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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言语和真理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正是因此，使得在使用固定语言的时期，出现了一种典型的“人物品评家”，他们整个地就是种族，知道怎样去把捉说话的人。用那锐利的目光看着一个人，透过野外的竞选演说（stump speech）或哲学的话语去了解说话的人，透过祈祷词去洞察祈祷者的内心，透过普通的善言温词去洞悉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更本质的层次——实时地、直接地、并怀着一切宇宙事物所特有的不言而喻的确定性去做到这一切——这是真正禁忌方面的人所缺乏的，对这种人来说，一种语言无论如何都带有说服的作用。一个同时又是外交家的牧师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康德式的伦理哲学家决不是一个“人物品评家”。
那在言谈中说谎的人，总会不知不觉地在举止上自露马脚。一个用举止去掩饰的人，总会在语调上自现原形。正是因为僵化的言语把手段和意思分离开了，因而言语用手段骗不了敏锐的鉴赏家。一个行家里手只要看一眼人的步态或字迹，就立刻能从字里行间看出言外之意，就能对那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精神上的交往越是深入和亲密，就越是不需要借助经由醒觉意识的符号和联系。真正的情谊只需了了数语就能被理解，真正的信仰是根本不需言语表达的。老夫老妻的农民便是那不需再用语言就能获得理解的最纯粹的象征，他们黄昏时分坐在自己的茅舍前，一句话不说，便能心心相印，每一方都知道对方的所想所感。言语只会破坏那种和谐。从这种相互了解的情境中，有这样或那样的某种东西恢复了，这东西超越了高级动物世界的集体生存，深深掩藏在自由运动的生命的原始历史中。在此，来自醒觉意识的传达，有时离完成已只有一步之遥。
民族、种族和语言（3）
五
在所有已经被固定的符号中，没有一种比我们在其目前的状态中称之为“文字”的那种符号的后果更重大的了。毫无疑问，文字属于纯粹人类的言语历史，但有关文字语言的“起源”的观念，至少是有关它的传统的观念，一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和贫乏无味的，就像有关言语的某个起点的观念一样。对于后者来说，一个准确的开端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是和小宇宙的本质共存的，且包括在小宇宙的本质中；对于前者来说，那种准确的开端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要求以许多种已充分发达的交往言语作为前提，同时，它所构成的只是一个缓慢而平静地进化的因素——尽管最后会成为支配性的因素。所有的学说（不论它们彼此间如何正面地冲突），例如冯特（Wundt）的学说和耶斯佩森（Jespersen）的学说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用语词来研究说话，好象说话是某种新的自足的东西，这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带到一种根本上错误的心理学。实际上，文字语言是很晚才出现的一种现象，但它并不是一枝新芽，而是一切有声言语的词干上的一个分枝所开的最后一朵花。
实际上，纯粹的文字言语是不存在的。没有人在说话的时候，除使用既定的词汇之外，不利用其他的言语方式，比如重音、节奏、面部表情，这些东西比文字的语言更加原始，而且，文字的语言和这些东西已完全相互纠缠在一起了。因此，对于今天有着极端错综复杂的结构的文字语言的集合，十分有必要避免将其看作是具有一种同质历史的内在统一体。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种文字语言皆有着十分不同的方面，而这些方面的每一种在其语言的整体历史中又都有各自的命运。没有一种感官知觉和词的使用的详细历史全然地无关。此外，我们还必须非常严格地把有声的语言和字句的语言区分开来；前者甚至连较为简单的动物物种都熟悉，后者在某些特征上——其实就是个体的特征，但因此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根本不同的某个东西。对于每一个动物来说，声音语言，进而还有表现的动机（愤怒的吼声）和交往的符号（警告的叫声），是可以清楚地区分开的，而且，可以说，最早的词的情形无疑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么说的话，字句的语言是作为一种表现语言还是作为一种交往语言发生的呢？在十分原始的条件下，它是否多少独立于任何视觉性的语言如图画和姿势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答案，因为对于可以正当地称之为“语词”的前形式是什么样子，我们一无所知。语言学实在是太天真，它把我们今天所谓的“原始”语言（实际上，这是对很晚近的语言条件的不完全的描绘）当作有关语词和文字的起源的结论的前提来使用。在这类语言中，语词是一种已经确立的、高度发达的和不言自明的手段——也就是说，恰恰不是什么“原始的”东西。
毫无疑问，那使将来的世界语言有可能从动物世界的一般有声言语中分离出来的符号，就是我所说的“名称”——这是一个有声的影像，可拿来表示周围世界的某件事物，它被人看作是一种存在，并通过命名的行为而成为一种神意（numen）。我们没有必要去推测第一批名称是怎么得来的——在这个时期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人类言语中，没有一种能在此给我们提供最低限度的根据。但是，和现代研究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决定性的转向不是来自喉结构造的变化，或来自声带构造的某个特殊性，或来自其他任何生理因素——如果说真的曾经发生过这类变化，那它们影响的也是种族方面——它甚至也不是来自一种逐渐增强的自我表现的能力，比如说，通过从字词到句子（H。保罗）这样的现成手段，而是来自一种深刻的精神变化。随名称而来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如果说一般的言语是恐惧的产物，是醒觉意识面对事实时涌现出来的深不可测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恐惧迫使所有的动物在渴望证明彼此的现实性和亲近性时不得不群聚在一起——那么，第一个字词，亦即名称的出现就是一次巨大的跃进。名称的滋养既来自意识的意义，也来自恐惧的源泉。世界不仅是存在着的，人们在其中还能感觉到一种奥秘。在表现语言和交往语言的更一般的对象之上和之外，人给那谜一样的东西以名称。野兽不知道谜的存在。对于这种最初的命名，人不能想得太过庄严和神圣。说出名称常常不是什么好事，应该让名称处于秘密状态，因为在它里面潜伏着一种危险的力量。由于名称的出现，人类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即从动物的日常自然状态前进到了人的形而上的状态。在人类心灵的历史中，这是最伟大的转折点。我们的认识论习惯于把言语和思想放在一起，如果我们只考虑那些今天还能接触到的语言，那这就是对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比这更深入一步，我认为，随着名称的出现，本来意义上的宗教，确定的宗教，也从无形式的、类似于宗教的敬畏感当中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意味着宗教的思想。它是那摆脱了感觉的创造性的理解所具有的新概念。就像我们用一个十分重要的习语说，我们在“反思”、“沉思”某个东西。由于对被命名物的理解，一种高于一切感性生存的高级世界就开始形成了——这所谓的“高级”，既是依据明显的象征主义，也参照了头的地位，亦即人们（常常努力清楚地）推测的，头是思想之家。这种高级世界赋予了原始的恐惧感一个对象和一种解放之光。后来时代的一切哲学的、学术的、科学的思想一直是且仍然是以这种宗教的最初思想作为自己的最深厚的基础。
我们必须把这些最初的名称看作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声音语言和姿势语言的符号储存中十分不同的和个别的因素，对于那符号储存的丰富性，我们再也无法想象，因为其他的这类手段已成为文字语言的隶属，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它们与文字语言的联系。然而，当名称开始使交往技术变形和精神化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靠得住的——即眼睛的优势压倒了其他感官。人的觉醒和认识必须是在有光亮的空间中，他的深度经验是向光源和光阻的一种放射，他设想他的自我处在光的中心。“可见”或“不可见”交替地支配着产生最初的名称的理解状态。最初的神力（numina）有可能是在光的世界中以其效果而被人感觉到、听到和观察到而非看到的东西吗？毫无疑问，那众多的名称，和别的标志着世界事变过程中的某个转折点的东西一样，必定发展得既迅速又有力。在整个光的世界中，一切都具有空间的位置和在空间中持续的性质，这光的世界——在那原因和结果、事物和性质、对象和主体的紧张关系中！——很快就获得了无数的名称，并就这样铭刻在记忆中，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记忆”就是通过名称去理解被命名物的一种储存能力。在被理解的视觉对象的领域之上，加上了一个更理智的命名物的领域，它和前者都具有按极性安排并被因果原则所支配的纯粹广延物的逻辑性质。一切词型，如格、代词和介词（它们当然产生得较晚），都具有关于被命名的单位的因果的或局部的意义；形容词和动词也常常成双成对地产生出来；通常＇如在卫斯特曼（Westermann）所研究的非洲西部的埃维语（E’we）中＇，同一个词由于发音的高低而表示诸如大与小、远与近、被动与主动等特性。后来，这些姿势语言的残余完全变成了词的形式，例如，我们在希腊文的μακροs（大）与μικροs（小）及埃及文中表示痛苦的u音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开始于这些成双成对的正反词的对立思考的形式，构成了一切无机逻辑的基础，并把关于真理的每一种科学发现都变成了概念矛盾的运动，其中最普遍的例子就是旧观点和新观点的概念被对比成“谬误”与“真理”。
第二个伟大的转折点是文法的运用。现在，除了名称以外还有了句子，除了词的称名以外还有了词的关系，随之而来的，反思——它是一种运用词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它来自于用词的标记来标明其存在的事物的知觉——成了人的醒觉意识的决定性特征。交往语言在真正的“名称”出现之前是否就已经包括了有效的“句子”，这是一个很难以回答的问题。句子，按这个词目前被接受的意义来理解，其实是在这些语言的内部、根据它自己的条件、按照自己的阶段发展起来的，但是，其前提就是得有名称先行存在。句子作为一种概念关系，只有随着与其诞生一同出现的理智的变化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假定，在高度发展的无词的语言中，特征或特性一个接着一个在持续的实际运用过程中转变成了词的形式，并由此以一种日益牢固的结构而奠定了其位置，这就是我们今日的语言的原始形式。因此，所有文字语言的内部结构都是建立在古老得多的结构的基础上的，为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不必依赖词的储备和它的命运。
事实上，情形正好相反。因为，随着句法的出现，原始的个别名称变成了词的体系，这些词的特征是给定的，但不是通过其固有的意义，而是通过其文法的意义。名称是作为某种新奇的和整个地自足的东西而出现的。但是，词类则是作为句子的要素而出现的，从此以后，醒觉意识的内容就有如滔滔江水涌入词的这个世界，它们要求在词的世界中得到标明和表现，直到最后，甚至于“所有的一切”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态变成了一种词，能为思维过程所采用。
从此以后，句子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用句子而不是用词语来说话了。时常有人试图给这两者下个定义，但从来没有成功。根据F。N。芬克（Finck）的说法，词的形成是心理的一种分析活动，而句子的形成是心理的一种综合活动，前者先于后者。可以证明，作为印象而被接受的同样的现实性会获得不同的理解，因此，词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界定。但是，根据通常的定义，一个句子是一种思想的词语表现，是说话者心灵中的几种观念的联系的一种象征（保罗就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要从句子的内容来确定它的性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仅仅是，我们把那些相对而言最大的机械单位叫做是被使用的“句子”，而把那些相对而言最小的单位叫做是“词”。文法规则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是有效的。但是，一当我们从理论过渡到实践，就看到，通常所使用的语言不再具有这样的机械结构；它服从的不是规则，而是节奏。因此，在把要传达的东西按一定排列置于句子中时，就先验地包含了一种种族特征。同样的句子，对于塔西佗和对于拿破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