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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正：不敢说高明。策划人有两种。一种是能够提出一个方案，并且把它做成产品，这种人偏少；更多的是能说的不会写，会写的不会做。如果说我还有一点优势，就是我从来都要把问题想通，在想通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理论的积累，同时除了能够用语言表达外，还能把它写成文字并加以实施。思想的火花会在空气中消失，当你用文本把它固定下来的时候，火花就变成有效的可传播的思想。
采访者：你可能也认为，自己应该有比这（指西部频道策划部）更大的一个空间。对于中国传媒业的未来，你一定有一个想法，是吗？
阿正：1995年在做出版业的时候，我发表题为《对中国出版业实行分流管理的战略构想》的长篇论文，提出全国的出版业要切为三块，然后实行分流管理。第一块，把出版社中真正的喉舌压缩成每一个省一家出版社，这支队伍国家要包起来，给他们提供社会中上水准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专心当“喉舌”；第二块，把占全国出版社百分之九十的专业出版社全部推向市场，让他们“自谋生路”；第三块，开放私营出版业，真正实现“出版自由”。
当时，我的观点因为太超前而遭到“批判”，但现在近十年过去了，这种趋势已十分明显：2004年初，中央关于出版业的改革决定，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我当年提出的前两步，我相信第三步也不会太久了。有传闻说中国的报业，中央将只保留“三报一刊”，其他统统“赶到海里去”，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方案。假如真的一步到位，那么中国传媒业真正的春天就快到了。
所以，在这个传媒革命的年代，一个传媒人如果说没有想法的话，那是假的。但北京能人太多了，多得你气都喘不过来。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东北时无数次到北京来出差，感觉相当不错。但是当有一天真正调入北京，从东北入关进入北京的路上，他就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角色，在这么大一个天地里会被淹没。其实我在北京也是这种感觉，无数人都比你能干，你只能把梦想藏起来，而把生活先安排好。
采访者：这是当时的想法，那么现在呢？
阿正：依然是这样，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把你的文化理念融进去，在可能的情况下，影响你周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共同兴趣的朋友，然后给自己带来需要的体面生活，然后有一份宁静的心态。我是说给自己的心灵一个角落去听天籁之声。我特别渴望能够有一点业余时间，去读一点书，去感受那种纯粹精神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功利的，和朋友喝茶、喝酒、聊天，那种状态特别好。我骨子里的文人习气还在。做了近二十年的文化后进入电视，人家说电视是没有文化的领域，但是你仍然把自己当成文化人，电视始终是你不能完全投入其中的一个东西，你改变不了它，它也改变不了你，这就是我眼下比较尴尬的局面。
采访者：策划人是项目的灵魂，但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有的创意提出来了，委托方说你这个不行，可是等过了半年，你发现它做的正是你原来提出的策划方案。你是否觉得，策划人的角色是尴尬的？
阿正：所有的策划人在一定时期，都会碰到你说的这样的问题。策划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点破以后就不再值钱了，谁都可以做。所以，策划人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太难了，所有的策划人都有类似的悲惨经历。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选择好为谁做，比如我替斌华（指本书主编之一陈斌华）做策划，可能我就会有回报；其次，就是尽可能要参与全过程，很多策划人会通过对项目的执行，来实现他策划的报酬。
策划人最好的生存之地肯定是北京。他们（指此地的决策人或生意人）对策划的认知要深刻得多，知道策划的重要意义。我有一个基本观点，被一些朋友戏称为“阿正语录”：“定位决定命运，策划改变命运，传播影响命运。”定位是不是准确，决定了一个项目的命运。到了一个路口有三个选择，你选择错了永远都是错的，越发展越错，所以定位决定命运。策划可以改变命运，可以使你在有效定位的前提下，获得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然后，通常来说需要有传播来配合，有效的传播可以影响命运，影响它的实施效果，影响它的效益。
采访者：策划本来应该是扮演主体作用的，但却往往得不到尊重，甚至被认为是耍嘴皮子。你觉得这算不算策划人的悲哀？
阿正：是很悲哀，但也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大家都把策划当成业余的、兼职的。有人说，现在有三种劳动，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一个是嘴力劳动。很多策划人确实是靠“说话”谋取一部分报酬。但实际上，“说”的背后，还是智慧。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57节 文化：传媒的根本力量（2）
采访者：有没有想过要通过自己的影响，来改变这个领域？
阿正：我觉得要影响一个领域，除了做出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事以外，你还要能够给这个行业留下一些理论的东西。策划人不能只单单满足于一个项目换来多少银子，而要在这个项目中传播一种追求和理念，这种理念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会被接受。还有，策划人要在生存空间内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当那么多策划人在每一个点上都做到最好的时候，他们就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无数个策划人都围绕着中央台的三百个栏目做策划，如果每一个人都真心把某一类型的栏目推到最好的状态，最适合社会，最适合媒体的发展，最适合市场化，其实就是合力把这个行业的状态往前推进了一步。
采访者：你的策划案有没有被人打回来过？
阿正：肯定有。最好的东西往往因为你要好到极致，所以超前、极端，有时与市场需求就会有差距。
采访者：就是说非常欣赏，说你很好，但是他不采用？
阿正：一种是他欣赏，还有一种是看不懂，他不懂你这个好。
采访者：你想要什么样的环境？你觉得你在什么样的环境能发挥得最好？
阿正：允许任何异想天开的想法加入到讨论的行列里。
采访者：中国策划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你继续这么做？
阿正：我原来想从出版社跳出来做一个自由人，但后来与西部频道有了契约，这就显得很无奈。一个机构有时能给你提供非常基本的东西，既能够生存，又能够有一些机会。当然，它也会让你失去自由。
采访者：也就是说，目前这样的选择相对要现实些？
阿正：关键是心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其实反映了一个人的心态。我虽然在体制内，但是我比体制内的其他人心态要自由得多，我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它。我能够利用我的业余时间，去做所喜欢的策划工作，它能够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感，弥补我在这个体制内受到的制约。
采访者：你在乎社会对你的评价吗？
阿正：1995年因为想跳一级直接评正高职称“阴谋未遂”，我年轻气盛，把职给辞了，后来再也不愿意参加那样论资排辈的评定了。但现在的社会很势利，公众认同的还是一个既定的传统的评价体系。一些大学请我去讲课的时候，要做广告，需要说某某某是什么什么。这让我这样的人有点儿尴尬。当一些人知道你曾经的业绩时，你多少会有一些安慰。这一次，你们看走眼把我选进来，我也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这多少证明社会给了我认同。
这个社会目前还没有给自由策划人一个合理的评价。但是我想，大家一起努力，最终会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采访者：你后悔吗？是不是当年不应该意气用事？
阿正：那是另一条路了，代价也很大，得牺牲个性、天性，做很大的妥协。如果那样去等待，我成不了今天的我。我更喜欢现在的样子，当然有时候会有点尴尬。比如说到一个场合，主持人会介绍这是新华社首席记者，那是什么台长，到我这儿，主持人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采访者：这或许正是你的与众不同之处，不是吗？如果说别人有一二项一百分，而你可以说有四五项八十分，你的综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阿正：也许是吧！我也相信自己能有比现在更大的作为。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角色（指在西部频道当策划部主管）不会扮演太久。总有一天，不是这个机构对我失去信心，就是我对它失去耐心。要是这个（指这本书）被领导看到了，我已经想好怎么说了。我说你们有影响力，所以影响现在；我因为没有影响力，所以只能影响未来……
1556年，当世界上第一份近代报纸《威尼斯新闻》诞生，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传媒时代。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从此都通过传媒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世界的进程。作为一个文化人最大的价值，或者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价值，就是把你对世界的理解传导出去，如果你仅仅停留在别人做什么你传播什么这个被动“客观”层面上，你将永远是滞后的，是一只传声筒。
图书是经典文本传媒，在多媒体抢夺注意力的今天，中国的出版业要切为三块，然后实行分流管理。第一块，把出版社中真正的喉舌压缩成每一个省一家出版社，这支队伍国家要包起来，给他们提供社会中上水准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专心当“喉舌”；第二块，把占全国出版社百分之九十的专业出版社全部推向市场，让他们“自谋生路”；第三块，开放私营出版业，真正实现“出版自由”。
电视是最直观便捷的大众传媒，它的平民化本质和市场化取向迫使电视节目必须平俗，要最大程度满足最大群落的民众信息需求和娱乐需求，也就是收视率。电视的文化取向，素来都是在整个文化的平均值里头取一个中下值，所以电视“没文化”是与生俱来的。如何有效改变电视“没文化”的现象呢？“没文化”其实是由大一统观念造成的，满足了所有人，其实就等于谁都满足不了。所以应该考虑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深入到不同群落的不同文化形态中，做市场细分和分众营销，电视要从一个频道发展到几十个频道，节目从一种形式发展到多种形式，满足分众化的需求，让不同受众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在产品同质、内容为王的时代，策划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传媒运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阿正是一个横跨诸类媒体、常常能在瞬间抓住问题本质并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优秀策划人。然而，由于思想力和话语权的不对称，中国策划人在媒体中的地位却有些尴尬。在阿正的身上，策划的“威力”和策划人的“无力”都得到充分展现。
阿正，男，本名郑俊琰；1962年生，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同年进入出版社工作，以图书为基点开始了他策划传媒的历程，曾获“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四十一次。
发表各类作品近二百万字。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出版自选集《大出版的视野》、对话集《世纪对话——文化嬗变与中国命运》及南极考察札记《企鹅的请柬——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等五部书。
1996年入选全国九位“中青年出版理论家”，1998年入选“中国书评三十家”，1999年入选出版界“新生代十位精英”，2000年入选“中国书界十大风云人物”。
2000年初进京，突破出版疆域，策划“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担任总策划兼领队奔赴南极。2001年4月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聊天》节目总策划。2002年出任央视12频道策划部主管。2004年夏出任中宣国际传播集团副总裁。致力于传媒策划及各种大型活动策划。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阿正抽着很淡的焦油含量为五毫克的“中南海”香烟。不知道是本来就喜欢抽淡烟，还是因为这是北京白领的新时尚。
阿正是坦诚的，他没有回避任何问题，而且都给予了坦诚的回答。采访结束后，他有点儿腼腆地说：“今天连续说了四个小时，从来没有说这么多的话。”他说：“我很珍惜与大家交流的机会，珍惜每一个新朋友！”
我们都为他的真诚所打动。对于每一个“北漂”者来说，尽管他们在北京的年头也不短，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总怀疑自己是否真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他们苦在此、乐在此、理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