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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价值体系在新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这就是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 “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 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续之路。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阶段性任务，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高、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 四、新的中国与新的中国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核心逐步确立的时候，柏杨再度带着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来到了大陆，并且一度成为二○○三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 从“丑陋的中国人”出发，柏杨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后，双方几乎同时会师在尊严这个坐标点上。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会发现存在于大陆与柏杨，或者说两岸之间的一些惊人的巧合：八十年代，当走出“文革”阴影的大陆在阵痛中反思时，在台湾则同样在反思着的柏杨，其思想不仅震动台湾，并且风靡大陆；随后，在大陆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现象，与此同时，在柏杨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就这一现象挖掘国民劣根性的文章：而当新世纪初大陆开始倡导尊严的时候，柏杨的尊严也刚好来到了大陆。 同为中国人，两岸在经济发展，甚至一定的意识形态上有着极大的差别，然而双方在同一个阶段，所反思、所面临的却经常是共同的命题。同文同种的文化发挥出的功力，我们无法看到和触摸，但它却如此的强大！ 在今天的大陆，尊严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词汇，以其为轴心的变化几乎同样是可以触摸的。从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阶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同样也在以积极的姿态展示着这种力量。 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广州一收容所错误收容并非法致大学生孙志刚死亡一案，引发的对公民生存权的全国大讨论。大讨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已经实行了二十一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收容站转制为救助站。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大讨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的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依靠网络言论的力量，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发展，其结果是十一人被判刑，一人被判死刑。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由于“非典”的爆发和蔓延，“公众知情权”成为今年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几乎全国的媒体都参与过这场讨论，今天如果用Ｇｏｏｇｌｅ搜索“非典知情权”，将会查找到一万六千条以上的资讯。 最新的变化则是，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原来登记时需男女双方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同时可自愿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上述的案例、上述的变化，能够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懂得理解尊严的内涵，并且在生存中开始活出了自信。 一九九九年柏杨先生去香港，有记者问，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丑陋，现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中国人进步了吗？柏杨笑说：“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不过，如果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一个进步的开始。” 就是这个开始，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新的气象，看到了“精英阶层”的影子，听到了八十年代的余音。 历经了十年打碎、十年彷徨之后的中国人文精神，或许从现在开始还要再经历十年的建构。 或许本文的观点会被认为过于乐观，因为柏杨先生从丑陋到尊严，笔锋所指的国人病症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像顽疾一样地存在着，甚至还可能迸发出新的病症。 孙志刚致死案不过才发生半年，从媒体的披露可以看到，相似的案件还在发生着；更多的知情权还停留在口头上；结婚登记不用介绍信刚刚是几天的事情，由此便得出结论，是否等同于加减法一样简单化了？ 事实上，上述变化以及二十年来的变化，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雏形，这是从“五四”以来不断付出代价也不断努力的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国民精神基础上的，正是从鲁迅贯穿到柏杨作品中的国民性。 晚清政府曾经把自己的一败再败归结为船不坚炮不利，由此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船坚炮利后仍然逃脱不掉失败，事实上是晚清的国民精神已经完全腐烂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曾一度陷于物欲横流当中，但物质的相对富有同样也无法挽救人文精神的缺失。相反，正是由于这种缺失，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更多的丑陋中的丑陋。“适时出现”的柏杨（5）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曙光，看到的是中国人进步的曙光，这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二十年以来，从“五四”运动开始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现在需要的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正如柏杨笑言：“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 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回到“八十年代人”，回到柏杨。 对于“八十年代人”来讲，柏杨是一个导师。当“八十年代人”成为“精英阶层”时，今天的柏杨对他们已经没有当年的影响力，当年的学生和导师，在近二十年里以不同的路径，是一起寻找到了尊严这个坐标的。但是这丝毫无损柏杨的魅力，因为学生是从导师的震撼下出发的。 一个没有经历过任何教育的成年人，如果让他和一群儿童一起开始接受学历教育，那么这个人在小学阶段可能会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最终他一定会输掉这场比赛，因为这种智力开发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晚了，在他错过了应该接受智力教育的阶段后，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柏杨对于“八十年代人”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一个全民反思的大背景下，柏杨遇到了一群刚刚走出荒漠的，充满渴望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于是他们把他作为自己的导师。他们之所以接受柏杨，就在于柏杨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如此的深入人心。 对柏杨，大多数的“八十年代人”都怀着一种感念之情。 而柏杨对于“精英阶层”的意义则在于，当年他成功地把国民性批判，深深地根植在了他们心里，并由他们带到了今天，当他们以精英的身分在各个阶层发出各自的声音的时候，那里面，总是能够听到柏杨的声音。 借助六百万精英，柏杨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这就是柏杨的价值！ （作者系二○○三年大陆版《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责任编辑，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柏杨，依然在影响“八十年代人”
陈晓明 我想针对朱洪海先生这篇论文提出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人”以及“柏杨思想在八十年代”、“柏杨思想对八十年代人的影响”这几个概念做点补充说明。 我以为朱洪海先生提出“八十年代”这一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时代，我理解为一 个“高度浓缩”的时代，事实上它压缩了整个七十年代。所以七十年代变成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成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对那些断裂的东西累积到八十年代全部爆发出来，包括人力资源的堆积也是。我本身是七七级的大学生，当时我十八岁，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二十岁毕业后我留校教书，我的学生最大也有三十五岁了，所以当时的思想构成、人力、物力都可以说是非常混乱的状态，它压缩了好几个世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更是整个压缩在一起的，我是如此理解的。 第二，它也是好几个思潮压缩在一起。“文革”以后我们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也叫做“拨乱反正”，主要目的就是反思“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所以这时人们借用了各式各样的思潮去解释。最早也因此引进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包括科学史、文学理论、西方社会学、哲学等方面。这让年轻一代非常兴奋，我们甚至是清晨三四点钟爬起来去买书，只要是来自西方的，我们全盘接收。 第三，我认为是堆积了无数的历史愿望。作为这样一个压缩的时代，人们有巨大的历史愿望，主要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我们知道了香港、台湾，它们都在亚洲，都属于中国，但是它们却发展这么快。记得当时有个电影导演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在访问了香港、台湾后到了日本，坐在日本银座的台阶下哭。他说，一九四五年后日本是战乱的一片废墟，中国大陆当时也都在同一个历史起跑点上，为什么现在的日本是这样？所以他坐在那里痛哭。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家、民族都有深切的爱，就是“哀其落后，怒其不争”，常想，我们怎么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呢？所以当时对传统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