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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德国赢得了胜利。正是歌德用他对于历史转折点的准确眼光把那时新发表的《明娜·封·巴尔赫姆》（Minna von Barnhelm）描述为具有特殊的民族内涵的第一部德国诗歌。它是又一个例子，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例子，说明了西方各国是如何按朝代来界定自己的，说明了德国是如何由此而一举重新发现自己的诗歌语言的。霍亨斯陶芬统治瓦解时，德国的哥特式文学也瓦解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整个西方文学的黄金时代——里，在各个地方出现的东西再也不配称为哥特式的。但是，由于腓特烈大帝的胜利，一种新的诗词出现了。“从莱辛到黑贝尔（Hebbel）”，和从“罗斯巴哈到色当”是一样的意思。那种有意识地先是依靠法文，然后依靠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民歌，最后（在浪漫主义中）依靠武士时代的诗歌去恢复那一失去的联系的企图，至少产生了一种艺术史的独特现象，这种艺术史，虽则从没有真正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大部分都闪现了天才的光芒。
到18世纪末，这种非凡的转变终于得以完成，邦族意识力图在这一转变中把自己从朝代原则中解放出来。尤其明显的是，这种情形在英格兰早就发生了；在这一联系中，大部分的读者都会想到“大宪章”（Magna Charta）（1215年），但有些人一定会看到，在相反的方面，对国家的承认本身就包含着对它的代表的承认，这一承认赋予了王朝情感一种具有新鲜力量的深刻性和完美性，而这正是大陆的各民族还几乎全然陌生的。如果说现代英国人是（但并没有这样表现出来）世界上最保守的人类，如果结果是英国人的政治管理乃通过国家脉动的无言的和谐而不是通过直率的讨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且因此直到现在它仍是最成功的管理，那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王朝情感早早地摆脱了它在君主权力中的表现。
反之，法国大革命在这方面只是唯理主义（Rationalism）的一种胜利。它带给民族的自由远不及带给民族概念的东西多。王朝意识已经渗透进了西方种族的血液，因此之故，它也给西方种族的智性带来了苦恼。因为一个王朝代表着一个历史，它是一块土地上有血有肉的历史，而理智是无时间的和非历史的。大革命的各种观念全都是“永恒的”和“真实的”。普遍人权、自由、平等，这些都不过是字面的和抽象的，而不是事实。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称这一切是共和的，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少数人用全体的名义力图把新理想引入事实的世界的又一个例子。它变成了一种权力，但却以理想为代价，它所做的一切，只是以19世纪的理性化的爱国主义去取代旧的、被感觉到的依附；以一种文明化的民族主义去取代它，这种民族主义只在我们的文化中才有可能，在法国本身，甚至在今天，它还无意识地是王朝的；以作为王朝单位的祖国的概念来取代它，这种概念最初出现于西班牙人和普鲁士人对拿破仑的叛变，以后又出现于德国和意大利的王朝统一战争。从种族与言语、血液与理智的对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西方所特有的理想，以抵制谱系的理想——母语的理想。在这两种国家都有一些热心人士，想以共和和诗歌的连结去取代皇帝和国王观念的统一力量——这当中有一种“复归自然”的倾向，但是是历史向自然的复归。语言的斗争取代了继承权的战争，在那一斗争中，一个国家力图把它的语言及其民族性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但是，人人都会看到，甚至理性主义的国家概念作为一个语言单位，至多也只能模糊而不能取消王朝情感，就像希腊化的希腊人在精神上不能克服他的城邦意识，或一个现代犹太人不能克服民族的佥议原则一样。母语不是从虚无中产生的，相反，它本身乃是王朝历史的产物。若是没有卡佩家族（Capetian line），就不会有法语，而只会有一种北方的罗曼－法兰克语和南方的普罗旺斯语。意大利的书写语言则要归功于德意志的皇帝们，尤其是腓特烈二世。近代的各个国家最初乃是具有古老王朝历史的人口。但在19世纪，把国家看作一种书写语言的单位的第二种概念消灭了奥地利民族，但也许创造了美国民族。从此以后，在所有国家中都出现了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即作为王朝历史单位的方面和作为理智单位的方面，去代表民族的两个派系——即种族的派系和语言的派系——但这些思考立即引起了许多政治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要等到下一章来研究。
原始人、文化民族和费拉（3）
五
最初，当土地上还没有城市的时候，是贵族代表着最高意义上的邦族。“永恒的”和没有历史的农民，则代表着文化破晓之前的一种民族，并且，在最根本的特性上，这种民族乃是原始民族的延续，当邦族的形式再次消逝时，这种民族还残存着。像文化的其他伟大象征一样，“邦族”也是少数人内心里最为珍爱的所有物；热爱邦族的人，生来就属于邦族，就如同热爱艺术和哲学的人，生来就属于艺术和哲学一样，而创作者、批评家和门外汉或诸如此类的人之间的区分，也都是生来就有的——在古典的城邦中，在犹太人的共同一致中，在西方民族中，都是一样。当一个邦族奋起为自己的自由和荣誉而战时，真正激发众人的总是少数人。民族“觉醒了”——这不只是一种辞藻，因为只有这样，全体的醒觉意识才能表现出来。所有这些个人作为族类的“我们”感，昨天还满足于家庭、工作，也许还有家乡的范围，而今天他们突然就变成了不亚于民族的人。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自我及其“彼物”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邦族变成了历史的。甚至无历史的农民也变成了邦族的一员，一种日子在他面前破晓了，这时候，他亲历着历史，而不仅仅是让历史从眼前滑过。
但是，在世界城市里，除了那种具有历史而且活生生地经验着、感觉着并企图领导邦族的少数人以外，还出现了另一种少数人；这是一些无时间感的、非历史的文人，他们不是命运的人，而是理性和因果的人，他们在精神上脱离了血液和存在的脉动，他们有着异常清醒的思考意识，这种意识在邦族观念中再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含义了。世界主义不过是知识界的一种觉醒意识的联想。其中有对命运的憎恶，特别是对作为命运之表现的历史的憎恶。邦族的所有东西都是种族的——因此之故，它找不到可以表现自己的语言，对于需要思维的一切东西，它都感到束手无策，其笨拙简直到了致命的程度。世界主义是书本上的东西，且停留在书本上，其理由还非常充足，但是，除了用更多的理由去捍卫已有的理由以外，在别的方面它是非常软弱的，或者说在用血气去捍卫它的理由方面是非常软弱的。
因此，这种智性非常卓越的少数人只好选择才智的武器，他们只能这么做，因为世界城市纯粹是智性的、无根的，是文明通过假设而获得的共同所有物。天生的世界公民、世界和平主义者和世界调解者——在“战国”时代的中国，在佛教的印度，在希腊化时代，以及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都是一样的——是费拉的精神领袖。“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只是和平主义的另一种公式。一切文化的历史中都有一种反邦族的因素，不论我们有没有证据。纯粹以自我为指归的思考，对生命永远是陌生的，因而对历史也永远是陌生的，是不好战的，是没有种族的。想想我们的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雅典的智者派、佛陀和老子吧——更别说那些具有教士的和哲学的世界观的伟大斗士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一切民族主义的强烈轻视了。不管他们的情形怎样各不相同，但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即种族的世界感、看待事实的政治（因而是邦族的）本能（“不论对与不对，祖国还是祖国！”）、要做演化的主人而不做它的对象的决心（因为二者必居其一）——一句话，即追求权力的意志——必须退却并让位于一种倾向，具有这种倾向的标准人物通常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原始冲动，因而只能唯逻辑是从；他们对于真理、理想和乌托邦的世界稔熟于心；他们是相信自己能用逻辑代替现实、用一种抽象的正义代替事实的威力、用理性代替命运的书呆子。这种倾向始于永远胆怯的人，他们使自己从现实退却到斗室、书斋和精神共同体中，并宣布世间的作为是没有意义的；它在每一种文化中都终于世界和平的信徒。每一民族（从历史上说）都有这种无用的废物。甚至他们的头也在观相方面独自构成了一个类别。在“智性的历史”中，他们的地位很高——他们当中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名字——但从现实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无能的。
一个置身于其事变世界中的邦族的命运，取决于它的种族品质能多大程度上成功地使这些事变对它不产生历史的效力。甚至现在，我们也许还能证明，在中国的战国时期，秦国之所以得胜（公元前250年），是因为只有它与道家的情感保持了距离。无论如何，罗马民族之所以胜过古典世界的其他民族，是因为它能把它的政策措施和希腊主义的费拉本能隔离开。
一个邦族就像是获得了活形式的人类。各种世界改良学说的实际结果始终是一种无形式因而无历史的集合。所有的世界改良家和世界公民都代表着费拉理想，不论他们自己是否认识到。他们的成功意味着邦族的历史退位，这种退位不是有利于永久和平，而是有利于另一个邦族。世界和平总是一种单方面的决心。罗马和平对于后来的军人皇帝们和日耳曼军事国王们只具有一种实际的意义，就是，它使一亿多无形式的人口变成了少数武士集团的权力意志的单纯对象。这种和平是以和平的牺牲为代价，与此相比，坎尼战争的损失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巴比伦人的、中国人的、印度人的、埃及人的世界从一个征服者的手中转到另一个征服者的手中，是它们自己的血替这种竞争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它们的——和平。当1401年蒙古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时，他们踩着那没有进行自卫的巴格达十万居民的头颅建起了胜利的纪念碑。从智性的观点看来，毫无疑问，邦族的消亡把一种费拉世界放在了历史之上，这是最后的且永远地文明化的历史。但是，在事实的领域，历史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状态，它在那里交替于长期的服从与短暂的愤怒之间，这种愤怒只会引起流血——世界和平永远也不能消除它——而不能改变任何东西。从前，他们为自己而流血；现在，他们必须为别人而流血，且常常只是为了娱乐别人而流血——这就是区别。一个坚决的领袖，把一万个冒险家聚集在自己身边，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整个世界只是一个单一的帝国，它就将成为一个仅供这类进行征服的英雄们进行剥削的最大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场所。
“宁死不做奴隶”（Lever doodt als Sklav）是弗里斯兰（Frisian）农民的一句古老格言。每一种晚期文明都选择了它的反面，同时，每一种晚期文明都不得不去体验这种选择所要付出的巨大的代价。
历史的假晶现象（1）
一
在岩层中，常常掩埋着矿石的结晶体。当裂缝和罅隙出现时，水渗了进去，结晶体逐渐地被冲刷出来，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只留下结晶体的空壳。接着是火山爆发，山体被爆裂，熔岩流注到那空壳中，然后依次凝聚、结晶。但是，这些熔岩不能按照自己的特殊形式去随意进行这一切。它们必须填满可填的空隙。这样就出现了歪曲的形状，形成了其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抵触的结晶体，明明是某一种岩石，却表现了另一种岩石的外观。矿物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假晶现象（Pseudomorphosis）。
我想用“历史的假晶现象”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一种情形，即：一种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土生土长的年轻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不但无法达成其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且不能充分发展它的自我意识。从此种年轻心灵的深处喷涌出来的一切，都要铸入该一古老的躯壳中，年轻的情感僵化在衰老的作品中，以至不能发展自己的创造力，而只能以一种日渐加剧的怨恨去憎恶那遥远文化的力量。
阿拉伯文化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它的史前时代完全处于古巴比伦文明的地域内，而此地域两千年以来一直是连绵不断的征服者的掠夺之地。它的“墨洛温时代”是由一个小波斯氏族的专政所表现的，这个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