸,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首先就是应这个广告公司提出的要求,他们说你们的杂志没问题,做得很好,非常有实力,但是你们的形态要调整,谁会在新闻纸上做杂志广告呢?杂志广告是以品牌广告为主,所以我们改成了铜版纸。

    最初我是一个编杂志的文化人,慢慢地开始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做学生,老老实实当学生。最初的《新周刊》不是标准开本,觉得是要显出我们文人的个性。可是广告客户要求我们改,我们不得不放弃。在放弃我们喜欢的新闻纸后,又将开本改成国际标准的样式。因为在跟印刷厂算账的时候发现,采用方的开本要用更多的纸,你就要多掏钱。另外,每一个广告商都要为你这个尺寸单独去提供一个广告版本,这也增加了成本。

    这些东西都是作为学生一点点学过来的,所以你刚才问我角色的变化,我就是从一个类似编辑部主任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主编兼常务副社长,再到最后是CEO(首席执行官),全面管理这个集体。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相反,我深切地体会到,没有专业的人员在专业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即使你学得很好,你可以改进、提高,但是你达不到专业人员的水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1998年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一位专业人士——广告总监陈若云,她后来成为运营总监,这是《新周刊》在人才引进上很成功的一次。陈若云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她到《新周刊》一个多月后,经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你能用一句话说说《新周刊》是什么吗?”她把《新周刊》的人几乎都问遍了。

    采访者:当时没有这么一句话吗?

    封新城:当时有那么一句很感性的话,“我的所有的努力都为了新一点”,是我们发刊词中的一句,很抽象,是我们一段时期的目标。现在回头看,有它的意义,但这个话不专业。

    采访者:是不是专业人士觉得这个话不专业?

    封新城:对,陈若云就觉得这个有问题,于是开始就做了一些调研。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电脑屏幕上总是走出一行字——“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我问她是不是想把这句话作为新的定位。她反问:“你觉得怎么样?”我说:“非常好!我一直想找这么一句话。”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专业人员的参与,否则,就很可能走下坡路。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做笔者的一批人,现在许多都在领导的岗位上,比如说《南方周末》、《京华时报》、《南风窗》这些媒体的头儿,都是当年我们一块儿玩的笔者,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由想表达些什么的理想主义青年,慢慢地表达了一些,经历了中国的发展变化过程,活生生地感受到了向市场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采访者: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封新城:每个地方都挺难的,但是最难的是第一年,就是资金的困难。《新周刊》的这个故事我已经反复讲了很多遍了。1997年年初,我们做不下去了,因为钱不够了。《新周刊》最初的资金,来自社长孙冕和导演孙周的三九广告公司,钱不够了,没有办法。我跟社长说,我是被你骗了,我把我的工作扔了,还叫了一帮人来干这个,结果你给我们弄成这样。记得孙周拍着桌子说:“这个不能再搞了,没有钱搞了。”我不好表态,只好说:“那看来我们只有散伙了。”我就这么随便一说,孙周就哭了,当时把我吓得一愣。我觉得他真是挺难受的,只好转身出来。可出来后还要跟那帮兄弟们装着什么事都没有。怎么办?即使你有实力,有人才,一群精英都在这儿了,你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三九广告公司跟三九集团的特殊关系,我们就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讲了。三九集团的赵新先老板把我们召到深圳去开了一个会,非常简单,其中一个是某厂的宣传部长,一个是印刷厂的厂长,还有我们《新周刊》的几个人。赵老板说;我来做发行人,然后就指着说,你发,你印,你们编,就这样决定投资。我们因此得到了一年接近百万的费用。产品推向市场一下子就非常好。

    我们最大的经验在于产品要有竞争力。有些人要么骂政策不好,要么就骂老百姓工资少,这都不是关键。我们没钱,所以更要做出好产品。是压力使我们有了强烈的求生愿望。

    采访者:目前完成投资回报的压力依然很大吗?如果完成了,还有什么压力?

    封新城:对!这个压力一开始就有,今天仍然存在。把投资的钱偿还了就完了,在中国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国家的,投资者只能介入一部分。对投资者来说,传媒是一个长期投资,它的回报并不是直接的。这钱投到影视、房地产,甚至娱乐场所,收益都会比投入传媒大得多。

    采访者:投资人是否满意呢?

    封新城:他和其他媒体的人谈起来的时候,特别得意,因为他的投资是成功的。而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从来不流露出这种得意,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偷懒。

    采访者:你曾经说过,七年来《新周刊》一直在“急行军”,必须进入常态,现在进入到常态了吗?

    封新城:从发展这个角度讲,企业自身结构可能有问题。如何实现产品的规模化和品牌的划分;如何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搞好管理理念输出;还有钱的制约等等。但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还是一直不停息地去寻找机会。

    我们追求通过对《新周刊》这个品牌的延伸,开发我们现有的资源,这些都是经济行为。包括在图片和设计方面提出做“视觉开发商”,比如建立图片库等等,这些都是努力的方向。

    采访者:你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传媒人吗?

    封新城:我是学中文的,在大学里我喜欢写诗,写了很多诗。但是我最后没有朝这个方向走。当时的一些诗友后来成了作家,比如苏童,还有南京的韩东,云南的余坚等,可是我最终选择了这一行,当然这与我毕业以后分配到广播电台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非要讲“天生”,我承认我的敏感。做传媒的人,首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如果你对外界的事物不敏感,或者说你不善于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那么我想你可能就做不好。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31节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2)

    采访者:你觉得《新周刊》是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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