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八
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
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
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是为完成恢复我国经济的任务度过了的。在这个时间内，在农业方面，我们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恢复农业生产这些任务之外，我们还在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织，并且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经验。接着是从一九五三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差不多三年，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经验也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这是可能的吗？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苏联是在一九二○年结束国内战争的，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时间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六年时间内完成的。在这个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像《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是很快就被纠正。苏联终于用很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的技术改造。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已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产的，百分之十几的社是不增不减的，百分之几的社是减产的。这后面的两类情况是不好的，特别是减产的一类最不好，必须用大力去整顿。因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产的（增产的数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又因为那百分之十几的合作社虽然第一年不增不减，但是经过整顿，第二年可能增产；最后，那百分之几减产的合作社，经过整顿，第二年也有可能增产，或者进到不增不减的地位。所以，就整个说来，我们的合作化的发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本上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的。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
第三、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
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难道不可以说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因而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吗？我想可以这样说，并且应当这样说的，将这种方针估价为“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九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十
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末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开头，即在一九五八年春季，全国将有二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一一五千五百万左右的农户（以平均四口半人为一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那时，将有很多县份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全社会主义。我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一九六○年，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十一
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
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并且要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规划。省、专、县、区、乡各级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级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十二
一九五四年八月（这已经不是新闻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涨形势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各类互助合作组织和各阶层群众，已经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动起来了。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大社员，作为建社对象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充自己的户数，不够条件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也要求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它们自己。群众有的张罗入新社，有的张罗入老社。今年不准备入社的人们，也在积极地酝酿插入互助组。动的面很广，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这是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的特点。但由于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因此，部分村屯（按：黑龙江省的村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乡。黑龙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村。）在群众自找对象中，已经开始产生‘强找强，排挤贫困农民' ， ‘争骨干，争社员，相互闹不团结'，‘骨干盲目集中'，‘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农民趁机组织低级组或富农社'等等不健康的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情况下，光是从建立新社这个范围和角度出发，考虑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领导这个运动，已经不够了，必须从全村范围（按：即全乡范围）和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角度出发，既考虑到老社的扩大，也考虑到新社的建立，既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也考虑到互助组的提高，既考虑到今年，也考虑到明年，以至后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实现党的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里所说的“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只是黑龙江一个省是这样的吗？只是某些县、区吗？我看，这种领导落在运动后面的严重情况，很可能在全国许多领导机关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来。
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又说：“双城县的希勤村，以村为单位，采取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全面规划。这是领导合作化大发展的一种创举。其重要作用，首先在于通过规划，全面地实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有力地开展�