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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查理一世在1628年以后同样试图进行无议会的统治。在德国，也在同时，三十年战争爆发了。三十年战争重要的宗教意义易于遮蔽我们，使我们看不到其中包含的其他问题，并且不可忘记的是，三十年战争也是一种努力，即想对帝国权力与大选帝侯的投石党之间的斗争，以及个别诸侯与他们的地方等级会议的比较小的投石党之间的斗争作出一个了断。但是，那时世界政治的中心在西班牙。在那里，与一般的高级礼节相联系，巴罗克时期的外交类型已经在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内阁中发展起来；王朝原则——就体现在与议会相对立的绝对国家中——已经在其同波旁家族的长期斗争过程中获得了最高的发展。但是，那一想把英格兰也并入西班牙系统的企图，在腓力二世的治下并未取得成功，当时，他的妻子玛丽女王（Queen Mary）有关一个期待已久并已经宣布的继承人的希望落空了。但是现在，在腓力四世（Philip Ⅳ）的治下，一个横跨各大洋的世界君主国的观念复活了——不再是早期哥特时期的神秘的梦想君主国，即“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掌握在哈布斯堡家族手中的世界版图的理想，这个世界版图将以马德里为中心，将牢固地占有印度和美洲，并拥有作为其基础的早已能感觉到的金钱威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图亚特家族很想借助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继承人同西班牙公主的联姻来巩固他们的岌岌可危的地位；但是结果，马德里宁愿同它自己在维也纳的旁系亲族联姻，于是詹姆斯一世（James Ⅰ）转而向西班牙的敌对派波旁家族提出联姻的建议。这种家族政治的无益的纠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助于把清教运动和英国的投石党运动结合成为一次大革命。
在这些重大的决定中，王位的实际占有者——如在“同时代”的中国——比起那些个别的伟大政治家来说不过是次要的角色，因为西方的命运在整整的几十年时间里都系于这些政治家之手。马德里的奥里瓦雷斯（Olivarez）和西班牙驻维也纳的公使欧那特（Oñ；ate）是那时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的对手是代表着德意志帝国观念的华伦斯坦和代表着法国绝对国家的黎塞留——稍后继起的还有法国是马扎林、英国的克伦威尔、荷兰的奥尔登巴内费尔特（Oldenbarneveldt）、瑞典的乌克森谢纳（Oxenstierna）。直到勃兰登堡的大选帝侯（the Great Elector）那里，我们才再次遇到了一个具有自身的政治重要性的君主。
华伦斯坦不自觉地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止步的地方着手他的事业。自从1250年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死后，帝国各等级的权力已变得没有限制了，而华伦斯坦在其统帅的第一次任期内，作为一个zhuanzhi皇帝的国家的战士，所反对的正是这些等级。如果他是一个更伟大的外交家，如果他更聪明一些，尤其是如果他更果断一些（因为，实际上，他在决定性的关头总有些怯懦），并特别地如果他能像黎塞留那样排除困难把君主个人置于他的影响之下，那么有可能，帝国境内的各诸侯王国就会全部垮台。他发现这些诸侯当中有叛逆，应加以废黜和剥夺他们的领地；在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时（1629年底），他在军事上已将德意志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那时，他在一次谈话中曾大声疾呼说：皇帝应当成为帝国的主人，如同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国王是他们的国家的主人一样。他的军队——是“自给自足”的，并且由于人数众多而独立于各个等级——是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支具有欧洲重要性的帝国军队；与这支军队相比，蒂利（Tilly）所率领的投石党人的军队（因为那就是“联盟”的实质所在）实在是不算什么。1628年，华伦斯坦在施特拉尔松（Stralsund）兵临城下，他要具体实现哈布斯堡王朝在波罗的海的海上霸权，并以此来从背后袭击波旁王朝的体系——恰好那时，黎塞留正在围攻拉·罗谢勒（La Rochelle），且运气比较好——这使得他自己与“联盟”之间的敌对变得几乎不可避免。他没有出席1630年的累根斯堡议会（the Diet of Regensburg），并且说该议会的地点“不久就将在巴黎”。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失误，因为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投石党主义的选帝侯们以转而支持路易十三（Louis ⅩⅢ）相威胁击败了皇帝，迫使皇帝撤除了自己的将军的职务。由此，德意志的中央集权放弃了它的军队，尽管它并不理解这个措施的后果。从此以后，黎塞留抱着瓦解西班牙在德意志的势力的目的支持那里比较强大的投石党，而在另一方面，奥里瓦雷斯，以及刚刚复职重获权力的华伦斯坦，与法国贵族结盟，他们因此而在皇太后奥尔良（Orléans）公爵加斯东（Gaston）的庇护下采取了攻势。但是，帝国权力已经失去了它的良机。红衣主教在两方面的竞赛中都获胜了。1632年，他处决了蒙特莫伦西家（Montmorencys）的最后一个公爵，并使德意志的天主教选帝侯们公开与法国结盟。从那时以后，华伦斯坦由于对自己最后的目的没有把握，开始越来越背离西班牙观念，认为他能使帝国观念避开西班牙观念，于是在实际上越来越接近等级的立场——如同数年后法国的投石党人蒂雷纳（Turenne）元帅。这是晚期德意志历史的决定性转折。由于华伦斯坦的脱离，绝对的皇帝国家成为不可能的了，而1634年对他的谋杀也于事无补，因为皇帝已经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出现了有利的局势。因为1640年国王与等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同时在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爆发了。在西班牙的几乎每一个省份，国会都起来反抗奥里瓦雷斯；葡萄牙，以及同它一起的印度和非洲，已经风光不再，就连收复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那不勒斯（Naples）也费去了好多年时间。在英格兰——恰如三十年战争时的情形一样——国王与统治下院的乡绅之间的宪法斗争被小心地同革命的宗教方面剥离开，虽然二者的相互渗透是很深的。但是，克伦威尔特别是在下层阶级遭遇到的越来越激烈的抵抗——这一抵抗迫使他走向了军事独裁，虽然是十分的不情愿——以及后来复辟的君主政体的声望，皆显示了——除去所有宗教差异以外——贵族利益在引致王朝覆灭的方面所关联的程度。
在审判和处决查理一世的时候，巴黎的一次暴动吓得法国宫廷赶紧逃亡。人们为共和国而高呼，并修筑起街垒。如果红衣主教雷斯（Retz）更像克伦威尔一些，那么，各等级战胜马扎林至少是有可能性的。但是，西方的这一次重大的、普遍的危机的结局，被少数人物的势力和命运所决定，并体现为这样一种状态，即只有在英格兰，投石党（由议会所代表）才使国家和王权屈从于它的控制——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这种控制更被强化了，且持续得如此之久，以至于古老的诺曼国家的核心部分甚至在今天还继续存在着。在法国和西班牙，王权赢得了绝对的＇胜利，在德国，威斯特伐里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以一种英国方式确立了大诸侯的投石党对皇帝的关系，而以法国方式确立了其对地方诸侯的小投石党的关系。在帝国本身之中，由等级实行统治；在它的各个地方中，则由王朝实行统治。从此以后，帝国的皇位，如同英国的王位一样，不过徒有虚名，为始于巴罗克早期的西班牙式的庄严的遗风所环绕；而一个一个的诸侯们，则像英国贵族的主导家族一样，惟巴黎马首是瞻，并且他们的小型的绝对主义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是凡尔赛类型的翻版。因此，在种种方面，决定的作出都要有利于波旁王室而不利于哈布斯堡王室，这种决定早在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the Peace of the Pyrenees）中就已为所有的人看出来了。
随着这个划时代的转变，国家——它作为一种可能性是内在于每一个文化中的——被实现了，并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即其“状态”既不能被超越但也不能长久地保持。当腓特烈大帝在桑·苏西（Sans Souci）享乐的时候，秋天的萧索之气早已在空气中流动了。也是在这些年代里，伟大的专门艺术已经达到了其最后的、最精致的、最充满智性的成熟状态——就像雅典广场上优秀的演说家与宙克西斯（Zeuxis）和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这样的艺术家并存一样，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亦与精巧的内阁外交并存。
这种内阁政治本身已成了一种高级的艺术，一种令所有染指它的人都能获得满足的艺术，它的精巧和文雅令人叹为观止，它是彬彬有礼的、精致的，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神秘地感受到它的功效——因为俄罗斯、北美殖民地甚至印第安人的国家都已经行动起来，为的是通过惊人的联合的单纯力量在地球上完全不同的地点来作出决定。这是一种具有严格规则的游戏，一种中途截取信函和秘密结交心腹的游戏，一种在某一由若干政府组成的体系内结盟和聚会的游戏，这种体系在那时甚至被称作（具有深刻意义的）列强的“合奏”——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充满了贵族和精英——一种使历史“合乎形式”的方式，这方式从未被想象过，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从未被想象过，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
在西方世界，它的影响范围几乎已经遍及全球本身，绝对主义国家的时期还不到一个半世纪——从1660年波旁王朝在比利牛斯和约中战胜哈布斯堡王朝和斯图亚特家族回到英国时起，到针对法国革命的同盟战争时止。在这场战争中，伦敦战胜了巴黎，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伦敦战胜了维也纳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旧式的外交，即注重血统的外交而非金钱的外交，向世界举行了它盛大的告别演出。与此相当的时期是处于第一次僭主政治与第二次僭主政治之间的伯里克利时期，是中国人所谓的处于护国者与“战国”之间的“春秋”时期。
在高贵政治——它的形式是传统的而非流行的，是世所周知但不能一笑置之的——的这一最后阶段，标志其发展巅峰的是紧连着的两个哈布斯堡家系的绝嗣以及1700～1710年间在西班牙和1740～1760年间在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中所充斥着的外交事件与战争事件。这个最后阶段也是谱系原则的最高峰。“让他们进行战争吧；而你，幸福的奥地利，必须结盟！”（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这的确是“以另一种手段来推行战争。”这句名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有了（与马克西米连一世有关），但直到此刻，它才达到了最充分的效果。投石党战争演变成王位继承战争，这些战争是在内阁里作出决定的，并以少量的军队和按照严格的惯例骑士般地战斗到底。其所争夺的是巴罗克早期的联姻政治所集合于哈布斯堡王室之手的半个世界的遗产。国家仍“有待于获得形式”；贵族已变成效忠的宫廷贵族和服役贵族，进行着王室的战争并组成了王室的内阁。与路易十四的法国相并列，在普鲁士不久便出现了一个国家组织的杰作。从“大选帝侯”与他的等级之间的冲突（1660年）到腓特烈大帝（他在巴士底狱陷落前三年接见了米拉波）逝世，普鲁士的道路与法国的道路是一样的，并且各自的结果都产生了一个与英国类型完全相反的国家。
因为在帝国和在英格兰的情况是另外一种样子。在那里，投石党已经获得胜利，邦族不是被绝对政治所统治，而是被贵族政治所统治。但是，在英格兰与帝国之间，也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即作为一个岛国的英格兰基本上不需要有政府的警戒，她的上院的贵族和下院的乡绅把他们的行动建立在英格兰的不言而喻的伟大之上；而在帝国那里，上层的土地诸侯——以累根斯堡议会作为他们的上院——首要关心的是把偶然地落到他们各自手中的破碎的邦族教育成为有鲜明个性的“民族”，并把他们的破碎的国土尽可能严格地与其他“民族”碎片区分开来。地方视野取代了哥特时期就已出现的世界视野，而被思想和行动所培育着。邦族本身的观念沉迷于梦想的王国——那是另外的一个非种族的而是语言的、非命运的而是因果律的世界。并且在那一世界中，出现了一种“民族”的观念，最后还出现了“民族”的事实，那是诗人和思想家设想出来的，他们在诗歌和逻辑的空想中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共和国，以致最后竟然相信那种政治就存在于理想主义的写作、阅读和言说中，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