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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在学习它，好象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东西。我们还发觉，更加难以想象的是：事情原本可能有所不同，也许当初的人们听到这种奇怪而难懂的语言时会同时产生一种恐惧的战栗——就像在某些历史时期已被、且现在还被文字所激起的那种敬畏。不过，我们还是得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些时候，在一个不使用语词进行交往的世界中，文字语言构成了一种贵族式的特权，一种被嫉妒地保持着的阶级秘密。我们有数不胜数的例子——外交家和他们的法文、学者和他们的拉丁文、僧侣和他们的梵文——表示有可能出现过这样的倾向。纯种的人有一种自负，使他们彼此说起话来外人根本听不懂——这是一种对每个人来说应当是可共同运用的语言。同某个人“有过交谈”成为一种特权，一件可以自夸的事。所以，同受过教育的人交谈时使用文学语言、轻视方言等，也是真正资产阶级的自负的特征。只有我们生活在文明中的人，才让儿童学习书写就像学习走路一样平常——在所有早期的文化中，这是极其少见的事情，极少有人渴望这样的事。我相信，文字语言的情况曾经也是这样的。
起初，语言的历史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在这里，仅仅一个世纪，就会大为改观。我可以再次引证北印第安人的姿势语言，这种语言之所以成为必需的，乃是因为部落方言的迅速变化使得部落之间的相互了解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把最近发现的罗马广场上的拉丁铭文（约在公元前500年）同普劳图斯（Plautus）（约公元前200年）的拉丁文以及西塞罗（约公元前50年）的拉丁文比较一下。如果我们认为最古老的吠陀经文保存了公元前1200年时的语言状态，那么，甚至公元前2000年时的语言状态与此等经文所示的语言状态之间的差异，必定远非任何印欧语言学家用由果溯因的方法所能臆测。但是，当书写文字这种可以持存的语言在全然不同的时代水平上介入、束缚以致固定了语言体系以后，语言变化的速度就立即由快转慢。这使得语言的演进暧昧不明，非研究所能究问；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书写语言的遗迹。对于埃及和巴比伦的语言世界，我们所拥有的原本固然可远溯至公元前3000年，但最古老的印欧语言遗物却只是一些抄本，它们的语言状态要比其内容年轻得多。
在所有这些决定因素的影响之下，不同的文法和词汇的命运也大不相同。前者依附于理智，后者依附于事物和地点。只有文法体系常有自然的内在变化。反之，语词的运用有赖于一个心理学上的假定，那就是：尽管表现有可能改变，但内在的机械结构作为命名本质上所仰赖的基础，是保持不变的（且格外牢固）。伟大的语言家族即是纯粹的文法家族。它们中的语词或多或少是无家可归的，从一个族系流浪到另一个族系。语言学（尤其是印欧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文法和词汇看作是一个单位。所有的专用词汇（猎人、战士、运动员、水手、学者等等的行话）实际上只是一些词的储备，可以在所有文法体系中运用。半古典的化学词汇、法语的外交辞令，及赛马场中的英语，在所有现代语言中都被采纳了。我们可以说一些“外来”词，但在所有的古代语言中，大部分的所谓“词根”在有些时候也同样是外来词。所有的名称都依附于它们所表示的事物，并分享有它们的历史。在希腊文中，金属的名称是外来的；比如像ταυροs（公牛）、χιτωυ（外套）、οιυοs（酒）等词都是闪米特语。印度的数字则可以在波伽兹科易（Boghaz Keüi）的赫梯文本中找到，它们出现在上下文中，乃是随着马匹繁殖而引进这个国家的一种技术性表现。同样地，拉丁文的行政术语曾侵入了希腊东方，德文曾大量地侵入了彼得大帝的俄罗斯，阿拉伯文的语词曾渗透到了西方数学、化学和天文学的语汇中。诺曼人——本身是日耳曼人——使英文中充斥了许多法文词。讲德语的地区的银行业务中有许多意大利语的表达。同样地，在比这远为广泛的范围内，大量的与农业和畜牧业、金属和武器，以及一般地与所有的手工艺品的买卖、物物交换和部落间的法律等等有关的名称，一定都是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的，正如地理意义上的术语常常变成主导语言的固有语汇一样，结果，希腊文中包含了大量加里语和日耳曼凯尔特语的地方名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印欧语的词传播得越广，它就越是年轻，就越有可能成为一个“外来”词。恰恰是那些最古老的名称，常常被作为私有的专名珍藏。拉丁文和希腊文中只有十分年轻的词是两者共有的。那么，难道“电话”、“煤气”、“汽车”也属于“原始”人的语词储备吗？为了论证之故，我们不妨假定雅利安的“原始”语词有四分之三来自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或巴比伦的词汇；在梵语中，经过上千年的非书写文字的发展，我们一定找不到那种事实的痕迹了，因为甚至在德文中，无数的拉丁文借用词早就完全认不出来了。“Henriette”这个词的词尾“ette”是埃特鲁里亚语——到底有多少真正雅利安语和真正闪米特语的词尾——尽管它们完全是外来的——能反驳我们说它们是入侵者呢？在澳洲语和印欧语中，有许多词惊人的相似，这应当怎样解释呢？
印欧语体系当然是最年轻的，因此也是最理智的。从这种体系中派生出来的语言今天统治着世界，但在公元前2000年时，它真正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法大厦存在过吗？众所周知，雅利安语、闪米特语和含语（Hamitic）现今被认为有可能具有同一的最初形式。最古老的印度经文保存着（可能是）公元前1200年的语言状态，最古老的希腊文保存着（可能是）公元前700年的语言状态。但是，印度的人名和神名与马同时出现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当然是很久以后的事。采用这些名称的人显然首先是幸运的士兵，随后是有权势的人。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吗？——即大约公元前1600年，这些陆地上的冒险家，这些最初的骑师（这些人的成长与马不可分割，他们是那种半人半马的怪物的传说的令人恐怖的源头），在北方平原四处或多或少成为了冒险家的头目，并引进了印度封建时代的语言和神学。雅利安贵族有关人种和行为的理想也是这样的。根据前述的有关种族的观点，这就能说明说雅利安语的地区的种族理想，而根本没有必要借用某个“原始”民族的“迁徙”的说法。总之，骑士式的十字军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东方建立起他们的国家的——其与具有米坦尼（Mitanni）名称的英雄们二千五百多年前建立他们的国家正好是在同一个地方。
或者，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这个体系仅仅是一种已经遗失的语言的一个不重要的方言吗？罗马语的语言家族约在公元1600年时支配了整个的地中海。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台伯河流域的“原有”语言只有略大于一千平方英里的范围还在使用。当然，公元前4000年左右时，文法家族的地理图景还是十分复杂的。闪米特语－含语－雅利安语族群（如果它曾经形成为一个单位的话）在那时几乎不具有太大的重要性。我们对许多古老的语系——埃特鲁里亚语、巴斯克语、苏美尔语、利古里亚语（Ligurian）、小亚细亚古语，以及其他语言——的残余感到彷徨无措，这些语言在它们的时代一定属于十分广泛的体系。在波伽兹科易的档案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辨认出了八种新的语言，它们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都是通用的。依据当时通常的变化速度，在公元前2000年时，雅利安语可能联合许多我们想象不到会和它发生联系的语言形成了一个单位。
民族、种族和语言（4）
七
书写文字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意味着人的醒觉意识的各种关系的彻底改变，因为它把醒觉意识从现时的zhuanzhi中解放出来了。图绘物体的图象语言要古老得多，可能比任何词语都要古老；但在这里，图画已不再是某个视觉物体的直接指符，而主要地是一个词的符号——即某种已经从感觉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本身没有预备而又需要必要的准备性训练的语言最早的和唯一的范例。
因此，书写文字以一种充分发达的文法为前提，因为书写和阅读的活动比起说和听的活动来要抽象得多。所谓阅读，就是以一种对于相应的字音的意义的感知去扫视文字意象；文字所包含的不是事物的符号，而是其他符号的符号。文法的意义必须通过即时的理解而得以放大。
词是一般人类所共有的，而书写只属于文化人类。与语音语言不同，文字不仅仅是部分地而是全部地受到世界历史的政治与宗教命运的制约。一切的文字都出现在各个个别的文化中，因而必须在文化的最深奥的象征当中来考虑。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写出过一部详尽的关于文字的历史，至于有关它的形式及其变异的心理学，甚至还没有人尝试过。书写是久远（the Far）的伟大象征，所谓久远，不仅指空间广延上的距离，而且首要的是指绵延、未来和追求永恒的意志。说和听只在近处和现时发生，但通过文字，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于还没有出生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个世纪还可以被人听到。文字是历史遗赠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也正是因此，最能表明一种文化的特征的，莫过于它与书写的内在关系了。如果说我们对于印欧语系所知甚少，那是因为利用这种语言体系的人所属的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印度文化和古典文化——在气质上是过于非历史的，以至于它们不仅没能形成自己的文字，而且甚至到其文化进程的晚期还排斥外来的文字。实际上，全部的古典散文艺术是直接为耳朵而存在的。人们读它就像是自己在说话，而相比较而言，我们说任何东西都像是我们在读它——结果，在文字意象与字音的永恒翘板间，我们从未达到阿提卡意义上完美的散文风格。另一方面，在阿拉伯文化中，每一种宗教都有它自己的文字，甚至语音语言改变了，它还能保持下来；圣书与圣训的持久性是和作为持久之象征的文字同属一处。字母文字最古老的证据在南阿拉伯的米内（Minaean）文字和示巴（Sabaean）文字中可以找到——毫无疑问，这些文字是依照教派而划分的——它们大概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前十世纪。犹太教徒、曼达派教徒、巴比伦的摩尼教徒，说的都是东阿拉米语（Eastern Aramaic），但他们各有自己的文字。从阿拔斯时代起，阿拉伯语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基督徒和犹太人写阿拉伯语各有自己的特色。伊斯兰把阿拉伯文字在它的信徒中普遍传播，不管他们说的是闪米特语、蒙古语、雅利安语还是黑人语言。书写习惯的发展使得它在各处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书写语言与会话语言的区别。书写语言使得绵延的象征主义影响了它自己的文法状况，这种状况本身仅仅是缓慢地和勉强地才屈从于会话语言的渐进的修正——因此，后者在任何给定时期总是代表着一种较年轻的状态。希腊语言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两种，并且，帝国时代的书面拉丁文和活拉丁文间的巨大差异，在早期罗曼语（Romance languages）的结构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一种文明越是古老，这种差别就越是突兀，直到今天，我们在书面的汉语和中国北部受过教育的人所说的官话之间还能看到有一道鸿沟——这已不再是两种方言的问题，而是两种彼此陌生的语言的问题。
在此，应该注意到，我们遇到了一个直接表现出来的事实，那就是：书写之事，首要地与人的身份有关，尤其是僧侣们的一种古老特权。农民没有历史，故而也没有书写。但是，即便撇开这一点不谈，在人类种族的天性中，对文字书写也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厌恶。我认为，笔迹学中有一项最重要的事实，即是，书写者越是具有种族特性，则他处理文字的修饰性结构就越是酣畅，他也就越是容易用个人的行文路数来取代这种结构。只有相信禁忌的人，才对文字的固有形式表现出某种尊重之意，且不自觉地不断努力再现那形式。这就是创造历史的行动之人与仅仅将历史诉之于笔端并使其“永恒化”的学者之间的区别。在所有的文化中，文字皆掌控在僧侣的手中，不过，诗人和学者也应算在这个行列。贵族轻视书写；他们有人替他们执笔。从洪荒时代起，书写这种活动就只与文人或僧侣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